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黄埔军校出来的将军们分成两个阵营厮杀,最后管老蒋叫“校长”的输给了管老蒋叫“光头”的,仗打完了,很多黄埔一期生进了战犯管理所,获胜的一期生带着好酒和水果去探望,这也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在重庆学习改造期间,陈赓将军请他喝酒,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和西南特区区长十分羡慕:“陈赓大将去重庆,特意来到管理所看望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刘进、曾扩情,还专门请他们去吃饭,邀请了西南公安部部长作陪。餐桌上,陈赓大将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杜聿明在红星公社劳动期间,黄埔一期同队同学陈赓大将多次约见和宴请他,按照当年黄埔同学风趣而亲切的说法,这是‘一道穿过草鞋的’。”
宋希濂和杜聿明没少喝同期同学陈赓的好酒,黄埔四期的林伟俦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据当年的被俘将领回忆,被二野三野俘虏后待遇很好,被四野俘虏待遇就差了一些,黄埔四期的林伟俦在辽沈、淮海两战中都与同期交手,每次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是逃过初一没逃过初五,最后在天津被生擒活捉进了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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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黄埔军校也就第一期第二期出名将,后来因为军校扩招导致他们毕业从军晋升较慢,所以一二期基本都能混个中将少将,而三期以后的就很难当军长师长了。
这种说法有点道理但并不全对,有道理是因为黄埔一期只有六百多和四百多人,三期四期则猛增到一千二百多和两千六百多,物以稀为贵,三四期黄埔生已经不算稀缺军官了。
说这种说法不全对,是因为黄埔三四期也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将领,以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参谋长、代参谋长身份被俘的文强,就是黄埔四期的,他同宿舍两个姓林的,一个1955年授衔元帅,一个以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津浦铁路北段护路司令兼津沧绥靖区指挥官身份(林伟俦在天津还有另一个兼职,咱们后面再解释)被俘,这个被俘的林同学叫林伟俦,在黄埔军校曾被他下铺的林同学枪支走火打穿枕头,又被下铺林同学打出东北,最后在天津逮住林伟俦的,还是那位下铺同学为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四野)。
黄埔四期除了很多名将,我军的林帅、萧克上将,郭化若、倪志亮、唐天际中将,还有刘志丹、赵尚志、李运昌,国民党那边,也有胡琏、高魁元、刘玉章、李弥、、林伟俦、张灵甫、谢晋元,文强则是两边都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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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详细讲述了下铺林同学走火打穿上铺林伟俦枕头的惊险趣事——要不是林伟俦凑巧出去打水,肯定会被一枪爆头,下铺的林同学估计也不能活着走出黄埔军校了:“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执行官说:‘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这一枪就把你打死。’”
文强和下铺林同学都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林伟俦则一直跟着老蒋混,在辽沈战役期间,他已经是第十七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六十二军军长了,他的那个军,也是攻击塔山的“主力”之一。
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并不属于东北“剿总”,而是从华北调去帮忙的,当时老蒋企图用两个重兵集团东西对进驰援困守锦州的范汉杰,西进兵团指挥官是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东进兵团以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为主,但侯镜如的身份很特殊,表现也不积极,前线指挥官就变成了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和老蒋派来的“监军太监”、战地视察组第四组组长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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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镜如根本就不想让自己的部队越过塔山去锦州,这一点时任“秦(皇岛)葫(芦岛)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的惠德安早就看出来了:“侯镜如对于蒋介石的打内战,我看是不大感兴趣的。蒋介石一再拉他来指挥,他总是设法推脱,对蒋敷衍也是煞费苦心的。他慨叹地说:‘谁还要打内战?军民厌战,士气不振,哪一个队伍是完整而有战斗力的?’”
林伟俦与侯镜如的想法截然相反,或许是想跟下铺同学一较高下(其实林伟俦已经没那个资格了,因为级别不对等,卫立煌够级别但重旧情,也没有全力以赴的意思),他在《塔山战役纪要》中承认自己犯了高估自己请示对手的错误:“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军战斗意志消沉,更没认识到解放军战斗意志坚强,守无不固、攻无不克的因素。当时葫芦岛国民党军还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不放弃援锦的企图。”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也证实林伟俦当时很狂妄,坚守塔山的解放军在锦州解放后已经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离,林伟俦还不知深浅地要“追击”:“有人问我:‘塔山敌人已退,我军今天上午已收复塔山,为什么又不攻了?’林伟俦给我打电话说:‘敌人退了要马上出击。’我说:‘现在情况变了,廖兵团情况不明,敌人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退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而后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不能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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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解放军是完成任务主动离开,林伟俦居然认为是自己的攻击有了效果,这份盲目自大,差点被六十二军也像廖耀湘兵团一样搭进去,幸好当时杜聿明还比较清醒,把林伟俦阙汉骞等人从葫芦岛撤离,到了天津的林伟俦依然习性不改,再次犯了高估自己的错误,这次没有杜聿明带他逃跑,就只能被捉进战犯管理所了。
林伟俦和陈长捷在天津的具体职务,不同史料记载并不一致,有的说是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有的说是防守正副司令,陈长捷在《我防守天津的经过》中是这样说的:“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义将我从兰州(当时我任第八补给区司令)调到天津,给我以‘警备司令’的名义,负天津基地之责。天津防守区配置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第九十四军留津的一个师(第四十三师)为主力,另附以两个护路旅,两个河北保安团,以陈长捷为防守司令,林伟俦为副司令。”
林伟俦在《天津战役纪实》中说他实际是天津守军的二把手,陈长捷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表示自己战死后,指挥权由林伟俦“继承”,但不知道陈长捷说的“战死”是不是逃跑。
林伟俦当了守军二把手,但对自己和对面的兵力、火力对比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收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亲笔签名并送到六十二军军部的信件后,并没有遵命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而是跟陈长捷、刘云瀚商量后回了一封含糊不清的信:“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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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之所以先送到林伟俦军部,四野林司令员的用意读者诸君都能看得出来,这也是给了当年下铺同学一个改变命运和结局的身份,但林伟俦像在辽沈战役期间一样,一如既往地高估自己,认为自己还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林伟俦被俘后才承认:“对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炮火力量估计过低,因此所有碉堡大量使用红砖墙建成,只在墙壁内填些水泥砂石土,以为解放军没有大炮攻不破碉堡,这样就可以确保天津市的安全。”
陈长捷也认为天津能守住,至少在北平和谈出结果之前能守住:“天津物资丰富,要啥有啥,防守天津不成问题。”
陈长捷和林伟俦都认为自己能负隅顽抗个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这种盲目自信让他们放弃了最后一个起义投诚的机会,结果双双进了战犯管理所,并于1959年和1961年先后特赦,这也给读者诸君提出了有趣的问题:如果林伟俦体会到下铺同学的好意,早点促使陈长捷停止抵抗,是不是就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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