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暨“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2026学术工作年会近日在北京画院开幕。与这一年会同时对外展出的是聚焦齐白石篆刻艺术的特展“决不回刀——齐白石的金石文心”。
齐白石篆刻艺术的形成,既离不开对秦汉印的长期学习,也与其书法创作的不断探索密切相关。“印宗秦汉”与“印从书出”,构成了理解其篆刻艺术的两个重要命题。作者通过梳理齐白石的自述、日记、序跋及手批印语等史料认为,齐白石自1902年前后开始系统学习秦汉印,经过近20年的勾摹与揣摩,将秦汉印确立为创作和评判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他的书法与篆刻也经历了从相对独立、逐步磨合到融为一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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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在治印
一、印宗秦汉
篆刻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艺术门类,是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体系。自元初赵孟頫首倡“宗汉”,至明季文人士大夫推崇秦汉之浑朴古雅,印宗秦汉已成为印学之正脉,即便在流派纷呈的清代,印宗秦汉仍是每位篆刻家的不二法门。齐白石当然也不例外。
对秦汉印的学习与研究,是齐白石印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齐白石至迟在1902年,便开始了对秦汉印的学习与研究,1903—1921年是齐白石密集勾摹秦汉印的阶段,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齐白石仍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对秦汉印保持亲近与关注。秦汉印不仅为齐白石在篆刻领域里的评价自我和评价他人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他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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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画院美术馆“决不回刀——齐白石的金石文心”展览现场
(一)1902年——齐白石学习秦汉印的至迟时间
关于何时开始学习秦汉印,齐白石自己没有说过,也无相关文字记录,但从齐白石所刻的“臣璜之印”“寿田之印”“夏寿田印”“武威樊嘉”四方秦汉印风很浓的白文印来看,齐白石学习秦汉印的时间当在1902年以前。理由如下:
“臣璜之印”(图1)公开发表于由王明明担任主编、黄惇担任执行主编的《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一书。编者有按语云:“早期仿汉印之作,约成于三十二岁至四十岁间。”编者把此印的下限定在40岁,即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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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臣璜之印,白文,齐白石刻,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寿田之印”(图2)、“夏寿田印”(图3)分别钤诸夏寿田为齐白石《借山吟馆图》题诗与题字的作品中。此两件作品虽无明确纪年,但从夏寿田的款识中有“长安奉题”字样,可知是齐白石首游西安所刻。齐白石首次抵达西安的时间是1902年夏历十二月中旬,有齐白石的《白石老人自传》为证: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我四十岁……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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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寿田之印,白文,齐白石刻。钤盖于夏午诒《借山吟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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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夏午诒 题《借山吟馆图》 镜心 纸本 29.5cm×48.5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而齐白石离开西安的时间是1903年夏历三月初二,有齐白石的《癸卯日记》为证:
二日,与午贻之京洛,佩苍少卿送余霸(灞)桥,葆荪送临潼。五十里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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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夏寿田印,白文,齐白石刻。钤盖于夏午诒题《借山吟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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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夏午诒题《借山吟馆图》 镜心 纸本 29.5cm×48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武威樊嘉”(图4)钤诸樊樊山为齐白石《借山吟馆图》题诗手迹。该手迹有“癸卯中和节”纪年款(中和节即二月初一),由此可知齐白石“武威樊嘉”刊于1903年二月初一之前。或许读者会问,凭什么说“武威樊嘉”是齐白石所刊?有樊樊山书信为证:
归署细读齐高士与刊各印,无不精美。若“天琴”“琴天同赏”“人间重晚晴”“楚国词人”“画妃亭印”“武威樊嘉”“九十九砚斋”“五十麝斋”皆妙入秋毫……(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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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武威樊嘉,白文 齐白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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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樊樊山 信札 托片 纸本墨笔 23cmX12.5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从齐白石这四方带有明显汉印风格的白文印章中,我们可以确定,齐白石在1902年以前便开始了对秦汉印的学习与研究,到1902年时,他已经刻得稳当平实。是年,齐白石正好40岁。
(二)1903—1921年——齐白石密集勾摹秦汉印时期
齐白石最早标榜自己印学秦汉的明确时间是1903年五月初二。他在为李瑞清刊“黄龙砚斋”时说:
二日,明日雨涛兄归陕,余与相处久,若有所失,孤坐欲蠢。为李梅庵篆刻“黄龙砚斋”四字,又为午贻刊“无双”印,皆汉人佳者笔法。
自此以后,我们可以见到齐白石对秦汉印“篆法佳者”“篆法可师者”不厌其烦地进行勾摹,其密集程度令人惊讶:
(1903年五月二十八日)复过筠庵处,假来汪秀峰先生所集秦汉人印谱八本及江七家印存册页,均拓边款。余以八本中其字篆法佳者,画其大意,得二百余字。
(1903年)闰五月四日,连日于汪启淑所赏鉴汉铜印丛中,择其篆法可师者,钩存二百余字,从此胸中更有成竹矣。
(1903年)闰五月七日,有送求古精舍金石图之书售,中有汉人印,余钩存数十字。
实际上,齐白石不仅对秦汉印谱进行选择性汲取,还对《汉印集韵选抄》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热情。如1911年他借谭氏藏本《汉印集韵选抄》进行摹写,此事有谭泽闿题签为证:
