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区域史研究》第一辑
清朝刑科题本与华北区域社会研究
常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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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出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明清史、社会史,近年来致力于清朝刑科题本的区域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新著有《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生肖文化:清朝刑科题本里人与动物的生活世界》(中国工人出版社2026)等。
摘要:清朝刑科题本是社会经济色彩较为浓厚的档案资料,案犯口供中交代的年龄、居住地、婚姻、家庭状况等方面内容,对研究考察华北区域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刑科题本的记录反映了清代乾嘉时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以及京师的婚姻家庭、人口流动、职业生计、生活方式、民间借贷等方面的社会情况,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华北区域社会图景。
关键词:刑科题本;华北区域;社会生活
近些年来,我利用清朝中叶乾隆朝、嘉庆朝的刑科题本探讨省域社会,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以及京师,这一地区也是学界认可的明清时期“华北”的界定,兼顾了自然地理环境、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1] 我利用的刑科题本主要属于土地债务类资料,[2] 总体上社会经济的色彩较为浓厚,我关注的重点在社会生活方面,刑科题本这种档案文献的特色在于主要反映基层社会普通人的生活。[3] 刑科题本先是说明报案情况;[4] 主体是口供,凶犯要交代自己的年龄、居住地、婚姻、家庭状况,然后讲述案发原因、过程;最后是清廷的案件处理意见。这三大部分各自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其中口供包括的内容最为丰富。我感到开展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刑科题本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加以说明。由于有关华北特别是直隶的研究尚在进行中,这里的介绍还是初步的。
一、华北地区的婚姻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刑科题本保留了大量普通人的婚姻家庭资料,我们借此可以了解,华北各地的婚姻家庭情况较为接近,本文主要介绍山东的婚姻家庭,山西、河南则略加说明。
依据嘉庆时期刑科题本99例行凶者口供,得知这些犯案人集中在二十岁到四十九岁的年龄段,正值青壮年时期,五十岁至五十九岁年龄段的人也较多。除了1例只记载父在、1例未记载之外,这些人中有43例父母俱故,32例父故母在,6例父在母故,16例父母俱在。他们多属于生活在父母俱故或父母不全的不完整家庭。娶妻者60例,已婚率较高。山东刑科题本往往记载生育子女的数字,较为难得。在有父母子女年龄的数据中,母亲得子的年龄,二十岁年龄段11例,三十岁年龄段9例,四十岁年龄段5例,得子年龄均属正常。有4例父母的年龄差较为特别,一是父母年龄相差较大,相差十七岁、十九岁各有1例;二是母亲大父亲一岁也有2例。婚后生育子女的记载,以得一子、婚后未育为多,但得二子、三子也较多,还有得四子、六子的情况。兄弟数量,二人最多,有31例;一人的有24例;三人的有9例;兄弟四人的有1例;兄弟五人、六人的各2例。兄弟三人以下最多,属于常态,四到六人的事例也说明大家庭有一定数量。口供言及兄弟居家有9例,8例是兄弟分居,占大多数。高龄老者较多,高龄母亲12位,11位七十多岁,1位八十岁;高龄父亲3位,分别是七十一岁、八十岁、八十七岁。高龄祖父、祖母3位,2位祖母分别为七十五岁、八十一岁,1位祖父七十三岁。还有1位七十九岁的女性供述者,并发现乾隆年间有九十一岁的山东女性。清代普通人如此高寿,有些出乎预料。
