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1660年),北京紫禁城与皇帝出巡的仪仗之间,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队伍承担着极特殊的差事。他们不负责铺张排场,也不只是守在宫门内,而是要提前抵达驻跸地点,查明道路和周边情况,替皇帝挡住最先出现的危险。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前锋营。
若只看人数,前锋营并不起眼。清代八旗军动辄数万,战时调集的兵马更为庞大,前锋营却大致只有一千七百余人。可在清朝统治者眼中,这不是一支普通兵马,而是从满洲、蒙古八旗中挑出来的精锐。
它的根子,还要追溯到皇太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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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并非单纯的军队编制。旗人平时有生产、生活和户籍安排,战时则披甲出征。基层单位称为牛录,通常以三百人为一牛录,再由牛录组成甲喇、固山。一个牛录中,真正勇悍、善骑射、能在险境中执行任务的人,才有机会被挑出来。
这些人被称为巴牙喇。
巴牙喇并不是一支完整军队,更像是八旗内部的精锐武装。皇太极时期,清军在与明军交战时,越来越重视侦察、突袭和夺取关隘。战场上,能不能提前摸清敌情,往往比临阵增加几百名士兵更重要。噶布什贤超哈,正是在这种需要下逐渐形成的。
这个名称在不同史料和时期中有所变化,职能也并非始终一成不变。早期的噶布什贤超哈,主要承担前哨、探路、袭扰和护卫等任务。他们要走在大军前面,观察敌军动向,也要在关键时刻突然出击,破坏对方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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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直白些,这些人不是用来填阵线的。
他们需要熟悉弓马,能够长途奔驰,还要有临机处置的本事。普通兵丁依靠军阵作战,前哨精锐却经常离开主力,在陌生地形中独立行动。一旦判断错误,身后未必有大队人马及时接应。
清军入关后,战争规模和统治范围都发生变化,这支精锐的作用也随之改变。顺治年间,朝廷逐步把原有的精锐前哨力量纳入固定营制,并设置统领、参领、侍卫、前锋校等官职。顺治十七年,噶布什贤超哈正式改称前锋营,分为左右两翼,身份从临时性的战场前哨,转为制度化的禁卫军。
名称变了,挑选标准并没有明显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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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代制度,前锋营兵员主要来自满洲、蒙古八旗。八旗满洲、蒙古共有八百八十五个牛录,按每牛录抽调两名精锐计算,兵力约为一千七百七十人。这个数字并非每个时期绝对不变,却能说明前锋营的基本特点:人数少,选拔严,直接听命于皇帝。
装备同样经过专门配置。前锋兵需配甲一副、胄一顶、强弓一张、箭七十支和钢刀一把,并且要具备较强的臂力。前锋营军官的头盔、缨饰也有明确规格,与普通八旗兵有所区别。
康熙以后,鸟枪逐渐进入前锋营。一部分士兵改用鸟枪,被称为鸟枪前锋,配有火药、铅弹和钢刀。弓箭没有立即退出,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正是当时清军装备过渡阶段的实际面貌。
有意思的是,前锋营虽然名声很重,却不是清军中四处征战的常规主力。平日里,他们承担宫禁守卫;皇帝出巡时,则提前一二里布置警戒,负责道路、营地和周边的安全。到了木兰围场,他们还要在御道外侧排布,成为皇帝身边最靠前的一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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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前锋营看作清朝的“亲兵”,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仍需分清职责。护军营负责宫城内外的守卫,骁骑营承担较多常规军事任务,神机营则偏重火器。前锋营的价值,在于精锐、机动和距离皇帝最近,而不是兵力庞大。
正因为数量有限,训练和待遇又较特殊,皇帝不会轻易把他们投入普通战场。真到了必须动用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让这样一支小部队承担关键任务,本身就是清廷对其战斗能力的判断。
不过,制度上的精锐,终究抵不过整体军政的衰败。咸丰以后,八旗军队日渐失去旧日的训练与纪律,前锋营也受到影响。到了清末,面对新式军队和近代火器,传统禁卫营的优势越来越有限。随着新军建立,前锋营逐渐淡出清朝的军事舞台。
它留下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兵力多寡,而在于清代统治者始终把最信任的一小部分人,放在皇帝身边最危险、也最需要判断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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