萍翁在长沙借谭瓶翁藏本影写。辛亥三月十一夜,无想记。(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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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汉印集韵选抄》,齐白石纪念馆藏
1921年,齐白石随夏寿田往保定,又见《汉印集韵选抄》,仍旧勾摹,此事有《白石杂作》为证:
八月十日,天畸偕往保定,住双彩五道庙街七号门牌。天畸生于庚午十月廿日。吴缶老润格寄交如儿,并车票四套。又白者一张,又画成虫子十只,又双钩古今人印篆一本,又汉印集韵抄本一本,纱衣二件。
(三)秦汉印成为齐白石自评和评人的标准
自1902年至1921年,通过长达约20年的悉心揣摩与钻研,秦汉印已成为齐白石印学生涯中最核心的话题,并成为他自我评价和对他人做评价的矩矱。1923年,齐白石自批自刊“汪之麟印”时说:
世之俗人刻石,多有自言仿秦汉印,其实何曾得似万一?余刻石窃恐似秦汉印,昨有友人陈半丁称此印纯是汉人之作最佳者,因功力所至也。(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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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齐白石 手批自刊“汪之麒印 ”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同年,齐白石在手批贺孔才刊“别存古意”时说:
纯是秦汉想思,不假琢雕,自然古雅。白石山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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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别存古意”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2026-11-1
1934年,齐白石在自批自刊的“梅澜”印时所说:
此刻纯似汉人所作,无甚味。白石记。(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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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齐白石 手批自刊“梅澜”印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1938年,齐白石手批弟子周铁衡所刊“聋叟”时说:
秦汉三昧得之矣!(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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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齐白石 手批周铁衡所刊“聋叟”印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这种言必称秦汉的做派,充分说明了秦汉印不仅给齐白石篆刻艺术提供丰富的营养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齐白石完成了篆刻艺术灵魂的打磨与塑造。齐白石不但自己深研秦汉印,还告诫弟子要以秦汉印为宗,说:
此印乃弟近刊四十八石之第二也。余愿弟胸中须罗秦汉人,不必独有白石也。
(四)“老实”与“胆敢独造”是齐白石学习秦汉印的内心感悟
齐白石对秦汉印的学习与研究为何会如此痴迷与持久?原因不外乎三个:其一,齐白石热爱秦汉印;其二,秦汉印在篆法、笔法、章法甚至美学范式上为齐白石篆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其三,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秦汉印的学习与研究,齐白石获得了内心的发现——“老实”与“胆敢独造”。
1921年,齐白石在手批贺孔才刊“兆璜长寿”时说:
上一印纯正,殊不易篆。秦汉人有天趣,在老实也。(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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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兆黄长寿”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从齐白石的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齐白石认为秦汉印是以“老实”为准则的,对“老实”的赞同与支持在《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随处可见:
以老实笔墨刊此“朱”字,非深知三昧者不识其工。(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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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齐白石 手批自刊“朱家璠”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老诚至此,令人三揖。(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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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履川”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用笔老实,喜者自多。(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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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王润德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二字虽老诚,未免令人心畅。(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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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道僧”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虽然齐白石未对“老实”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但他对“不老实”坚决否定:
“贾”字、“琳”字有心占长,即有推让之意,不老实矣。(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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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贾廷琳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辛酉七月后所见孔才弟所刊之石,篆法入古趣,刀法浑成。只此“兆璜”一印,足可令人惊佩!白石。愿弟稳守“兆璜”印以名家,不必取巧翻俗。白石又及。(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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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兆璜长寿”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吴兆璜摹两汉金石”之印,殊可使用。弟为余所刊者不及此远矣!所谓弄巧翻拙耳。(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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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齐白石 手批贺孔才刊“吴兆璜摹两汉金石”印 著录于《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从这三则评语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齐白石所指的“老实”是与“有意”“取巧”“弄巧”相对的意思,这种观点正与首倡汉印质朴之美的赵孟頫反对“尚新奇”“弄巧”惊人一致:
余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
苏金海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齐白石印章中的“老实”态度,他说:
过去人们一谈论齐派印章的章法,总爱用“险峻”“奇崛”等形容词来概括。其实这是一种错觉……而大多数作品则以稳实的基调出现……由此可见,这正是齐白石学习汉印精神的高明之处。千百年来,汉印之所以一直被人们视作学习篆刻艺术的津梁,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汉印饱含着质朴无华和平稳厚重的因素。我们学习汉印,倘若绕开了平稳而一味去追求所谓的“险绝”,其结果必然会陷入怪诞和低俗的泥潭。
1921年夏历十二月初二,齐白石明确提出了秦汉人的过人之处——胆敢独造: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曼生先生之刻此印,好在未死摹秦汉人伪铜印,甘自蠢耳。(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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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a:齐白石 白石杂作第三七页 纸本墨笔 23cm×16cm 1921年 北京画院藏2026-11-19 10: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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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b:齐白石 白石杂作第三八页 纸本墨笔 23cm×16cm 1921年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这段话有四层意思:其一,秦汉人之所以能超出千古,是因为秦汉人胆敢独造;其二,对时人常以“野狐禅”讥评自己的篆刻创新予以猛烈抨击,表明自己的创新不但“有本”,而且所“本”是时人称颂的秦汉印;其三,对时人只认可秦汉印,却对自己篆刻的创新持挞伐偏见表示悲哀,自信若古人见到自己的印章亦必生钦佩之心;其四,对陈曼生不死摹秦汉印,表示认同。
为什么说秦汉人的过人之处是胆敢独造呢?齐白石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但毫无疑问,秦印之所以成为秦印,是秦印创造了有别于先秦印的艺术特征;汉印之所以成为汉印,是汉印创造了有别于秦印的艺术特征。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一一展开,只是因这段话中谈到“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时,是以“篆法”为切入口的,笔者便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兹扼要言之:秦印篆法最大的特点是与秦权量、秦石刻文字相仿,较之战国古文字更容易让人接受与认识;汉印篆法最大的特点是与隶书相近,较之秦印文字又容易被人接受与认识。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与时俱进、化繁为简、易古为今的“篆法”选择观念,让齐白石捕捉到秦汉人不为古役的创新精神,并让这种创新精神在自己的印章里一寸一寸地生长,且反复地提醒自己,勿抱残守缺,要努力创新。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让齐白石的篆刻“霹雳一声,开始了中国篆刻史上的新页”。
二、印从书出
印从书出是清代魏锡曾、赵之谦对邓石如书法篆刻创作的概括总结,邓石如之后的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无一例外都是以极具个性的篆书入印,从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篆刻风格,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回看齐白石的印学历程,我们会发现,齐白石继承了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在齐白石的认知里,书法和篆刻从来就是一回事,他说:
我刻印同写字一样。
又说:
我的刻印,比较有劲,等于写字有笔力。
当然,在谈到自己的书法和篆刻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时,最为具体的还是《白石印草》跋:
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
考察齐白石印从书出的实践轨迹,可明显分为四个阶段。
(一)1896—1922年,书印游离时期
齐白石的篆书学习始于1896年。《白石老人自传》如是说: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我三十四岁……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会写字,因此,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
遗憾的是,就目前所有资料,我们只能见到齐白石此阶段内的篆刻作品,篆书墨迹除上文提到的齐白石学习秦汉印时勾摹的汉印文字外,仅仅发现两例,一例篆于1919年,内容是“业荒”(图20),一例篆于1920年,内容是“吾友”(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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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齐白石 己未日记第二二页 纸本墨笔 22cm×15cm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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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齐白石 竹 纸本水墨 70 .6cm×53.6cm 1920年 中国美术馆藏
“业荒”二字的形态与1917年所刊“陈师曾所藏金石拓本”极为相似(图22),再仔细审视,有如硬笔所为,仿佛是勾画的一个条形印稿。“吾友”二字虽然有书写味道,但显得极不熟练,勉强为之的痕迹较浓,若要与齐白石的篆刻扯上关系,和他早期所刊“吾友梅花”印章中的“吾友”二字略有暗合而已(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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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齐白石 陈师曾所藏金石拓本 朱文 1917年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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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齐白石 吾友梅花 白文 著录于《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
可知,截至1920年,齐白石的篆书相对于齐白石的篆刻明显处于一个滞后的状态。换句话说,此时期内的篆书学习始终是以篆刻为中心,仅仅停留在为篆刻服务的识篆阶段,用篆书来引领、完善、丰富篆刻的意识还未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这个状态同样可以用齐白石自己的话来阐释:
朋友中间,王仲言、黎松庵、黎薇荪等,都喜欢刻印,拉我在一起,教我一些初步的方法,我参用了雕花的手艺,顺着笔画,一刀一刀地削去……