山东家庭纠纷中,祖母训斥孙媳妇、叔子因嫂子相待刻薄争闹分居,显示出分家的具体原因。同居的同祖大功服家庭是存在的。分家后父母往往随一子生活。乡村养老有预留养老地的办法,养老财产还包括房屋。丈夫去世后妇女改嫁较为普遍,或带子改嫁,或将儿子留在夫家,官府对妇女改嫁持消极态度。妻子有被穷苦丈夫嫁卖或典卖的现象,妾也会被嫁卖。人们痛恨拐带妇女。女性或被买卖为婢女,其婚姻由主人安排。女性婚后无子女,或被丈夫轻视。无子而过继嗣子,多在兄弟之间发生,或过继给叔父,或过继给伯父,还有同祖堂兄弟之间过继、同曾祖小功亲之间过继,也有出服族人之间过继,甚至过继为孙辈。出继异姓为义子的事例较多,一般是自幼改姓。[5]
刑科题本有关清中叶山西婚姻家庭的记载。我们同样了解到三十多岁未婚独身者较多,有不少案例,事主的父母长辈高寿且年龄差较大。多数事主是母亲三十多岁生育的,三十多岁已婚女性生子普遍,婚后未生子女现象也较多。一子可能会成为一些家庭选择生儿子数量的考量,二子、三子应当也是较多的生育行为。过继事例较多。男女再婚比较普遍。兄弟成人或成家分居与同居可能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父母的赡养由诸子分担,有的会置办养老地。[6]
河南的情况也近似,不少人年纪较大超过三十岁未婚独身,案例事主的父母长辈有很多高寿者。婚龄差较大,可能说明婚姻的选择性较大。多数事主是父母亲三十多岁生育的。同时,童养媳的资料或许可以说明存在早婚早育,还有卖婚与改嫁的现象。兄弟分家另过普遍存在,一般来说家庭规模较大,内部结构呈多样性。[7]
二、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
区域社会研究强调考察人的活动与区域空间的关系,人口流动是认识区域社会的重要方面。刑科题本所载许多普通民众为了谋生而到外地的案例,说明流动性较为突出。如果将华北人口流动分为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可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例来说明。
(一)河南
河南省内移动的,有洛阳县人迁居汝州鲁山县种地度和商丘县人寄居汝宁府罗山县开设杂货铺。嘉庆六年闰三月十八日在河南叶县发生了23人合伙打劫樊曰恭家的大案,这些人并非职业盗匪,而是离叶县不远的异地找工的人,其中有汝州人方添佑、董狗、陈铁匠、陈有牙、赵第二、王兰、宁有幅、赵悦惠、郭骆、张撇,裕州人刘和、倪群,宝丰人煤黑儿,鲁山人王第二、郭来成,不明籍贯的汪金八等4人,也有叶县当地人裴四、李忝成、李传玉、胡六玉。他们多系离家外出找工的人。如鲁山人郭来成,母亲以外没有亲属,到汝州瓦店茔觅工;汝州人董狗,有父亲,佣工度日,也是到瓦店茔找工的,与郭来成、方添佑、陈铁匠等相识,大家说起穷苦,起意打劫。他们不是一个府县的人,而互相熟识,显然是觅工、打工中结识的,可知必是在外地打工多年了。
外省人来河南者以山西人最多。如山西介休县人宋发金借李彭年本钱来南阳府裕州增福里开设杂货铺面。汝州鲁山县袁际灏开杂货铺,来学仪是山西凤台县人,在其铺内做伙计,他有胞兄来学礼在淮宁县周家口做生意。山西太谷县人赶有骡马四十匹往河南府售卖。山西徐沟县人来祥符县朱仙镇吴德义铺内帮工。这4例中,前3例都是经商做生意,后一例是打工。北方的事例还有直隶长垣县人在河南省城做工度日。甘肃河州人来汝州宝丰县境煤窑帮工。
也有南方人来河南的情况,如安徽省人,归德府永城薛会畛“开铁匠铺生理,雇王住在铺帮工”,王住乃安徽亳州人。还有湖北黄冈县人在汝宁罗山县赁住董森房屋贩卖竹货。
也有河南人到外省的事例。如汝州人在湖北均州种地度日。河南人任宗尧到江苏铜山开烟店。人口流动到外地务农种地者很少,多数是开店铺经商,也有一些是打工谋生。人口移动表明社会的流动性较大,人们为谋生寻找机会,而社会也提供了这样的就业机会。[8]
(二)山西
山西省界临内蒙古、陕西、河南、直隶与京师,山西人主要到邻近这些地方经商、佣工。去往京师的平遥、太谷、榆次、寿阳人均来自山西中部地区,他们在京师经营煤铺、茶铺,从事种菜、佣工。到直隶佣工、经商的山西人以太原府以及以北地区为多,主要从事贩茶、开酒铺、煤窑佣工、开豆腐铺、做杂货铺伙计等工作。山西人来陕西种地谋生,居陕的晋人主要来自毗邻的蒲州府、汾州府。到甘肃的山西人从事的工作有卖布、开杂货铺、贩卖米面、拉驼佣工等。赴豫的晋人以山西南部人为多,主要在杂货铺里帮工,也有开杂货铺的。山西人也到较远的地方谋生,尤以闯关东引人注目,多是太原府人到奉天谋生,开铺经营酒、饭以及佣工。另外还有到山东从事染布生意,到江西开钱店的。华北北部、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相对地广人稀,还在开发,到此谋生的山西人较多。[9]
(三)山东
