作者: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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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制度传播,很少是原封不动的照抄。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学习法律,往往学的是制度框架;等到真正执行起来,还要根据自己的军队、社会、民族习惯和统治需要重新改造。
西夏的杖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明显受到了中原王朝,尤其是宋朝刑罚制度的影响。但是等这些制度越过边境进入西夏以后,又逐渐长成了另一副模样。
所以,如果问西夏的板子从哪里来,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从唐末五代一路传到宋朝,再由宋朝深刻影响西夏。
研究西夏法制最重要的文献,是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编成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共二十卷、一百五十门、一千四百六十一条,是一部包括刑法、行政法、军事法、经济法和诉讼制度在内的综合性法典。研究者早已发现,它在编纂体例和具体法律内容上都大量吸收了唐宋制度,但又绝不是《唐律》或者《宋刑统》的简单翻版。
杖刑就是其中非常明显的一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天盛律令〉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指出:西夏杖刑源自晚唐以来的折杖法,而它的刑等,与北宋初年的“建隆折杖法”最为接近。
与此同时,西夏的笞刑又受到宋代军法“小杖”的影响;至于“决杖、黥刺、服役”组合而成的劳役刑,则与五代、宋代配隶刑有密切渊源。这就很值得我们沿着“板子”往前追。
宋太祖建立北宋之后,实行过中国刑罚史上很重要的“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记载,原来的流、徒、杖、笞,可以根据不同刑等折换成不同数量的杖责。比如杖一百,折为臀杖二十;杖九十,折臀杖十八;杖八十,折十七;杖七十,折十五;杖六十,折十三。笞刑也可以折为数量更少的臀杖。徒、流则在杖责之外,再配合相应的配役。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统“五刑”中的许多刑罚,开始被重新换算成“多少杖”。刑罚越来越数字化。某一种罪,到底应该打多少下,变成司法机关可以按照等级换算的问题。
这种制度思路后来影响了西夏。所以,我此前已经写过西夏军法中十五杖、十七杖之类极为细密的规定。乍看起来,这似乎只是西夏人特别喜欢把板子数得清楚;实际上,它背后存在一条更长的制度传统。
这条传统,可以一直追到唐末五代的折杖实践,再到宋初建隆折杖法的系统化。西夏学到了这种把肉体刑罚数量化的办法。
但西夏并没有停在这里。它又把这套制度放进了自己的社会中重新加工。这一点尤其重要。
西夏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原农业王朝。它长期处于宋、辽、金以及河西诸族群交错的政治环境中,国家军事色彩极浓。社会中存在复杂的身份等级,法律必须同时处理军队、部族、农牧人口、官员、使军、奴仆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天盛律令》中的法律条文往往比我们想象得细。谁犯罪;是什么身份;是否属于军职;第一次犯罪还是再次犯罪;处罚以后在哪里服役;是否戴枷;是否加黥;杖多少;都可能分别规定。
这就使宋朝传来的“板子”,进入西夏以后获得了非常鲜明的本土色彩。例如,同样是吸收中原赎刑制度,西夏并不完全照搬唐宋的罚铜制度,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罚马”这样的安排。项目研究者正是据此指出,西夏刑罚制度虽然来源多元,却会主动将中原制度与本民族习惯法融合。
一匹马,在中原法律里未必具有那么突出的地位。但是在一个具有浓厚农牧和军事传统的西夏社会里,马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财富。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杖刑。宋朝把五刑折换成杖,重点之一在于改变五代以来刑网繁密、刑罚苛酷的局面。《宋史》说宋初“削除苛峻”,折杖法本身具有减轻传统刑罚的意味。可是这种制度被西夏接受以后,并不意味着西夏就简单复制了宋朝的“宽刑”精神。
恰恰相反,《天盛律令》整体上仍然具有很明显的重刑倾向。现代学者在研究其杀人罪和刑罚体系时发现,西夏一方面大量借鉴宋律的具体技术,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需要扩大某些重罪范围、强化处罚。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技术可以学习,政治目的却可以不同。宋朝发明或者完善某种刑罚技术,是为了处理宋朝的问题;西夏把它拿过来,则是为了处理西夏自己的问题。所以,“从宋朝学来”绝不等于“变成宋朝”。
从杖政史来看,这一点尤其值得写。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并不是一条只在所谓“中原王朝”内部延伸的直线。制度也会越过王朝边界,在不同政权之间流动。
唐末五代出现的折杖和配隶经验,被宋朝继承;宋朝进一步把它制度化;西夏又从宋朝吸收;吸收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结构重新调整。
一根板子,因此也有自己的“传播史”。它从一个王朝进入另一个王朝的时候,长度可能相似,数字可能相似,刑等可能相似,但是打在谁身上、为什么打、和什么刑罚组合起来,却可以发生变化。
西夏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制度传播的窗口。它学会了宋朝用数字规范杖刑的办法,也吸收了宋代配隶、黥刺、小杖等制度因素;与此同时,它又把这些刑罚放进自己的身份体系、军事制度和劳役结构中重新排列。因此,把《天盛律令》简单称作“模仿唐宋”,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先把中原法律拆开,再挑选其中适合自己的部分,最后重新组装。
而“杖”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零件。所以,西夏的板子确实是从宋朝学来的。但是等这根板子真正落在西夏人的身体上时,它已经不完全是宋朝那根板子了。
它有自己的杖数,有自己的适用对象,有自己的军法逻辑,也有自己的黥刺、铁枷和劳役组合。
这也许正是观察古代中国各王朝法律交流时最有意思的地方:制度可以借来,规矩却要自己重新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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