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齐白石刻出了“齐璜”“濒生”两枚朱文印(图24、图25),印中文字便是取自齐白石所书金农体。由于不是篆书,故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印从书出,但可以视为齐白石印从书出的思维先导,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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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齐白石 齐璜 朱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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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齐白石 濒生 朱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由于目前无法见到齐白石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的篆书墨迹,所以笔者把这两年纳入书印游离时期。
(二)1923—1931年,书印磨合时期
1923年夏历十一月,齐白石写出了“老树着花偏有态,春蚕食叶例抽丝”的篆书对联(图26),这是笔者目前所见齐白石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篆书作品。1923年至1931年,篆书已成为齐白石艺术创作的常用元素,仅以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全集》为例:篆书书法作品有9件,其中对联5件,横幅3件,四条屏1件;用来题画的篆书更是频频出现,共计17件,每幅所题篆书少则两字,多则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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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齐白石 老树春蚕七言联 对联 纸本 130.5cmX15.5CmX2 1923年 陕西美术家协会藏
齐白石在此阶段所写的篆书,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其一,用笔上在圆头圆尾和方头尖尾中徘徊;其二,结字和章法上完成了从生硬杂乱到方正整饬的转变;其三,气质上完成了从迟滞拘泥到刚健轻松的转变。
如1923年所作的《老树春蚕七言联》和1924年所作的《喜看不厌七言联》(图27),用笔均圆头圆尾,但《老树春蚕七言联》的结字与章法呈现出明显的生硬错杂,《喜看不厌七言联》则在结字与章法上用整齐对错杂进行了明显纠偏,但生硬与不谐的毛病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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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齐白石 喜爱不厌七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1924年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1926年春季所写的《秋风山色七言联》(图28),“见”“色”“云”“无”四字末笔的抽甩动作,“云”字的“雨”部中16个点画的铺排,均经常能在齐白石的篆刻作品中看见,但由于用笔上过分追求苍茫的金石味道,反而给人以力所不逮、时露中怯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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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齐白石 秋风山色七言联 对联 纸本 175.2cmx23.4cmx2 1926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30年春所书《鲁史宋廷七言联》(图29)与1930年冬所书《受雨流云五言联》(图30),两联皆取法《三公山碑》,但《鲁史宋廷七言联》平直呈纵式,用笔方头尖尾,已初备齐白石篆书典型特征,而《受雨流云五言联》方正中略取横式,用笔又回到圆头圆尾的做派。如果没有款识告诉我们孰先孰后,恐怕大多数人会认为《受雨流云五言联》在前,而《鲁史宋廷七言联》在后。这充分说明此阶段的齐白石在不断地寻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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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齐白石 鲁史宋廷七言联 对联 纸本 166cmx40㎝X2 1930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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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齐白石 受雨流云七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1930年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1931年,齐白石写出了“汉双洗室”的篆书横幅(图31)。此作明显带有青铜器铭文及诏版书法特征,甚至让人轻易就能捕捉到吴昌硕的气息,用笔上也能感受到齐白石还在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的传统道路上纠结徘徊,但“室”字的高度简化,以及特有的朴拙酣畅已显露齐家篆刻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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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齐白石 汉双洗室 横幅 尺寸不详 1931年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另外,此阶段有一个偏旁部首的书写尤其值得注意,即“流”“渐”“汉”“洗”的三点水,皆取小篆婀娜之形,而不取纵笔直书之态。这种特征不仅在此时段内的篆刻作品中难觅踪影,在下一个时间段内的篆书作品中也极为罕见,笔者把它称为小蝌蚪还未蜕变成蛙的残留尾巴。
当然,此时间阶段内,齐白石也有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如1925年所书《荷香图》(图32)横幅,此作无论结字、用笔还是章法都是典型的齐白石风格,然细审款识,会发现似未能与正文完美匹配。这种现象,在齐白石的诗书画印里皆有例子,常常令笔者感到困惑,很难做出恰当的解释,只能勉强说成是齐白石艺术理想、观念的提前显现,或者直接用齐白石自己的印文表达——鬼神使之非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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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齐白石 荷香图 横幅 纸本 尺寸不详 1925年 炎黄艺术馆艺术中心藏
齐白石篆书的这三种特征在印章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以此时间段内的三枚印章为例:“鬼神使之非人工”(图33)、“接木移花手段”(图34)笔画笃实、结字紧密,整体气质上呈现出着力痕迹,而“悔乌堂”(图35)则呈现出刚健清新、痛快淋漓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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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齐白石 鬼神使之非人工 朱文 1924年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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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齐白石 接木移花手段 白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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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齐白石 悔乌堂 朱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纵观齐白石此段时间的篆书、篆刻创作,会发现人也正处在一种探索、调整、再探索、再调整的状态。尽管此时期内的篆刻数量远远多于篆书创作,而且篆刻品质的稳定性也明显高于篆书创作,但齐家篆书的特点已如锥在囊,篆书与篆刻创作渐趋融合,一个书印一体的齐白石呼之欲出矣!