山东人口流向外省,以到东北佣工者最多。日工资有市钱300文的事例,月工资两例分别是九吊、十吊,年工资两例分别是市钱八十千、市钱六十吊加上白布一匹。到东北种地者,或庄头出租土地或收押租钱,或独自承佃种地外还有伙种[10]。种烟者较多,还有合伙放蚕、伙种菜园、开设饭店、放猪、做饭等谋生手段。其次是到直隶,在此购置土地、种地、开铺,甚至充当衙役,煤窑背煤、看守庄稼等也是谋生手段。外地人到山东,主要有邻近的直隶、江苏、山西人。[11]
三、华北地区的职业与生计
刑科题本中涉案凶犯的口供以及其他证人口供往往交代自己的营生,案情陈述中则有具体的生计活动,由此可知其生计或职业形态,这对于认识区域谋生方式与社会结构很有价值。清中叶华北主要的生计方式是务农、佣工以及小商小贩。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涉及的田房特别是农地生产关系,是了解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好资料。由于当时的职业形态不像工业时代那样分明,人们多采取兼业的形态,反映的生计模式较为多样,涉及的具体工价,是难得的经济社会资料。
(一)山东
嘉庆时期山东人的职业与生计有如下情形:山东人务农为主,农民典卖土地事例较多,所典土地或由承典者耕种,或由原主人继续耕种。典地回赎容易产生纠纷,或将土地绝卖而不回赎,典期内土地还可转卖。主佃关系不仅存在于个体私人之间,还有佃种寺庙土地、佃种村里公田的情形。佃户或住地主的房屋。主佃分配收获的粮食,种地牛具、籽种的投入是主要的划分依据。
以商贩、手艺谋生者较多。布匹为制作衣被所需,属于日常用品,从事织布、贩布者以此谋生。开设铺面经商也是常见的谋生手段,如开设药铺、烧肉铺。以各种手艺谋生的不在少数,如铜匠、裁缝、烧窑匠等。此外,还有捕鸟的、收废铁的、拉车的,等等。
佣工者较为普遍。支取工钱是佣工与雇主产生纠纷的重要原因。例如,雇主不满雇工屡次提前支取工钱,工头与支取工钱的工人产生矛盾,雇主往往拖欠工钱等。雇主与雇工之间普遍是平等关系,也存在个别主仆关系。佣工者一旦失去工作,即靠乞讨为生。
佣工者较多,做工有长工、短工。先看每日工价的事例。嘉庆六年,济南府淄川县康甫得煤炭厂佣工,每日工价京钱250文。京钱即小钱,相当于普通钱即大钱一半的价值[12],京钱250文则等于普通钱125文。
年工价的数额差别较大。据胶州民宋当因欠工钱被雇工许二砍伤致死案例记载,嘉庆二十年十月里,许二雇给宋当家做工,言明一年为满,工价京钱11000文,折成普通钱为5500文。泰安县万窑伙自十二岁雇给刘日先帮工牧羊,每年工价京钱7000文,合普通钱3500文,刘日先每年又格外帮他裹脚一副。后者较前者年工钱较低,所以雇主补贴裹脚一副。还有更低的,发生在雇主与雇工属于主仆关系的事例。济宁雇工李明杀死主人陈增仆人陈进禄身死案,李明是雇给陈家做工,每年工价京钱5000文,折算成普通钱才2500文。[13]
(二)河南
河南是农业大省,主要作物是小麦,农民的劳动是围绕旱地耕种、锄地、割麦进行的,生产也是生活,社会关系产生于这样的生活之中,题本档案的许多案件就发生在生产劳动当中。此外,割草、拾粪也是重要的农活。
日用百货为生活所需,开杂货铺方便百姓,容易谋生。四例案件涉案人都是外地寄居者,三例是外省人,除了最后一例摆摊收卖旧货,其他三例尚有铺面,两例说铺内雇有伙计。由此看来,开杂货铺是比较容易谋生的手段,但是不太稳定,经营好不容易,故往往向人借钱,于是发生事件。与饮食相关的酒铺、酒坊、饭铺需求量较大。河南洛阳杨振甲在庞村镇开饭铺生意,该饭铺以货币充当饭钱。还有事例可知酒坊是做酒的,酒铺是卖酒的。卖面卖糖既为百姓所需,也易谋生。穿衣为消费的重要事项,经营衣铺也是谋生手段。竹货柴草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用品,也有贩卖者。赶车、推车也是谋生手段。还有打猎谋生的事例。铁匠、木工等手艺人是乡村中不可缺少的。还有开设煤窑者。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说:“乾嘉时期,小业主经营商业、手工业,最主要的是饮食业,其次是杂货业、布业,再次是铁业等日用品加工业,有开矿业而不发达。”[14]
雇工经营也是常见的,雇佣劳动的工钱问题往往会引发纠纷。嘉庆七年彰德府安阳县刘得富家雇工胡二,替柴蕴玉雇张二小帮工,言明每月工钱500文。此外,山西介休县人宋发金借李彭年本钱来南阳府裕州增福里开设杂货铺面,周和是李彭年的相好,荐到铺内做伙计,每年工钱1300文。汝宁府上蔡县人邵金山于嘉庆十四年十月,雇给王陇章做帮工,每月工钱450文。甘肃河州人陈玉于嘉庆二十四年正月,雇给李重,来汝州宝丰县境煤窑帮工,每月工钱800文。以上四例当中,属于一般性帮工的有上蔡县邵金山、安阳县张二小,每月工钱分别为450文、500文;还有两例为煤窑帮工、铺内做伙计,每月工钱分别为800文、1080文,远高于前两例,推测是由于工作较为繁重。[15]
