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毕业生已经有1200多万,就业压力摆在眼前,为什么还有几十所大学继续扩招?扩招到底是在制造“过剩的大学生”,还是国家人才战略的一部分?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扩招二十多年的来龙去脉说起。现在网上一说起大学扩招,多半是在讲它的“后遗症”:大学生太多,工作难找;不少民办大学被叫作“野鸡大学”,有人觉得它们根本不培养人,就不该办;还有人说读大学没用,毕业了什么都不会,还得从头学。
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近几年供过于求确实明显,就业不容易,民办高校招生也大幅下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但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
二十多年前,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和今天不一样。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发展模式很快从内需型转向出口外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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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地大力招商引资,大批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落地。这些企业急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进厂后培训一下就能上岗的年轻人,这正是扩招的现实背景。
当时企业要的人才很具体:懂计算机,打字快,会收发传真和电子邮件,会用办公软件,能用英语交流,动手能力强,最好还形象好、气质佳、有内涵。这类岗位在今天看来很基础,可在当年,能胜任的人非常稀缺。
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学历结构,跟不上外资大规模进入后的用人需求。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发展。
那时如果没有一大批高学历人才,欧美日韩企业来华投资就不会这么积极,因为连办公室的基础岗位都只能招到初中、高中学历的人,中国也不可能这么快实现工业化。当年中专毕业还包分配,身边几乎看不到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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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本事大小,只要是大专以上学历,就是社会抢着要的“高材生”。所以,要客观看待眼下高等教育的转型和随之而来的阵痛,就得把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完整梳理一遍。
只盯着今天的就业难,很容易把扩招说成一个错误;放到几十年的时间里看,才能明白它为什么发生、带来了什么,以及现在为什么既有收缩又有扩招。先说为什么要扩招,以及扩招为什么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切相关。
1999年到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从1022所增加到2820所,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08万猛增到1158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升到60%。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少数人的“精英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上大学成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正常选择。
短短二十多年,中国人力资本实现了一次大跃升。20至22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998年的9.8%升到2023年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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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累计培养本科和大专以上毕业生近1.4亿人,研究生1000万人。这样的人才规模放在世界上也很少见,也是中国经济能持续升级的底气所在。
如果没有扩招,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会从2000年的7年提高到2023年的11年,GDP潜在增长率每年还会低1到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的测算显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至今仍有13%,高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平均的10%。
也就是说,从整体看,读大学在中国仍然是一笔划算的投资。高等教育全面普及,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在二十年后积累出科技创新的集中爆发。
扩招带来的“工程师红利”,支撑了移动互联网、高铁、特高压、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产业的崛起。中国在本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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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红利在高端人才上体现得更明显。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数据模型显示,到2025/2026年,中国高校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博士毕业生将超过7.7万人,美国只有约4万人,而且其中有大量外籍留学生,计算机和工程类的留学生比例高达60%。
没有之前二十多年的扩招打底,就不会有这样的规模。扩招还带来了经济之外的社会效应。
一是促进阶层流动,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2024年“双一流”高校农村生源比例升到30%,比2005年提高12个百分点。二是推动性别平等,在校女大学生占比从1998年的38%升到52%,第一次出现女生多于男生。
三是积累文化资本,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首次超过60%。正因为这样,高等教育成了重塑社会观念、提升全民素养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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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庭因为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眼界、观念和下一代的起点都跟着变了。这种影响很难用就业率或起薪来衡量,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轨迹。
再看民办高校,它们经历过一段黄金十年,现在又走到了退潮的拐点。国家当初为什么要推动民办教育?
2002年,国家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支持民办教育。民办高校从2002年的133所增加到2019年疫情前的757所,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
民办高校的第一个功能是“缓冲”,接住那些没考上公办高校、又想继续读大学的学生。1999年到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年均增长10%,公办高校的录取名额却有限,民办高校承担了近40%的新增入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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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同时也帮沿海大批外贸和外资企业缓解了用工难题,和当时的产业扩张节奏是对得上的。第二个功能是差异化培养。
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学费虽然更高,每年普遍超过1.5万元,比公办高校贵不少,但在公办资源紧缺的年代,它让更多家庭有了供孩子上大学的机会。
只是随着供需关系变化,部分民办高校质量不高、专业同质化的问题暴露出来,招生下滑也就成了必然。这就引出标题里的问题:一边是毕业生规模庞大、民办高校遇冷,一边是名校还在扩招。
比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今年各扩招300人,南京大学本科招生规模比2021年已经多出1000人以上。可见扩招的方向变了,不再是各类学校一起铺量,而是把名额向高水平、有实力的高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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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看,这种调整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高校在校生规模预计将保持在目前的水平,要等2017年那一波出生高峰的孩子走完大学阶段,也就是2038年以后,大学生数量才可能开始回落。
在规模短期内降不下来的情况下,关键已经不是“招多少”,而是“招到哪里、学什么”。专业结构的调整也在提速。“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累计撤销或停招了1.22万个本科专业点,新增的只有1.02万个。
2026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超过10%,被撤销的专业里,既有翻译、小语种这类受AI冲击较大的传统文科,也有服装设计、广播电视编导这类缺乏技术门槛的艺术类专业。对普通家庭来说,有三条建议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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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不必死守本科,选一所好高职的王牌专业,三年总花费不到7万元,毕业好找工作,起薪也不低,回报不错。
其二,尊重孩子的兴趣,技能型人才的成长遵循“一万小时定律”,兴趣才是长期投入最大的动力,被逼着学的专业很难走得远。
其三,和孩子一起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本科不是学习的终点,高职毕业后照样可以通过专升本、成人本科继续深造。
真正决定一个人走多远的是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在AI快速改变就业结构的今天,一张文凭的保质期越来越短,持续学习的能力反而越来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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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和国家层面看,整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制度激励。一些地方用财政杠杆,给高水平的民办应用型高校提供生均拨款和专项债券支持,让办得好的民办学校有出路。
评价改革也在推进,破除“唯论文”“唯帽子”,把毕业生薪酬和企业满意度纳入高校绩效考核,引导高校围着人才培养质量转。还有一个方向是信息公开。
应当推动高校的教育质量、就业数据、论文质量等信息透明化,建立高校就业质量大数据平台,实时发布各专业的薪资和就业去向,让学生“用脚投票”。这类信息目前基本还不透明,家长和考生填志愿时往往只能凭名气和感觉,很难判断一个专业的真实前景。
总的来看,中国高等教育是按照国家发展需要设计的,眼下正加速向高质量转型,新旧动能正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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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到2035年前将形成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多元并存,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新格局:建设约100所高水平研究型高校,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同时,新建或转型800多所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中高端,培养现场工程师、产品工程师、产品经理等;建设2000多所覆盖市县的职业型高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可的社区学习中心。
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只要坚持需求导向、质量为王,都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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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崛起的必然;扩招退潮也不是末日,而是从“有没有学上”转向“怎样上好学”,从看学历转向看技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供给侧改革。
名校扩招、专业大调整、民办高校分化,都是这场改革的一部分。对家长来说,最该焦虑的不是孩子没考上本科,而是孩子没找到和自己兴趣、能力相匹配的成长通道。
对国家来说,最大的红利不是多发几张本科文凭,而是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光。扩招二十多年攒下了人才规模,提升了人力资本,也撑起了制造业的崛起。
接下来的二十年,要的是质量和创新,从跟跑走向领跑,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多元的升学和成才通道里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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