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学界对于清宫使用西洋织物的研究成功蔚然,例如西洋呢绒的贸易与使用[1],以及西洋锦和西洋挂毯的来源和仿制等[2]。这些研究将中国置于在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中,并反映出清帝国有意识地运用外来材料,建立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物质形式[3]。然而,既有研究多将“西洋”视为相对明确的文化或地理类别,而较少进一步追问:清宫所谓的“西洋”究竟指涉什么?哪些物件能够被归类为“西洋”?事实上,“西洋”一词往往掩盖了物件复杂的文化谱系。它更多反映的是商品进入清宫的流通路径,而非其真实的生产来源或文化归属。许多被归入“西洋”类别的织物,实际上来自印度、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其装饰语言亦可能融合“中国风”(chinoiserie)、“土耳其风”(turquerie)等不同文化传统,并经过欧洲商业网络的转口贸易、设计改造与再生产之后重新输入亚洲。若仅以“西洋物品”概括这些物件,不仅容易忽略亚洲各地在全球物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性,也可能无意间延续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
本文将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三十二年(1767)蒙古包毡毯为个案,追溯其装饰纹样与材质所经历的跨区域流动:其图案源自印度印花棉布,欧洲则在印度棉织品风潮的影响下发展出印花毛织物,并最终成为符合清宫审美与礼仪需求的特殊商品。藉由这一案例,本文试图说明,“西洋”并非欧洲文化的单纯代称,而是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中不断吸纳、转译与重组多元文化元素所形成的一种设计机制。对于清宫而言,“西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展示欧洲文化,而是在于这种设计能够突破地域文化的界限,将不同来源的材料、纹样与装饰语言整合于同一物件之中。正因如此,“西洋风”成为乾隆朝建构多民族帝国视觉秩序的重要资源,它所彰显的并非欧洲的异域性,而是清帝国如何塑造帝国多元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
二、“白毡里印花呢蒙古包罩”与印度印花布
这件作品名称为“白毡里印花呢蒙古包帘罩”(图1),帘罩上分别装饰有钱维城的花卉画和于敏中书写的御制诗《气候》和御制诗《野马》,以及方琮所画山水图。另外,该帘罩上绑有白签“热河五次蒙古包作花帘”。其左侧画对的折缝线间则有黄条“造办处新做寝宫蒙古包内床罩两边罩腿堂内用画对一副,净长2尺6寸2分,宽9寸4分,着方琮画山水”。这些签条内容与乾隆32年的《活计档》内容可相对应,得知此帘罩为被称为“梅花式蒙古包”的五件蒙古包组合中的寝宫蒙古包所用[4]。根据以《活计档》中的陈造旨意并结合档案中所记载的各物件尺寸[5],可以将该蒙古包内部空间绘制成概略平面图(图2)。从门口进入后,首先碰到曲尺影壁,曲尺方向于档案内容中未说明,但较可能是朝向西方,因为皇帝床榻坐东朝西,此位置理当成为动线的最末端。通过曲尺影壁后,会看到与门平行,面向南方的帘罩,也就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
图1:白毡里印花呢蒙古包帘罩,长540厘米,宽37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
图2:五合蒙古包及寝宫蒙古包平面示意简图