(三)1932—1949年,书印一体时期
从1932年到1949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齐白石有明确纪年的篆书作品,仅以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全集》第9卷为例,便多达40余件,而有明确纪年的绘画作品的篆书题跋则多达100余件,这充分说明在这一时间阶段,齐白石开始大量进行篆书的探索并能熟练驾驭篆书,能够毫无挂碍地进行自我表达。如“举不伤仁因永寿”(图36)、“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图37)、“官礼立冯相氏,本纪起太始公”(图38)、“丈夫处事”(图39)、“惟吾德馨”(图40)、“仁者长寿,君子让人”(图41)、“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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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齐白石 举不伤仁因永寿 立轴 纸本 137cmX47㎝ 1936年 中央美院附属中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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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齐白石 海为云是七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1937年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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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齐白石 官礼本纪七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1939年 首都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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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齐白石 马文忠公语 立轴 纸本 尺寸不详 1938年 炎黄艺术馆艺术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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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齐白石 惟吾德馨 横幅 纸本 尺寸不详 1939年 北京荣宝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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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齐白石 仁者君子五言联 对联 纸本 140cmx46.5cmx2 1949年 吴作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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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齐白石 年高身健不肯做神仙 立轴 纸本 尺寸不详 1941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齐白石篆书的特征已呈典型化:其一,篆法舍小篆之婀娜婉转,而径取汉篆之古朴苍浑;其二,结字舍小篆之让头舒足,而尽显古隶之方正雄阔;其三,章法舍小篆之典雅娴静,而独得龙马之奇逸开张;其四,用笔舍小篆之藏头护尾,而饶参造化之平铺直叙。可以读出齐白石对《天发神谶碑》《三公山碑》及秦权诏版、汉碑碑额甚至更广泛的古碑古刻的学习、扬弃与融冶。一言以蔽之:此时间段内的齐白石篆书沉着雄健、宽博瑰玮、饱满酣畅、开阔壮观。同时,齐白石把这种典型特征的自家篆书运用到自己的印章中,用单刀直冲、大力深刻的作风,发出了对“磨、作、削”深恶痛绝的呐喊,塑造出与自家篆书高度匹配的篆刻作品,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涌现。如“大匠之门”(图43)、“闲散误生平”(图44)、“往事思量着”(图45)、“隔花人远天涯近”(图46)、“瓜尔佳氏”(图47)、“四不怕者”(图48)、“百树梨花主人”(图49)、“中国长沙湘潭人也”(图50)、“君子之量容人”(图51)、“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图52)、“老年肯如人意”(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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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齐白石 大匠之门 白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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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齐白石 闲散误平生 白文 1933年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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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齐白石 往事思量着 白文 1934年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46:齐白石 隔花人远天涯近 白文 1935年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47:齐白石 瓜尔佳氏 白文 1937年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48:齐白石 四不怕者 白文 1940年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49:齐白石 百树梨花主人 白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50:齐白石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 白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51:齐白石 君子之量容人 朱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52:齐白石 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 朱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53:齐白石 老年肯如人意 白文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朱、白文的高度统一是齐白石书印一体最鲜明的标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虽然都是印从书出的高手,也是彪炳史册的篆刻大家,但他们的朱文印和白文印皆呈现出明显不统一的现象:朱文选择婀娜多姿的细圆线条进行表现,而白文则以平直厚实的汉满白文为创作鹄的。这既是朱、白文刻制方法和审美诉求存在差异的客观原因所致,也是印从书出创作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瓶颈。这或许是齐白石对赵之谦朱文印颇有微词的原因所在吧!