(三)山西
山西的农民典当田地形式多样,典出土地者往往再自己租种,典种山地可以转典,到省内的其他府县租佃土地谋生者较多。或是出力与出牛具的结合,或是出力与垫本垫种的结合。
佣工也是常见的谋生手段。太原府阳曲县人李保山就是在朔平府宁远厅蓝家窑村佣工度日。孝义县人武三周在汾州府石楼县杨道村做短工度日,在周武汉家歇宿。宁武府神池县、潞安府长治县的两个短工事例,每日工钱分别是50文、40文,工钱较高。按月支付工钱较多,数额不尽一致,以每月八九百文钱比较普遍。也有按年雇佣支付工钱的。宁武府神池县李帼银与吴显同村居住,嘉庆十七年三月,雇吴显做工,议定每年工钱5000文。这里的每年,如果按照农活较忙的七八个月计算,合每月700文左右,如果按照12个月算则是每月四五百文。
有的佣工按照定额支付工钱。太原府岢岚州人郝维太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向谭二揽剥桦皮,每斤价钱一厘五毫,当支钱1200文。[16]
(四)直隶
直隶也有佣工工价的事例。直隶朝阳县客民杨继富因归还铁锅时争斗将雇工砍伤致死案,发生于嘉庆十年:临榆县人杨继富开碱场,滦州人曹尚敏在杨继富的碱场里做工,每月1000大钱的工价。[17] 丰润县包衣旗人王太富致死旗人暴云翔案,案发于嘉庆十年,据王太富供:他是正蓝旗包衣多阿分关佐领下人,在丰润宋家坨居住,当年六十七岁,“雇给重兴寺僧人缘顺做工,每年工价大钱六千六百六十五文”[18]。王太富年老,在寺里做工,每年工价只相当于上述碱厂做工收入的一半。
四、华北地区的生活方式
刑科题本呈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涉及衣、食、住、行以及卫生、闲暇时间的利用等,对于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弥足珍贵。
(一)山东
死者的着装有时会出现在刑科题本所载官府接到报案后派仵作进行的验尸报告中,口供中也会有死者或案件场景出现者服饰的记载。山东人冬装有蓝布棉袍、蓝布大棉袄、蓝布小棉袄、白布小褂、皮袄、狗皮裤、白布单袜、青布鞋,夏装有蓝布褂、蓝布裤,脚穿白布袷袜、梭布鞋。人们喜欢蓝色、青色衣服,白布小褂是常见内衣,还有裹脚。洗衣是用棒槌捶打。
小麦、谷子及杂粮是山东主要粮食作物,米、面也是主要食物。养猪、磨豆腐可丰富饮食,打雀可获得野味,野菜也是蔬菜的来源。喜食蒜、饮茶。在外可利用饭铺、饭店、烧肉铺饮食。
居住方面有多样事例,富裕之家居住瓦房,普通民众居住平房,贫穷之家则住草房,在地窖过冬,无房者或住于空庙。宅基地纠纷较多,或因租借宅基地所盖房屋被原主收回,或因邻居对于宅基地范围理解不同,或因宅基地分家是否预留过道,或因出卖宅基地时的所有权争议。
出门的事例也有,外出住宿有歇店者,出行有骑驴者。
山东人一般用柴生火做饭取暖,冬季也用煤取暖,夏季可在河里洗澡。出恭有茅厕。酬神看戏,也有赌博活动。
山东地区有特色的是吸烟成俗,烟草种植较盛。山东人闯关东往往也是以种烟谋生。他们经营烟店售卖烟时,因赊欠引发纠纷。山东人喜欢吸烟,已成生活方式,烟具有时会成为凶器。
赶集是日常行为,在集市上常会遇到熟人。染铺商为避免竞争,会故意错开赶集时间,因此会有因违反集期揽染布协议而引发纠纷的事例。集市有收赊茧绸织户,还有贩布者。集市是粮食交易之地,也有药铺存在。集市也是解决农业生产所需耕牛、农具的场所,集市有多种匠人,生产出售产品。
(二)河南
河南乡村的食衣住似乎比较可观。从饮食来看,乡村中有酒铺、酒坊、饭铺,有卖面卖糖者存在,可见食糖有一定普及。嘉庆十五年,南阳县民妇杨刘氏婆婆患病,于是午饭吃饺子。
服饰方面,嘉庆八年十月,内乡县人谢法寄居陈州府商水县佣工被杀身亡,刑仵验得谢法身穿蓝布小棉袄、蓝布夹袄、白布小衫、蓝布棉裤、白布夹袜、青布鞋、腰系白布带,红皮瓶内盛钱八十九文,旁遗毡帽一顶。佣工谢法的冬装有棉袄、棉裤与夹袄、小衫、夹袜,还有布鞋、毡帽,服饰整齐体面,也保暖,还带着零花钱。女性案例则有河南南阳县民妇杨刘氏,嘉庆十五年四月从娘家回来,只穿一层单衫。她平常遇有零星物件总纳于衣衫卷袖夹层里面,也是比较体面的着装。
住房的情形,汝宁府上蔡县史朝聘有南向住宅一所,大门进内堂屋三间,西间系史朝聘夫妇卧室。史家房屋宽敞,夫妻有单独卧室。河南府洛阳县人李有娶妻张氏,有三个女儿已许人过门童养,还有寡母,其家只有窑房一所。居住条件较差,不过三个女儿在家住,房子也算过得去。
乡民生病时会自制或购买药物治病。例如,乾隆时期刑科题本中河南汝阳佃农李尚悦,他因儿子出疹严重,到集上取了一剂药,买了一壶黄酒,着急回家,调治儿子疹子。
演戏酬神既是民间信仰也是百姓的娱乐形式,这主要通过社祭活动体现出来。有汝州村社集资酬神的事例,酬神往往请戏班子演戏。如陕州某地一个戏班的案件中,反映出当时戏班的一些情形,叶县人李进才在开封府祥符县王进潮班内唱戏度日,由于掌班范百旺时常吃酒花钱,故而王进潮更换李进才掌管班事,于是范百旺心怀不平。