此帘罩背面是厚实的白色毛毡,支撑正面的两种薄印花平纹毛呢,两种印花毛呢分别为大面积的黄地红花呢,以及作为滚边的红地黑花呢。黄地红花呢上,卷曲蔓延的枝叶以及莲花、石榴、瓜果和许多不同外形的花朵,不规则的盘布于表面(图3)。此纹样呈现出强烈的异国风格,其复杂的缠枝花卉来自当时所流行的印度印花棉布,这些印花棉布被称为“chintz”,是从印度语“chint”而来,意为“杂色的”,展现印花棉布的视觉特征[6]。这种有垂直花树纹样的织物(图 4)名为 palampore,多作为床罩用途,主要来自印度科罗曼德海岸(Coromandel Coast),特别针对西方市场品味所制作的产品,融合中国与波斯元素,最迟至17世纪末已成为东印度公司贸易商品的主力[7]。V&A 博物馆所藏的一件 17 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 palamore 床罩,在纹样上可以看到某些元素与蒙古包帘罩有高度的相似性,例如花瓣上密集的交叉直线以及石榴上的长条格纹,而树干上细致的卷曲枝叶,则可视为蒙古包帘罩枝干上 S 形与花形符号(图 5)的前身。
![]()
图3:“白毡里印花毛毡蒙古包帘罩”细部
![]()
图4:Palamore,印度,1700年,纵213厘米,横113.5厘米,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IS. 121-1950
事实上,乾隆对印度印花棉布并不陌生,早在乾隆六年(1741)5月29日便下令要崇文门买卖人购买“白地五彩花西洋布”制作“察察里”围墙[8]。所谓“察察里”在档案中还常以“乂其里”、“查查里”等名称出现,此名称为满文“cacari”的汉文音写,有凉棚、幄等词义[9]。档案中,乾隆急于制作此帐篷,未等崇文门人采买合适的西洋布,便直接命造办处按照作为察察里顶棚的西洋花绸纹样画在围墙布上。在《塞宴四事图》(图 6)中,可以看到嫔妃专用的蒙古包外观具有繁复的花纹,材质柔软不同于硬挺的毡片,很有可能便是西洋布制成。另一方面,西洋布也常用于制作鞍䩞,在西洋锦缎大量进入清宫以前,鞍䩞更多是由西洋布制成,并且和察察里相同,常常按照西洋绸纹样画在西洋布上[10],可以看出乾隆对于西洋花纹的偏好。然而,西洋布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质地远比毡呢来得脆弱,无论是帐篷或是鞍䩞,都很快遇到损坏的问题。例如乾隆十九年指出“乂其里花西洋布里不结寔,着用花猩猩毡换做”[11],而在此之后则几乎找不到蒙古包使用西洋布的记录。
![]()
图6:塞宴四事图(局部),纵312厘米,横55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从西洋毡呢和西洋棉布这两种织物比较,能凸显出两者间接近但不同的风格,首先在用色复杂度上,蒙古包帘罩便不如典型印度的手绘床罩,蒙古包帘罩仅留下红色和黄色双色对比,不像大部分的印度织品有着多次套色、局部彩绘的丰富色彩。另外,在物形表现与纹样构成上,蒙古包帘罩都显然更为图像化与平面化,相较于我们看到的印度织品,花上有花的、树中有树的特征,虽然仍然保留于蒙古包帘罩上,但像是枝干上的藤蔓,却简化为用 S 形符号表达,线条也不如印度棉布一般具有生命力。因此可以得知,蒙古包帘罩并非出自印度工坊。此外,学者 Natalie Rothstein 认为,18世纪的印度技术不可能进行丝织品印花,同样由动物纤维构成的毛织品,也有着相同难度的印花困难,最主要原因不在于技术门槛过高,而是这些织品传统上都是利用织纹产生外观改变,因此针对丝、毛的印花技术本落后于棉布[12]。因此,蒙古包印花毛呢的制作,其实是由受到印花棉布热潮下急速发展的欧洲的印花产业所制造。
三、清宫中的西洋印花毡呢
17至18世纪,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织品带回欧洲,带有异国风情的印度花布在进入欧洲市场深受大众欢迎,这对欧洲本土的丝绸业与毛织业产生巨大冲击,顾客转而拥抱材质轻薄且色彩缤纷、图案丰富的印花棉布,在欧洲社会掀起浪潮[13]。这对欧洲本土的丝绸与毛织业产生巨大冲击,使本土织物销量一落千丈,并演变为严重的国家经济问题。英法两国为振兴当地织造业,甚至多次祭出对于印花棉布的禁令[14]。而印花布禁令的讽刺之处在于其实际上刺激了欧洲对于印染技术的发展,为了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欧洲各国的制造商都试图仿制印度印花棉布。由于利益巨大,印花技术在18世纪的欧洲传播速度极快,新发明的技术往往很快就经过商业间谍或工匠移民流通至各国。透过亚美尼亚工匠将亚洲的染色技术带入欧洲后,欧洲印花技术突飞猛进,不仅成功制造出能够与印度棉布匹敌的产品,更符合欧洲品味及需求[15]。