朱、白文的高度统一,充分彰显了齐白石在印章中贯彻自家篆书的意志是如何之坚定!同时也表明了齐白石在印章中贯彻自家篆书的能力是如何之强大!更实证了齐白石在印章中贯彻自家篆书的程度是如何之彻底!单纯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价,齐白石无疑是自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创作模式的执牛耳者。
图54:齐白石 王荆公诗 扇面 纸本 20cm×55cm 无年款 齐良迟藏
图55:齐白石 王荆公诗 扇面 纸本 尺寸不详 无年款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图56:齐白石 王荆公诗镜心 纸本28.5Cm×28cm 1942年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究竟是如何进行篆书创作的?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获知详情,但大概步骤是可知的。如齐白石篆书王荆公诗,目前可见著录三件(图54、图55、图56),在创作这三件同题内容的书法作品之前,齐白石曾作了一幅小样(图57),款识云:
一日与友人闲谈,信手拈笔戏篆此诗,水字篆成川字,殊堪一笑。
图57:齐白石 王荆公诗 镜心 纸本 39Cm×28.5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另外,从“绿”“秋”的不同处理方式,亦可窥见齐白石同题内容的书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重复,而是刻意打磨、精益求精的最佳例证。我们再来看齐白石《丙午日记》中的“三思难下笔,一技几成家”稿样(图58),齐白石把它写成了书法作品(图59)。《丙子杂记》中还有一幅篆书小样:“莫谓胸中有丘壑,须知腕底有鬼神”(图60)。
图58:齐白石 丙子杂记第四六页 纸本 16.5cm×22cm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图59:齐白石 三思一技五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无年款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图60a:齐白石 丙子杂记第四八页 纸本 16.5cm×22cm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图60b:齐白石 丙子杂记第四九页 纸本 16.5cm×22cm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实际上,齐白石的篆刻创作也是如此,北京画院所藏“中国长沙湘潭人也”(图61)的石上墨稿为我们提供了绝佳佐证。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齐白石篆书与篆刻之间的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甚至可以说,齐白石写篆书时犹如用毛笔在纸上镌刻印章,而刻印章时却是用刻刀在石头上写篆书条幅或斗方。无独有偶,《蜀游杂记》中留下了一枚印稿——“回思无处不伤心”(图62),边框的粗细、连断都在稿件上有所体现,而笔画与边框的搭接与倚借也是丝丝入扣,纤毫毕现,乍一看,让人觉着是盖了墨色印泥的印章。
图61:齐白石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 墨稿 石头墨笔 6.1cm×3cm×11.8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图62:齐白石 蜀游杂记第九页 纸本 21cm×23cm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四)1950—1957年,书印自由时期
1950年,齐白石自署90岁,齐白石的篆书已臻化境,其总体特征是独具一格。具体来说,用笔时而朴拙厚重,时而氤氲轻盈,时而干裂秋风,时而润含春雨,天趣横生、真气弥漫;结字上时而平正老实,时而奇妙险绝,时而宽博浩瀚,时而矫健挺拔;章法上更是既正大庄严又不失随形取势的律动,既宽博茂密又不失疏影横斜的清雅;整体气象天真烂漫、生机盎然。
图63:齐白石 昔者今人七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1951年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图64:齐白石 丈夫淑女四言联 对联 纸本 117.8cm×51.8cm×2 1951年 杨永德藏
