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刚即位那几年,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臣接连上书,说了一句让皇帝也愣住的话。他说,古时候百姓没有算赋口钱,这钱是从武帝打匈奴那会儿起的,孩子生下来三岁就要交口钱,家里负担不起,竟然到了"生子辄杀"的地步。这四个字翻成白话就是:生出孩子来,直接掐死。写这话的人叫贡禹,官职做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一个朝廷大员,在正式奏疏里说自家百姓被迫杀婴,这不是牢骚,是拿全家的前程在说话。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停了很久。我们从小记住的汉朝是"轻徭薄赋",是文景之治、三十税一,怎么跟"掐死孩子"挨得上?
先把这笔钱的名目弄清楚。汉朝的人头税分两种。一种是算赋,针对成年人,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一百二十钱,算一算;这笔钱据《汉仪注》说,是用来置办军械车马的。另一种是口赋,专门冲着小孩来的。班固在《汉书·贡禹传》里记的那句"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说的就是它——孩子三岁开始交,一年二十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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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小看这二十三钱。《汉仪注》讲得细:其中二十钱归天子,另外三钱是武帝时加上去的,用来补车骑马。说白了,打匈奴缺的马钱,转了一圈,摊到了还没长大的娃娃头上。我读这段的感觉是,最狠的地方不在数字大小,而在它盯上了家里最不会说话、最没有产出的那个人。田租是按亩收的,你没地,一分不交;可人头税是按脑袋收的,只要你这个人在册,就得掏钱。
这就得说到汉朝的户籍,也就是编户齐民。一个人从生下来就登记进国家的户口册,有了名籍,就成了纳税当差的对象。户口记得越清楚,税就越跑不掉。贡禹那句"三岁出口钱",能落地,靠的就是这套把每个人钉在册子上的制度。我常想,户籍制度本意是为了征兵征税,可一旦落到穷人家,它记下的不是名字,是一笔笔躲不掉的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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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生子辄杀"到底是不是夸张?贡禹在上书里接着写:"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他要皇帝"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把口钱的起征岁数从三岁改到七岁,等孩子换了牙再收;算赋从十五岁推到二十岁。这个建议后来被采纳了,《汉书》记:"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从三岁到七岁,中间差了四年。这四年对一个农家是什么概念?是一个孩子从只会吃奶长到能下地干活的时间。差这四年,可能就是养得活和养不活的区别。
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贡禹自己。他不是养尊处优的权贵。同卷记他上书乞骸骨时说,家里"田百三十亩",为了上任"卖田百亩,以供车马"——一百三十亩地卖掉一百亩,才凑够上任的路费。一个自己都快揭不开锅的老臣,替天下穷人算这笔娃娃账,这话说出来才有分量。后人读这段,容易只盯着"生子辄杀"四个字猎奇,我倒觉得真正沉的是那个算账的人:他知道二十三钱有多难凑,因为他自己也为车马钱卖过地。说白了,这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是一个穷过来的人的切身体会。
假如你是元帝身边议事的大臣,手里正拿着贡禹这道奏疏:面对三岁就交钱的口赋,你会主张直接把起征岁数推到七岁,让穷人家缓一口气;还是先砍掉那笔"补车骑马"的三钱附加,减轻每个孩子的负担;或者你会想,与其一笔笔地免,不如把人头税并进田租,让有地的人多担一些?这三条路,你觉得哪一条最治本?
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贡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记"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并记贡禹籍贯琅邪、卖田百亩供车马、元帝时征为谏大夫至御史大夫;如淳注引《汉仪注》(见《汉书》卷一《高帝纪》"初为算赋"注、卷七《昭帝纪》口赋注),记算赋"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口赋"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配图说明:封面为汉代五铢钱实物,对应口赋以钱缴纳一段;p2为汉代户籍简牍,对应编户齐民一段;p3为《汉书》书影,对应贡禹上书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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