欧洲新发展的印花产品中,最神秘者莫过于从印花棉业衍生的印花毛料。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这些印花毛呢绝大多数来自荷兰。《军机录副》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还特别请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前往圆明园,看视测量当时搭盖的大蒙古包,以便采办白地红花、黄地红花与红地黄花洋毡[16]。 李永标将此次买办项目委托义丰洋行商人邱昆、庆顺洋行商人陈起鸣办理,并先行支付二千两银[17]。 但是外商以制造工序繁杂、运输不便等理由拖延。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外商来信说明花毡已经开始织造,但由于七年战争(1754~1763)无法运送。另一则记录则是《活计档》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在收到乾隆采办清单后,便即刻命商人购觅,隔年5月回报“据该商等秉称此项花毡系贺兰地方所出,因粤东难以销售,是以四、五年来贺兰船只并无带来……[18]”并表示若今年荷兰船只来时,会将毡样交付外国船带回制作。
与这两则档案相对应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于中国订制的印花毡留下特别记录,显示中国行商分别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与乾隆四十四年(1779)下订特别图样的印花毡,交给他们应参照的毡样和图稿,且表示这些毡子将会成为送回北京宫廷的贡品[19]。关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定制,荷兰档案显示出最后成品直到1764年才送到中国[20]。而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定制,则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送到中国所需印花毡,并从这25板印花毡获得了80%的盈利[21]。 对比中荷记录,《活计档》亦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向粤海关定制“白地压印红花毡”的记录,粤海关随马上采办类似花样的印花毡,但也回复宫里,交给外洋的毡样需要等到乾隆46年才能拿到成品[22]。最后,于乾隆四十六年,粤海关送到黄地红花毡10板、白地红花毡10板、红地黑花毡5板,总计正好是25板,与荷兰档案中送到的毡子数量一致。这批印花毡中的白地红花毡10板,有4板被用在五合蒙古包里围墙[23]。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55卷商业总簿档案中,可看到高达17次不同年度将印花毛料运至巴达维亚,再转销至亚洲的其他地区的记录[24]。这些印花毛料的出现次数虽然频繁,但数量都不大,甚至有时仅运送3匹印花毛料,说明其为特殊的定制商品,就如同乾隆多次向粤海关定制印花毛料。今日我们在荷兰的博物馆虽然已找不到与本件印花毡类似的布料,但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莱登棉布公司(Leyden Cotton Company) 的样品书上亦能够看到类似的印花设计,以单色线条加上多变的几何纹样(图7),与清宫中的西洋印花毡呢风格类似。另一方面,清宫所使用的印花洋毡数量可观,并且印花技术在欧洲各国之间传播非常快速,合理推论除了清宫中的印花毡呢除了荷兰以外,还有别的供应管道。目前英国 V&A 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两件花纹相同的印花毛料(图 8、9),据博物馆考据产自英国,当时被称为 paragon,指由印花方式装饰的平纹毛料(camlet)[25],花纹类似于另一件故宫藏的墙毯(图 10)。
![]()
图7:莱登棉布公司样品书,1900年,Museum de Lakenhal: 10716.
![]()
图8:印花毛料,英国,纵130厘米,横73厘米,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2.178.1.
![]()
图9:印花毛料,英国,横44.5厘米,纵72.4厘米,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45-1981.
