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31日,贵州江界河口,乌江北岸的枪声被江水反复撞回。红军长征队伍被追兵压迫在南岸,前有天险,后有重兵,能不能渡过去,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摆脱险境。红四团二连连长杨上堃,就是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当时,敌军早已把渡船集中烧毁,北岸还修筑了工事。江水湍急,寒气刺骨,强渡几乎等于把人送进火网。中央军委电令只有一句:“坚决强渡乌江!”
红四团先派出毛振华带领几名战士,拽着粗草绳悄悄下水。人是过去了,绳子却被激流冲断。先登岸的战士躲在崖壁下,冻得浑身发抖,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战斗力。
形势不能再拖。团领导决定扎制竹筏,利用火力掩护硬闯。杨上堃主动请缨,带二连担任突击力量。临出发前,他把随身物品交给一位老乡,说:“如果我回不来,麻烦把东西带给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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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句场面话。杨上堃清楚,竹筏目标大,敌军又占据高地,谁先靠岸,谁就要迎着子弹抢阵地。
竹筏靠近北岸时,敌军火力骤然加密。杨上堃带着十六名战士冲上滩头,与先前渡江的战友会合,很快撕开一道缺口。二连后续人员接连登岸,红军由一个缺口扩成一片阵地,随后向敌军纵深推进。
一个连,面对近三个团的阻击,竟然站住了脚。
刘亚楼后来记述这次战斗时,提到二连攻势非常猛烈,突破阵地后一直追到猪场附近,打得北岸守军措手不及。乌江防线被撕开,中央红军终于获得了向黔北转进的空间。
这场战斗让杨上堃声名大振。红二师举行庆功活动,授予他等人“勇士”称号,并奖励列宁装。有关战斗的报道见诸《红星报》,杨上堃也因此被称为“乌江英雄”。此后在长征途中,他还参加了娄山关、腊子口等战斗,成为红军基层指挥员中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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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能打仗的人,未必就能看淡个人进退。
杨上堃191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少年时家境贫苦。1929年朱毛红军进入兴国后,他经常帮忙张贴标语、站岗送信。1931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战斗经历,使他熟悉冲锋陷阵,却也逐渐形成了强烈的主官意识。
抗日战争期间,他随杨成武作战,担任过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一营营长、晋察冀军区一团参谋长,参加平型关、黄土岭等战斗。黄土岭战斗后,日军将领阿部规秀被击毙,部队声势大振。
有意思的是,问题恰恰出现在部队扩编之际。
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新组建部队,杨上堃认为自己资历深、战功多,担任团长顺理成章。命令公布后,团长由宋玉琳担任,他被安排为一纵参谋长。名义上职务有所变化,实际却远离直接带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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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不少干部眼里,参谋长不如主官显眼。杨上堃越想越不平,曾对身边人发牢骚:“这样的战功,难道就只能靠边站?”这类话传来传去,最终被袁彪当成了真。
1940年2月,杨上堃带着三人,袁彪带着二十多人,两股人马会合后离开驻地,向河北徐水方向行动。有关情况表明,他并不是投敌,也没有真正脱离革命的打算,更像是一时被怨气冲昏头脑,想用另起队伍的方式证明自己。
走出一段路后,杨上堃意识到事情严重,约一周后便带队返回第一分区,并主动向杨成武说明经过。杨成武查明情况后,将材料上报总部。
彭德怀得知此事,认为擅自带队离开组织,已经触犯军纪,必须严肃处理。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据相关回忆,毛泽东说,杨上堃有过功劳,事情属于内部矛盾,造成的损失也有限,能不能给他留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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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简单袒护。杨上堃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与造成伤亡、叛变投敌的案件性质不同。他很快返回,主动认错,也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军纪必须维护,干部也要给改正机会,两者并不矛盾。
杨上堃最终免于死刑,但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反省。对一个一心想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这种处理已经相当严厉。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挺进东北。恢复党籍的申请获准时,杨上堃十分激动,表示会以实际工作回报组织。此后,他参加敦化剿匪、四平保卫战等任务,后来又随四野南下,在江西任职。
只是,那次擅自离队始终影响着他的仕途。1955年授衔时,杨上堃被授予上校军衔。1967年,毛泽东南巡经过南昌,听到有人再次追查杨上堃的问题,曾问道:“当年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随后,杨上堃获得解脱。
晚年,杨成武曾考虑调他到福州军区担任参谋长,杨上堃却直接回绝:“我最不爱当参谋长。”一句话,仍带着当年那股直冲冲的脾气。曾经强渡乌江的猛将,最终没有走到更高的位置,转折点,正是那次因职务失意而离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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