赌博也属于当时的民间娱乐形式。嘉庆十五年二月初八日上午,河南府登封县人张士超、张海全、梁毛僧三人跌钱赌博,所谓“跌钱”,就是掷铜钱以猜正反面赌输赢的形式。
赶集是农工商民出卖产品、购买所需、进行交换的重要活动,刑科题本中许多案件都谈到了赶集。从收集的7个事例中,可见当时集上的活动主要有宰猪、卖猪、卖屠刀、卖修车铁锤、修理锄柄等,这说明购买、修理工具与卖猪、买肉是集市的重要活动。[19]
(三)山西
山西人经营的店铺能够反映日常生活的需要。饮食方面,开设肉铺、酒铺、饭铺以及饼铺者较多,更多的事例是经营饭铺。山西养羊、出售羊肉较为普遍,人们可较多地吃到羊肉等肉食。山西人一般食麦,有小麦、莜麦、糜子、荞麦等。
服饰方面,穿羊皮袄过冬者较多,其他季节普通人多穿棉布衣服。
居住方面,山西人住房有窑房、砖房与瓦房等。出行方面,有歇店可以居住。燃料上,除了柴火,煤炭、木炭的生产与使用也较多。
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社庙、社戏、社首问题。山西的村社往往建有社庙,社庙是祈雨、演戏等体现社区公共生活的场所。酬神的方式一般是敬神演戏。社庙也举办节庆演戏活动,置办有公物。社首筹款有一定难度。[20]
五、华北地区的借贷问题
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都有借贷问题的事例,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人们难免遇到各种困难,经济上的借贷事情比较频发。民间的社会关系中经济上的借贷占据重要内容,借贷的发生以信用担保,但因涉及经济利益,极易引发各类矛盾。
(一)河南
借贷容易在亲戚之间发生,如汝宁府罗山县的一个借贷案件,本来是兄弟互助,生活中却演变成了矛盾。
异姓朋友之间的借贷关系普遍存在。借钱人生活困难,往往还本钱希望免掉利钱,心存凭交情而豁免的侥幸心理,如此同出借人产生矛盾,甚至酿成案件。
清代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三分[21],超过为高利贷,实际生活中高利贷是存在的。如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河南商丘县人张性显央孙克武保借朱大来钱十四千,言明六分起息,八月十四日还清。约内即扣定本利数目,直写借钱十六千五百二十文。又有鹿邑县黄二瞎子一向放债营生,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间,田铁向黄二瞎子借了一千三百钱,每月加利钱二百文。
开封府尉氏县魏九父母身故,别无亲属,平素放重利债度日。嘉庆四年正月十三日,侃二因有急用,向魏九借了二百钱,讲定每日给四个钱的利,到八月二十日侃二陆续给过魏九八百五十利钱,有二十多天的利钱没给。九月十三日晚上,侃二因在高魁林场地里堆放庄稼搭铺看守,一更多时魏九来讨钱,侃二央缓,魏九不依,发生争端。此案最后判定:魏九违禁取利,业已身死,应毋庸议,其所得余利并免追还,侃二所还之利已过原本数倍,毋庸再偿。[22]
(二)山西
高利贷在山西也是存在的。朔平府朔州张家堡村人任三贵以宰羊营生,与张荣同村。嘉庆四年十月,任三贵借欠张荣四斗麦子、四斗谷,三分行息。十一月里又三次借钱六千五百文,也是三分行息,立有借约。这是正常的借贷利息。同时存在着可怕的高利贷情形,如泽州府高平县藏道村闫节方与闫三驴同姓不宗,嘉庆十九年四月初五日,闫三驴向闫节方借了四百文,说定作本钱五百文,每月起利五十文。这是高达10%的利息。再如代州崞县贺举举于二十一年七月里借使过石虎虎三千钱,每月利钱六百,陆续还过利钱九千二百。石虎虎因他没有按月还利,定要利上加利算,到二十三年五月止,共短石虎虎本利钱十二千。石虎虎找出钱八千,叫他写二十千钱质地约据。他因石虎虎重利盘剥,所以争吵起来。
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这些高利贷,因违反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三分的法律规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忻州人王开业寄居大同府丰镇佣工,与张金同村。嘉庆十五年三月十三日,王开业向张金道及无钱使用,张金说他有钱五百文,拿交其使用。那时并没说要利钱。十四日,张金才向王开业说每日要利钱五十文,王开业因利钱太重不肯。张金立刻就要还钱,王开业因钱已用去,只得给了他五十文利钱,走散。十五日傍晚,张金又向王开业索讨利钱,王开业央缓不果,产生冲突。官府认为张金违禁取利,这一事例也是10%的利息。再如河南渑池县人茹添得来陕西商州雒南县种地度日,嘉庆九年山西虞乡县人邢养得搬住茹添得的附近租种其地亩。十年七月,茹添得借用邢养得银六两,讲定每月加五行息。到十二年七月共二十四个月,算该利银七两二钱。邢养得让银二钱,本利共该银十三两。茹添得一时没银,就把自己一块坡地,同邻人张成画明界址,暂时当给邢养得耕种。该案最后判定邢养得重利盘剥,其当种茹添得地亩,令其弟邢养孝退还。茹添得所借邢养得银两仍合每月三分行息,本利共追银十两三钱二分,给邢养孝具领。