![]()
图10:西洋毡墙毯,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印花呢在清代宫廷室内空间扮演重要角色,养心殿与养性殿都曾铺设印花地毯,而最具有帝国象征意义的蒙古包更是全数以印花呢作为内部围墙或之间展示在外观(图 11)。乾隆皇帝积极使用带有多元文化含义的西洋毡、西洋锦和回回锦作为毡帐和鞍䩞等清帝国武功的重要象征物。这些蒙古包不仅用来举办大阅、哨鹿等皇家仪式,亦是清宫宴会的主要场所[26]。蒙古包宴虽然最初以蒙古部族为主要对象,随盛清时期加速扩张领土,清帝国版图的新成员回部、新疆、哈萨克等部长纷纷参加乾隆举办的大蒙古包宴。紧接着,非内亚体系的外藩国朝鲜、琉球、暹罗也得到参与筵宴的许可,至乾隆晚期,英国与荷兰使节更受邀于蒙古包中见证清帝国的礼仪秩序与盛世景象[27]。这时蒙古包宴已经转变为各民族齐聚一堂的盛会,堪称18世纪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场合,而包含多文化内涵的西洋印花呢也成为最适合此场合的空间装饰。
![]()
图11: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局部),郎世宁,1749年,横317.5厘米,纵190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由前文可知,蒙古包所用毡毯的西洋风格,其“西洋”内涵其实来自印度风格,此现象除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印度棉布外,还有另一个解释的方向。在印花毡上这些印度的成分,来自于当时统治印度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8年),莫卧儿帝国所留下的图像显示出其与清帝国有着类似的军事活动及武备用品。事实上,亚洲大陆上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及萨非帝国(又译萨法维帝国)皆共享着以毡帐为君主象征的帝国文化[28]。一件1720 年代的画作中亦有红色的方形帐房以及竖立于画面中上方的大伞(图12),这使我们不由得联想到《活计档》 中方形的“西洋房”与“西洋伞式蒙古包”。当时包括伊斯兰及土耳其地区也存在这种大型帐房,并与政治相互连结。这些伊斯兰国家使用的帐篷成为欧洲人游记中最鲜明的东方意象,也成为清宫制作蒙古包时的灵感来源之一。因此,所谓“西洋”毡毯所借用的视觉资源,并不限于欧洲本身,而是汇聚了欧洲、印度与伊斯兰帝国长期交流所形成的装饰传统。
![]()
图12:马哈拉纳·桑格拉姆·辛格(Maharana Sangram Singh, 1710~1734)的营帐,莫卧儿王朝,1720年,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IS. 12-1994.
这种多文化交融的视觉表现,正揭示了18世纪在印花风潮下由视觉主导的织物审美的转变。随着印花技术的发展,不同织物之间的纹样得以相互挪用,棉、麻、丝、毛等原本因材质、织造工艺而形成的地方区隔逐渐被打破,织物的文化属性不再完全依附于其原材料或生产技术,而更多取决于其表面的装饰图案。除了前述模仿印度印花棉布的蒙古包帘罩之外,印花亦逐渐成为取代复杂织造工艺的替代方案。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印花呢(图 13),即仿制波斯栽绒地毯的装饰纹样。若将纹样自中轴线对分,仍可辨识出伊斯兰祈祷毯常见的龛形构图及龛内花束纹饰。这类地毯既可悬挂于帐篷帷幔之中,构成软建筑的空间界面,或可作为礼拜时面向麦加方向的拜毡,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17世纪挂毯(图14)便为类似形式。因此,印花技术所复制的不仅是纹样,更是不同织物所承载的文化形象,来自波斯、中国、印度或奥斯曼帝国的装饰语言,被抽离其原有的材质、工艺与地域背景,转化为可以自由拼贴、重新组合的视觉资源。
![]()
图13:黄色呢印花毯,故宫博物院藏
![]()
图14:黄色呢印花毯(左);羊毛栽绒毯(右),巴基斯坦或印度,17实世纪中叶,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4.149.2.
