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在11月9日发布的10月物价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涨了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了5.7%。物价回到温和上涨的轨道,手握大笔定期的家庭算账就没那么轻松了。
国有大型银行的一年期定存牌告利率仍是0.95%,扣掉物价,利息的“含金量”所剩不多。钱却没有因此一窝蜂离开银行。
人民银行10月中旬发布的前三季度数据显示,住户存款增加9.39万亿元,同期居民贷款减少1.03万亿元。多存少借,说明多数家庭依旧把稳妥摆在头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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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发生在银行体系内部。9月末银行理财规模35.37万亿元,固定收益类占了九成以上,持有理财的投资者超过1.5亿人。
有人把它叫作“存款搬家”,说成换了个抽屉更贴切:钱从定期挪到理财、国债和养老账户,求稳的底色没变。标题里的“明后年”能否迎来转变,我们的判断是:转变已经开始,但会走得很慢。
利率只是表层原因。家庭愿意少存一点、多花一点,前提是对收入有底、对看病养老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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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就业和收入保持平稳,社保和养老保障继续补短板,预防性储蓄这层“安全垫”才会慢慢变薄。这也意味着,指望靠降息把存款“逼”出来并不现实。
存款的角色会从唯一的去处,变成家庭资产里的底仓,新增的钱再逐步分流到长期产品里。对普通家庭来说,急用钱和保命钱留在存款,长期闲钱再看别的工具,节奏比方向更要紧。
中国家庭为什么格外爱存钱,这些钱又怎样在金融体系里流动,一份国际机构的报告做过系统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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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三季度末,居民存款在各项存款余额中占比50.2%;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增长19.1%,占比由2023年末的9.0%升至11.2%。
业内认为,这与居民和企业存款更多分流配置股票、债券、理财等产品有关。世界银行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认为,人口结构变化、仍在完善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收入差距,是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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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家庭依靠自身资源来满足养老和医疗需求。尽管覆盖面有所扩大,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仍有差异,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尤其如此。
这使家庭更加依赖预防性储蓄,用来应对养老收入、自付医疗和教育开支、准备购房、失业风险以及其他冲击。此外,收入差距也推高了总储蓄,因为较富裕的家庭通常会把更大比例的收入存起来。
近期的经济形势强化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家庭储蓄偏好稳步上升,表明风险规避情绪在增强。就业市场预期偏弱、工资增长放缓以及房价调整,影响了家庭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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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就业、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确定性上升,很可能推动了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调查显示,相比消费,居民持续偏好储蓄。
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分别有63.8%和62.3%的受访者倾向于“更多储蓄”,而非更多消费或投资。长期和短期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助于解释家庭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消费增长为何偏弱。
细看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可以了解家庭如何作出储蓄决策。住房是中国家庭最主要的资产,2022年占家庭资产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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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是金融资产,其中大部分以银行存款而非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形式持有,2022年存款占家庭资产的23%。保险产品、投资基金和股票的作用较小。
住房长期以来是中国家庭最主要的价值储藏手段,但近期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削弱了这一作用。过去,房价上涨、可选的投资渠道有限以及对拥有住房的强烈偏好,共同支撑了购房需求。
2021年以来的房价下跌削弱了家庭资产负债表。销售下滑、租金回报率降低,降低了住房作为财富储藏手段在人们心目中的流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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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房产价值下降和未来房价的不确定性,许多家庭选择增加银行存款等流动性储蓄。银行存款是家庭财富的第二大支柱,它流动性好、安全,但收益低。
资金流量数据显示,家庭是银行体系的净贷出方,家庭存款在银行负债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存款远远超过家庭贷款。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9月,住户存款约为165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2%,是个人住房贷款的5倍、个人贷款总额的2倍。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了这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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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四分之三,家庭存款是银行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2015年利率市场化之前,中国的银行存款利率设有上限,存款的实际回报较低,有时甚至为负。
中国家庭储蓄获得的实际回报仍然较低。保险产品、投资基金和股票等其他金融资产,在家庭投资组合中所占份额较小。
