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被国家剥夺了自由,他的生命安全便完全托付给了公权力。公权力若能自己查自己,真相就永远只会死于“心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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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人,对着早已化成骨灰的死者,大谈自己的痛苦。这种理直气壮的委屈,比警棍本身更让人齿冷。
作者| 杨雄
出品| 有戏Review
2013年3月26日,兰州监狱。
据财新记者王和岩历时多年的追踪报道,四十三岁的服刑人员马龙,在上午八点半走进了二监区的值班室。他是自己走进去的。
三个小时后,他被抬了出来。脸朝下,头耷拉着。当天中午十二点五十六分,医院宣告死亡。
狱方给家属的交代很体面:办黑板报,从凳子上摔下来,突发心梗。
第二天晚上,六万块现金递到了家属手里,外加一万块没写进协议的丧葬费。第三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殡仪馆火化炉里的第一缕青烟,就带走了马龙的尸体。没有尸检,没有监控,甚至没让亲哥掀开白布多看一眼。
若没有八年后最高检第七巡回检察组推开那扇铁门,马龙大概永远只会是档案里一桩“正常病亡”的旧事。
2026年11月13日,景泰县法院重审落槌。
当年在值班室里挥舞橡胶警棍的四名狱警——马志强、卢兴亮、葛小军、李文杰,终于从“虐待被监管人罪”改判为“故意伤害罪”,分别领了十一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的刑期。
十三年。一个迟到了太久的句号。
可句号后面,藏着一串谁也不敢轻易去碰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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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报道截图)
1、名为“长精神”的围猎,与比死人还委屈的凶手
人在高墙之内,命有时候比纸还薄。
马龙曾犯下死缓重罪,但他已经服刑十二年,拿了四次减刑。再熬七年多,他就能走出高墙,见一见自己正在读书的儿子。
他没等到那一天。仅仅因为涉嫌私藏违禁品,拒绝回答问题,四个监区负责人便在值班室里摆开了阵仗。
橡胶警棍轮番落下。
打一阵,歇一阵。累了,就走出门帘透口气,抽根烟,甚至热得脱掉外套、敞开衣领。屋里的惨叫声从撕心裂肺,渐渐变成微弱的呻吟,最后归于死寂。
财新网披露的庭审细节,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有人说,自己是为了工作;有人说,碍于情面,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几下;还有人说,自己站在现场,是为了维持“双警制度”——一项原本用来互相监督的执法规范,竟成了集体施暴的遮羞布。
最诚实的,反倒是副监区长卢兴亮。
他在笔录里吐露了一个行话:“长精神”
在当时的监区文化里,一个管教动手,其他在场的狱警就得跟着上。不打,就是不合群,就是另类。大家一起挥舞警棍,既能给领头的壮声势,又能让犯人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团结”。
多么荒诞的逻辑。法律赋予的监管权,在封闭的铁窗后,异化成了帮派式的“团建”。
主犯马志强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更是把这种扭曲推向了极致。他说自己为了工作失去自由,“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远超被害人及其家人”。
活着的人,对着早已化成骨灰的死者,大谈自己的痛苦。这种理直气壮的委屈,比警棍本身更让人齿冷。
2、四次调查查不出外伤,唯独查出了“自己人”的默契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两百多名服刑人员的眼皮底下被打死,怎么就能捂住整整八年?
