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四年的长安,朝廷缺钱缺到了骨头里。打匈奴打了十几年,赏赐出去的黄金论千斤算,战死的马十几万匹,投降的胡人张嘴要吃饭,山东又发大水,安置流民七十多万口,全靠官府养着。司马迁写这四个字写得极省,叫"县官大空"。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国库见底了。
这时候有人给皇帝出了个主意:商人手里有钱,你让他自己报。
这道令叫算缗。说穿了,是一张财产申报表。做买卖的、放贷的、囤货的,哪怕没有市籍,都要把自家的钱货田产一样样报给官府。怎么收?商人每两千钱抽一算,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一算,一算是百二十钱。算下来,商人税率百分之六,手工业者百分之三。连车船也要算,普通人的轺车一算,商人的轺车两算,五丈以上的船一算。
我读这段的感觉是,这道令最刁钻的地方,不在税率,而在"自己报"三个字。你得亲手把家底写清楚交上去。写少了、写漏了,抓出来罚戍边一年,钱全没收。谁不来告发呢?官府说得很明白,告发属实的,把没收来的钱分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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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在街坊之间撒下一把钩子。你不知道隔壁那家报了多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惦记你家的钱。
朝廷其实试过另一条路。它把一个叫卜式的牧羊人树成榜样:这人把自己的家产捐了一半给国家,皇帝封他做中郎,赐田十顷,还昭告天下让百姓学他。结果呢?"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意思就是,命令下了,榜样也立了,老百姓还是不肯主动掏钱,朝廷只好放开告发这条路。
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皇帝把捐钱的人捧得那么高,恰恰说明他心里清楚,没人愿意主动报。自愿的路走不通,只剩下互相盯着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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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发生的事,史书用了一连串吓人的数字。杨可主持告缗,"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以上的殷实之家,基本都被告过。办案的是杜周,"狱少反者",就是案子判下来很少能翻。朝廷又分派御史、廷尉的属官一批批下去查各郡国的缗钱,查下来"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收上来的钱财按亿算,奴婢按千万算,大一点的县没收田地几百顷,小县也上百顷,房子同样数不清。
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那些日子过得殷实的商户,成片地破了产。
说白了,算缗收的从来不只是那点税。它真正要的,是把商人的钱从藏的地方挖出来,充实国库。汉初那些富商"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皇帝看在眼里很久了。告缗这把刀下去,钱到手了,商人这个群体也差不多被打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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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这段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一个普通的中间人家,那天接到报产的通知,他有几个选择?他可以照实报,交出去百分之六,图个安稳;可以藏一部分,赌没人告;也可以先下手告发别人,拿那笔赏钱。三条路,哪条都不踏实。这大概就是这道令最狠的地方——它让每个人都在算别人,也让每个人都被别人算。
国库后来确实"用益饶矣",钱又多了起来。只是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史书也照直写下了。
如果换成你是那个长安城里略有家底的人:你会照实报,图个太平;还是会藏起一半,赌一把没人盯上你?又或者,你会不会先去告发邻居,把那笔赏钱拿到手?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九,元胡三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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