四、何谓“西洋”?
这个现象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关于清宫使用西洋物件的既有论述,究竟西洋的定义为何?对于作为接受者的清宫而言,“西洋”又是在何种知识框架与物质流通网络中被理解与定义的?笔者曾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新疆丝绸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一文中说明新疆进贡的“回回”面料与西洋丝绸在清宫军事用途上的重合性[29]。新疆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商贸门户,哈密、吐鲁番等西域地区,早在明代时就被称之为“旱西洋”,反映出陆路贸易网络与海洋贸易网络在文化认知上的对应关系。而印度商品在清朝同时由欧洲商船与新疆陆路进入中国,使其同时可能具有“西洋“和“回回”双重标签。故宫藏有印度风格印花棉布数块(图15),被冠以“回回布”的文物名称,便是其中一例。类似的情况亦见于俄罗斯以及南亚、中亚地区生产的金丝织物。这些丝绸分别经由海路与陆路输入清宫,因而在崇文门税则中被统称为“洋回锦”等兼具“洋”与“回”双重属性的名称[30]。
![]()
图15:回回布,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案例反映出,在18世纪全球物质畅通无阻的背景下,外国织物的命名并非严格依据生产地,而是综合其运输路线、贸易网络、使用对象与文化联想等多重因素加以界定。在18世纪全球贸易高度发达、物质流通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各地对于异域工艺、装饰语言与制造技术不断进行模仿、借鉴与再创造,使物件本身早已超越单一地域文化的归属。传统依据产地或输入路线进行命名的分类方式,已不足以揭示这些物件复杂的文化谱系及其跨区域流动的历史。
由上述内容可知,17世纪时,不同材料仍与其特定的生产地域及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物件的价值亦建立在其真实的来源与稀缺性之上。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印花纺织技术的成熟,这些原本具有明确地域属性的装饰纹样已能够被大量复制,并印制于不同材质的织物之上。换言之,在印花纺织盛行的时代,材料、织造技术与装饰风格之间原有的对应关系逐渐瓦解,各种纹样得以跨越材质与文化传统自由流动。这一转变与18世纪殖民贸易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欧洲殖民母国自殖民地大量输入棉花、麻等纤维原料及素面布匹,再依据不同市场需求设计、印制装饰纹样,最终以远高于原料价值的价格销售至全球各地〔31〕。在这一生产模式下,真正创造价值的已不再是原材料本身,而是对于视觉风格、装饰语言与文化符号的重新组织与再生产能力。“西洋”并不仅意味着欧洲制造的商品,而是有能力调度全球文化资源,融合出所谓的“中国风”“土耳其风”的强势文化输出体。这种整合不同文化风格的艺术实践正是西洋物品对于清宫的核心价值所在,对于清宫而言,“西洋”并不是一种需要忠实再现的欧洲地域风格,而是一种能够吸纳、转译并重新组织多元文化元素的设计机制,适于为多民族的清帝国统治者所服务[31]。
五、结论
本文对于西洋毡的风格爬梳解释了为何“西洋”作为一个流动且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文化符码,受到清廷青睐并被广泛运用于外交空间的视觉建构之中。在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逐渐由欧洲势力主导的背景下,“西洋”已不再单纯指涉欧洲,而成为各种异域文化、物质与工艺相互交汇、重组与流通的象征性空间。相较于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初期以猎奇和模仿为主的异国趣味,18世纪的装饰艺术更强调对不同文化风格的吸纳、转译与融合。发达的商业转口机制让全球重要贸易口岸如广东、孟加拉、巴达维亚等积极生产针对欧洲市场的外销商品,各类异域视觉元素亦在设计过程中经历简化、变形与抽象化,并与欧洲装饰语言重新整合,形成兼具多元文化特征的新视觉风格。这种包容并整合多元文化元素的设计逻辑,恰与清帝国建构多民族统治秩序的政治理念形成呼应。因此,“西洋”对于乾隆朝而言,从来不仅意味着欧洲,而更是一种整合帝国内外多元文化资源的视觉范式。正是在这一理解框架下,宫廷得以创造出如“白毡里印花毛毡蒙古包帘罩”这类将西洋毡与汉式书画装饰相结合的作品,使不同文化传统在同一物件中获得重新组织与诠释,进而具体展现清帝国所标榜的兼容并蓄与包容万方的统治理念。
注释:
[1] 宋文:《清代西洋呢绒线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第55-64页;王允丽、陈杨、房宏俊、殷安妮:《清代羽毛纱纤维材质研究》,《故宫学刊》2011年第7期,第319-338页。
[2] Mei Mei Rado, The Empire's New Cloth: Cross-cultural Textiles at the Qing Cou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5.