按毛保费计算,中国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保险深度,也就是毛保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约4%,发达经济体平均为7.8%。作为储蓄替代品的寿险产品增长较快,但2022年其深度略低于3%,仍低于可比经济体4.5%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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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持有的股票和投资基金,从2016年的42.4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7%,增至2022年的86.7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2%,但增速没有跟上存款的扩张,2022年在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降至15.4%。
家庭持有的债券相对较少,增长也很缓慢。2022年,个人投资者约有2.2亿人,持有全部A股的三分之一,机构投资者持有22%。
据报道,个人投资者还贡献了约90%的日均市场成交额,以全球标准看比例非常高。个人投资者参与股市往往具有顺周期性,集中在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很少作为稳定、长期储蓄策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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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限制了多元化金融产品替代房产或存款、成为安全可靠储蓄工具的能力。信贷持续扩张及其支撑的投资,一直是中国非凡增长故事的关键驱动力。
存款和其他投资的回报偏低,反过来会影响家庭储蓄或消费的意愿。标准经济理论预测,储蓄的实际回报低,应当促使家庭少储蓄、多消费,因为推迟消费的吸引力下降了。
不过,有证据显示,中国家庭的行为偏离了这一模式:他们储蓄可能是为了攒够养老的缓冲资金,或者为应对大额且无法预测的开支提供保障,这就是所谓的“目标储蓄假说”。预期回报下降时,已积累储蓄的未来价值也随之下降,家庭的应对是多存而不是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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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估算显示,实际利率上升(下降)与家庭储蓄率降低(升高)相关。工资增长放缓、就业前景不确定以及房产价值调整,强化了这种行为。
由此,即便在实际金融回报偏低的时期,存款仍然吸纳了家庭储蓄的很大一部分。上述家庭资产负债表特征,对中国短期消费前景和经济结构再平衡都有重要影响。
在房价下跌、收入增长放缓、可靠的长期金融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可能更多依赖银行存款来应对不确定性。如果家庭把流动性和安全性放在首位,降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可能只是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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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下行期,预防性储蓄动机可能正在削弱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传统渠道。通过政策干预来丰富家庭储蓄选择、扩大消费信贷、深化资本市场、让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有助于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缓解宏观经济失衡。
增强金融体系支持再平衡的能力,需要拓宽家庭可用的储蓄工具。扩大非银行金融中介,包括个人养老金、寿险和公募基金等专业管理的投资基金,能为家庭提供更多长期储蓄选择,帮助他们实现储蓄目标,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提振消费。
2022年推出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补充,标志着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2022年11月,中国在36个城市和地区试点个人养老金制度,即第三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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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自愿参加、政府支持、市场化运营的制度,旨在补充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以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保险市场的开放和金融市场对外资的进一步开放,有望加强竞争、促进创新,为养老和意外情况提供新产品。
还可以考虑提高个人养老金的缴费上限,并开展公众宣传以提高参与度。到2024年,参与人数大幅增至6000万,但相对于劳动力规模仍然偏低。
简化养老储蓄在不同机构和省份之间的转移规则、统一储户账户和储蓄产品的监管与管理等更广泛的养老储蓄体系改革,可以进一步增强家庭的财务保障。更深入、更透明的资本市场,能够鼓励家庭和机构投资者分散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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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市场仍在发展之中,股票和投资基金正日益成为家庭储蓄的重要渠道。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股市估值相对较低、增长潜力较大,具有吸引力。
改进资本价格和企业价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吸引更多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能够增强中国股市的吸引力。鼓励国有企业定期分红、为长期储蓄提供税收优惠、扩大财富管理服务等政策措施,能够推动家庭把储蓄从存款和房地产转向股票,提高回报,降低储蓄倾向。
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是提高配置效率的关键。这将让银行作出更加市场化的贷款决策,把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领域,并在选择借款人时更加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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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充分市场化还能帮助家庭更有效地实现储蓄目标,减少过度储蓄、增加消费。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基于风险的决策,对改善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把金融领域改革与加强社会保障的更广泛努力结合起来,将推动经济加快转向更多由消费驱动的增长路径。通过提振信心、拓宽储蓄渠道、改善资本配置,金融领域改革能够帮助化解高预防性储蓄的一些结构性根源,支持中国经济走上更加平衡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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