具体到作品,每件作品各有侧重,给人以触处逢春、无一不佳的感受;“昔者湘兰见,今人南楼逢”(图63)雄伟茂密,“丈夫有志,淑女多贤”(图64)质直刚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图65)风神爽朗,“月圆天宝,花好年丰”(图66)轻松浪漫,“丰福吉禄,山寿天年”(图67)稚拙天真……
图65:齐白石 大漠孤烟五言联 对联 纸本 144cm×44cm×2 1953年 王朝闻藏
图66:齐白石 月圆花好四言联 对联 纸本 134cm×33cm×2 1951年 北京画院藏
图67:齐白石 丰福山寿四言联 对联 纸本 115cm×34cm×2 1950年 北京画院藏
看到齐白石此时间段内的篆书如此丰赡,如此摄人心魄,可推想他的篆刻作品也应该琳琅满目,遗憾的是只有一枚“年九十”的条形印(图68)可以让我们揣摩。此印现藏于北京画院,“年”字如虎卧凤阙,安静不掩头角峥嵘之势,“九”字矫健如龙,扶摇而有凌云之姿,“十”字虽只有简单两笔,却如定海神针,给人稳如泰山之感,真如他此阶段内的书法一样驰骋恣肆而又游刃恢恢,臻于一种极自由的状态,让人不禁想起他写的一副篆书对联——“漏曳造化秘,夺取鬼神功。”(图69)
图68:齐白石 年九十 白文印 无年款 原石藏于北京画院
图69:齐白石 曳漏夺取五言联 对联 纸本 尺寸不详 无年款 著录于《齐白石全集》第9卷
齐白石印从书出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是篆刻这门艺术本身的诉求,诚如黄高年在《治印管见录》中所云:
凡治印者,皆曰篆刻,先篆后刻,其理昭然。
更是齐白石对篆书之于篆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的产物:
从前我同陈师曾论印,谈的(得)最投机,我们两人的见解完全相同。一句话概括,初学刻印,应该先讲篆法,次讲章法,再次讲刀法。篆法是篆刻的根本,根本不明,章法刀法就不能精确,即使刻得能稍合规矩,品格仍是算不得高的。
这种对书法之于篆刻重要性的强调,与赵之谦在《苦兼室论印·三法》中所云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刀法既知,章法又要,往往有刻极精能,而篆势可厌可笑者,此则全恃学问,亦以学书为要。书法得,则结构自安,篆隶真行皆可悟入。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讨论齐白石印从书出的实践时,不能片面地理解成齐白石的篆书单向地对齐白石的篆刻发生了作用,而应认识到齐白石的书法与篆刻是互相支持、互相生发的。换一句话说,“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才是最准确的描述:齐白石的篆书为齐白石的篆刻提供了刀石之外的笔墨气韵与书卷气息;齐白石的篆刻为齐白石的篆书提供了笔墨以外的铿锵节奏与金石情怀。正因如此,我们在领略齐白石篆书时,不仅仅会为其中的气象磅礴所震撼,还会为他的严谨精微所折服;而我们在欣赏齐白石篆刻时,不仅仅会为他的风驰电掣所惊叹,还会为他的挥洒自如所感动!是的,在欣赏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时,人们常常恍惚,到底是齐白石的书法滋养了齐白石的篆刻,还是齐白石的篆刻成就了齐白石的书法?实则二者兼而有之。
总而言之,齐白石的篆书与篆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辅相成,是齐白石的天资与汗水浇灌出来的奇葩!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更值得我们深究!
结语
印宗秦汉、印从书出,是齐白石篆刻艺术的双拐,齐白石正是凭借着这副拐杖,不仅打通了篆刻艺术的源头,而且找到了自我出新的钥匙,终成一代宗师。他用近60年的印学实践,证明了一条他自己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无论诗文书画刻,始先必学于古人或近代时贤,大入其室,然后必须自造门户,另具自家派别,是谓名家。
注:作者原名尹勇军,系湘潭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由北京画院供稿,原标题为《从印宗秦汉到印从书出——齐白石篆刻艺术论略》,注释略。
来源: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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