借钱不敷使用则继续质卖财产。如文水县人贺攀杰,寄居汾州府平遥县佣工度日,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借用阮兴杰钱三千文质当西房三间,二分利息,立有约。十八年十一月,因没钱使用,把一院住房连当给阮兴杰的西房在内都卖给王子富管业,议定价银六十两,曾向阮兴杰说明等交有房价清还借钱[23]。
(三)山东
笔者发表的有关山东的论文中未涉及借贷问题,这里列举嘉庆时期刑科题本的三个事例。
有两例是三分起息。一是山东民陈孟苓等因债务纠纷共殴外姻徐克俭身死案,嘉庆十三年三月间,“陈孟苓之父陈泳贵向徐克俭借用大钱二十千文,三分起息。至十四年结算,共该本利大钱三十千文”[24]。
二是山东利津县张如雅等因债务纠纷勒毙张张氏案,张张氏是张如雅同曾祖小功堂叔张渭的妻子。张张氏平日为人泼悍,重利放债,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张如雅借了张张氏三十千京钱,她要五分起息。后来张如雅陆续还过京钱五十千,到六十年十二月里结算,张如雅要把还过的五十千钱扣抵本钱三十千,其余二十千作为利息。张张氏只准算三年利钱,尚少利四千,连本要还他 三十四千。张如雅再三央情,张张氏总不依允。嘉庆元年正月初八日张小舍娶亲缺用,叫张如雅和张如宗作保向张张氏借了四千京钱,原说没有利钱的。二月二十七日张小舍替张张氏赶集籴粮,挪用了两千京钱,被张张氏查出吵骂,立逼要钱,是张如宗凑钱代还。张张氏又向张如雅和张如宗讨要替张小舍保借的四千钱,还要加利,连小的欠他的钱一併催逼,不时吵骂[25]。最终酿成刑案。清廷三法司审案,同意山东巡抚所题意见:“张如雅所欠钱文按照三分起利扣算,在于犯属追楚,张小舍所借京钱四千言明无利,照数著追,均交张黑收领。”[26]
还有一例不清楚利息。山东昌邑县民王小豹因索欠打死隋加爵案,隋加爵是王小豹族间祖姑丈,嘉庆七年四月间,他二人与滕来贵各出本钱,收买废铁铸镵售卖。做了几日,王小豹见难赚钱,想要拆伙,隋加爵说他与滕来贵本钱有限,叫王小豹把所出的十五千京钱暂行留下,情愿加利归还,王小豹依允。五月底隋加爵、滕来贵因折本歇业,各应还王小豹本利京钱七千八百文,滕来贵照数还清,唯隋加爵的钱屡讨未还[27]。
(四)直隶
笔者收集到5个直隶借贷事例涉及的利息问题,在此作一初步考察。
这5例中有1例是二分五厘起息。直隶开州民张廷会将欠债人殴伤身死案,嘉庆十年十月里,王珠向张廷会借了二十七千大钱,二分五厘起息,前后收过他三年利钱又给过大钱一千八百文[28]。
有3例声称是三分起息。其一,直隶宁晋县民王孝因债务纠纷扎伤李王氏身死案,嘉庆十六年王孝借用李王氏四千大钱,言明三分起息。后因没钱给还,李王氏把王孝家一亩三分地耕种抵欠。嘉庆二十二年二月里,王孝想把这地变卖,向李王氏讨要不允,经贾满囤说合,王孝还她本利大钱八千,李王氏才把地亩退还[29]。
其二,京城宗室庆岳氏呈控镶红旗蒙古世袭佐领舒伦借钱拖欠案,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舒伦因无钱买衣,烦宗室庆岳氏的同院街坊科住儿、多凤儿即多克俊作中向庆岳氏借京钱六十吊,言明三分起息,如利钱不清,于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领俸后连本利归还纹银三十两。随写借票一张,用佐领图记印在借票上给庆岳氏收执。隔年三月二十五日,庆岳氏向舒伦索要。舒伦无钱,央肯宽缓。庆岳氏生气不依,遣他家人齐黑赴南城察院衙门将舒伦呈控,转送到刑部。刑部会同宗人府审案认为,“庆岳氏借与舒伦钱文三分起息,并非违禁取利,应毋庸议”[30]。
其三,直隶清河县民牛文智因妻被侮殴伤魏良直致死案,嘉庆十年六月里,牛文智出外寻工,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回家,妻子告诉他,因没吃用向魏良直借用一千大钱,说定每月三分起利,给过一月利钱[31]。
有1例月息百分之十,属于高利贷。直隶万全县民郭珠因索欠被冯登元殴伤致死案,冯登元是山西大同县人,在张家口榆树坪村寄住,佣工度日。嘉庆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冯登元向郭珠借了1166个大钱,每月利息大钱116 文[32]。这是10%的月息。