答案很简单:捂嘴的人,比喊冤的人权力大得多。
马龙死后,家属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发帖喊冤,四处上访。从2013年到2014年,兰州监狱、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兰州市检察院大沙坪分院,先后启动了四次调查。
四次调查,结论惊人地一致:没有证据表明马龙是被殴打致死。
白纸黑字的《监狱法》第五十五条写得非常清楚:罪犯非正常死亡的,检察院应当立即检验,对死亡原因作出鉴定。甘肃省监狱管理局自己印发的《规定》也白纸黑字写着:封存监控、保护现场、查验尸表、拍照录像。
可到了马龙这里,规矩全成了废纸。
监控?“盲区,没有。” 尸检?“医院都说是心梗了,解剖没意义。” 查看尸体?马龙的亲哥隔着两三米,只瞥见弟弟额头青紫、嘴角带血,刚想凑近掀开白布,就被狱政科长一把拉开。
偏偏是驻监检察室的检察官和几位监狱领导,在档案里郑重其事地签字画押:查验尸表,无任何异常。
连兰州市检察院后来的技术审查都承认,医院病历根本无法确定死因。可这丝毫不妨碍大沙坪分院的检察官上门做笔录,语重心长地劝马龙的大姐:“正常死亡,以后别再上访了。”
王和岩在《隐瞒十年的服刑者之死》一文中还原了卢兴亮的供述,一语道破天机。侦查人员问他,监狱管理层难道没怀疑过死因?他答得干脆:“一定是监狱管理层‘包’了,小范围内部消化。”
事实上,在全球法治成熟的国家,羁押场所的死亡案件向来是司法监督的绝对红线。
在英国,只要服刑人员在狱中死亡,无论表象多么像“突发疾病”,都必须自动触发由独立验尸官(Coroner)主持的强制性司法调查,甚至必须引入陪审团进行公开听证,监狱方和警方完全无权插手调查。
道理再朴素不过:当一个人被国家剥夺了自由,他的生命安全便完全托付给了公权力。公权力若能自己查自己,真相就永远只会死于“心梗”。
3、程序里的“折返跑”,与迟到的正义
真相在2021年重见天日,靠的是最高检跨省派出的第七巡回检察组。
可即便真相摆在了桌面上,正义的脚步依然走得踉踉跄跄。
2023年10月,景泰县法院一审,竟以量刑轻得多的“虐待被监管人罪”,判了四名狱警四到六年。
翻开《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字迹清晰无比: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法条就在那里,法官怎么就看不见?
随后检方抗诉。这一审,又是近三年。
2026年7月30日,白银中院给出了一个堪称奇观的二审裁定:景泰县检察院的抗诉“超过法定期限”,依法无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可就在第二天,7月31日,白银中院又自己下达了再审决定书,认定原判“定罪及量刑明显不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前一天说抗诉超期维持原判,后一天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推翻重来。程序上或许挑不出大毛病,可落在公众眼里,这长达三年的司法“折返跑”,消耗的是法律的尊严,折磨的是死者家属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好在,2026年11月的重审判决,终究把“故意伤害罪”的帽子扣回了四人头上。
4、四个打手进了牢房,那十二个“失明”的看门人呢?
案子判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马龙死后的八年里,那四个把人打死的狱警,仕途走得比谁都稳。马志强调进了甘肃省审计厅当四级调研员,卢兴亮去了兰州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当科长,而葛小军,竟然进了兰州监狱纪委,干起了监督别人违纪的活计。
当然,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现实,则是当地司法系统这种“内部消化”的惯性所带来的恶果。
第一重恶果,是暴力的自我繁殖。
当一起命案能靠六万块钱和四次走过场的调查轻松抹平,高墙之内便会产生致命的“破窗效应”。
马龙死后仅仅四年,2017年,兰州监狱再次发生服刑人员王某某被长时间殴打致死的惨案。涉案获刑的狱警马啸咏,正是当年替马龙穿寿衣、并坚称“没发现尸体有外伤”的那位副科长。旧的罪恶没有被清算,新的血案便如期而至。
第二重恶果,是日常监督的彻底空转。
驻监检察室本是扎在监狱里的“探头”,可在马龙案中,探头不仅瞎了,还帮着递了把遮羞的伞。
如果地方法治的纠错,永远只能指望最高检的巡回检察组像“钦差大臣”一样偶尔降临,那正义就成了一场看运气的彩票。巡回组走后,铁门一关,谁能保证下一场“长精神”不会上演?
第三重恶果,是司法公信力的深层透支。
据财新报道,2023年11月,马龙家属的代理律师向检察机关递交了刑事控告信,要求追究兰州监狱、大沙坪检察分院等相关部门共12名责任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包庇犯罪的法律责任。
如今整整三年过去了。
控告信石沉大海,未获回复。
打人的四个小卒已经伏法,可当年拍板定性“正常死亡”、拦着家属不让看尸体、在鉴定书上盖下公章的那张保护网,至今完好无损。
法律如果只惩罚挥舞棍棒的手,却放过递棍棒、擦血迹、捂眼睛的人,那么这迟到了十三年的判决,就还算不上真正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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