六、余论
以上五个方面是笔者利用乾嘉时期刑科题本对华北社会史进行的一些初步探索,描绘出的社会图景还比较模糊,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深入挖掘并进行整体性说明。不过,还是可以说,刑科题本对于研究华北区域社会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刑科题本的价值在于能够反映普通人的生存活动,这是其他文献资料难以呈现的。20世纪以来,新史学随时代前进,清朝刑科题本的利用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视角历经从社会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生活史的演变过程,以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关系、下层社会、婚姻家庭、诉讼司法、性别研究、日常生活(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不断探索,推动着学术研究。[33] 笔者尝试利用刑科题本开展省域社会经济与生活的研究,最初就是以河南、山西为基础开始的,新近又对山东社会有所探讨,后续将对直隶社会作继续探讨。以本文为契机,笔者将进入华北区域社会整体研究的思考,未来会考虑进行其他区域以及南北方社会的探讨。
注释:
[1] 仲伟民、王正华:《作为区域的“华北”:概念渊源及流变——兼析明清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华北”》,《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中华书局1988年版;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3] 常建华:《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版。
[4] 报案者多为地方社会职役,有关华北的地方社会职役,常建华利用乾嘉时期的刑科题本发表了系列论文:《清中叶山西的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清乾嘉时期山东的地方社会职役》,虞和平、陈锋主编《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文本与事实:清中叶河南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安徽史学》2025年第2期;《清乾嘉时期直隶地方社会职役的再认识——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8期。
[5] 常建华:《清嘉庆朝山东的人口与婚姻家庭——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载《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91—120页。
[6]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以11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
[7] 常建华:《档案呈现的清中叶河南乡村社会——以59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载《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4页。
[8] 常建华:《档案呈现的清中叶河南乡村社会——以59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载《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9]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以11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
[10] 合伙耕种土地可以称作“伙种”。关于清代山西的“伙种”及其产品分配,可参看郭松义《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收入郭松义《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344页。
[11] 常建华:《清嘉庆朝山东的人口与婚姻家庭——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载《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08—119页。
[1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页。
[13] 常建华:《清嘉庆时期山东的职业与生计——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未刊稿。
[14] 冯尔康:《乾嘉之际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兼述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的价值》,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5] 常建华:《档案呈现的清中叶河南乡村社会——以59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载《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借贷、典卖土地与雇佣——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志学刊》2015年第5期。
[17] 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6页。
[18] 同上书,第1600页。
[19] 常建华:《档案呈现的清中叶河南乡村社会——以59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载《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20]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以11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
[21] 《大清律·户律·钱债·违禁取利》:“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于笞四十)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22] 常建华:《档案呈现的清中叶河南乡村社会——以59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载《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23]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借贷、典卖土地与雇佣——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志学刊》2015年第5期。
[24] 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41页。
[25] 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97页。
[26] 同上书,第399页。
[27] 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页。
[28] 同上书,第934页。
[29] 同上书,第1105页。
[30] 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3页。
[31] 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32] 同上书,第73页。
[33] 常建华:《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该文收入常建华《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时有所增订。该书同时收入河南、山西、江苏省域社会的论文。
初审:许益菲
复审:把增强
终审:孟庆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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