[3] 例如鲨鱼皮和珊瑚在清代的使用,Christine Guth, “Toward a Global History of Shagreen,” and Pippa Lacey, “The Coral Network: The Trade of Red Coral to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收入于The Global Lives of Thing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nne Gerritsen, Giorgio Riello ed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62-80; 81-102。
[4] 关于此作品的深入研究,参见林颀玲,《乾隆的移动宫殿:清宫制蒙古包研究》,台北艺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5] 此则档案内文长达九页,故不附全文。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一日,《皮裁作》,《活计档》册30,第721-729页。
[6] Rosemary Crill, Chintz: Indian textiles for the Wes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08, p.9。
[7] Melinda Watt, “ ‘Whims and Fancies’: Europeans Respond to Textiles from the East,” In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Amelia Peck 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Distribut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4。
[8] 乾隆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杂活作》,《活计档》册10,第160页。
[9] 庄吉发:《满文史料与雍正朝的历史研究》,收于李天鸣编:《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11页。
[10] 乾隆十一年年六月三日,《鞍甲作》,《活计档》册14,第407页。
[11] 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裁作》,《活计档》册20,第328页。
[12] Natalie Rothstein, “Silk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rade before. 1783: A Commodity of Commerce or a Frivolous Luxury?” In Textiles in Trade. Proceedings of the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Biennial Symposium. Washington: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1990, p. 3。
[13] Ina Baghdiantz McCabe, A History of Global Consumption: 1500-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219。
[14] Beverly Lemire, Dress, Culture and Commerce: The English Clothing Trade before the Factory, 1600-180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p. 7。
[15] Giorgio Riello, “Learning and Substituting: printing cotton textiles in Europe,” In Cotton: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0。
[16] 乾隆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行文》,《活计档》册21,第760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录副》,微缩胶卷,41号。转引自付超:《清宫生活中的铺垫哆罗呢与印花毡》,《收藏家》2014年第3期,第42-46页。
[18]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四日,《行文》,《活计档》册41,第420页。
[19] C.J.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1982, p.75.
[20] 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Nederlandse Factorij te Canton, 1742-1826. No. 122, 荷兰国家档案馆(Nationaal Archief)藏。
[21] 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1602-1795. No. 4419, 荷兰国家档案馆(Nationaal Archief)藏。
[22] 乾隆四十四年一月十七日,《行文》,《活计档》册42,第615-616页。
[23]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记事录》,《活计档》册44,第624页。
[24]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商业总档案 Bookkeeper-General Batavia.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惠更斯研究所(Huygens Institute)藏 https://resources.huygens.knaw.nl/boekhoudergeneraalbatavia
[25] V&A Museum online collection,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0420/furnishing-fabricunknown/.
[26] 关于清宫蒙古包宴之研究,参见贾珺:《清代离宫中的蒙古包筵宴空间探析》,《建筑史论文集》2003年第1期,第40-48页;[日]岩井茂树:《乾隆期的“大蒙古包宴”——亚政治文化の一こま―》,载《清朝治下的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91年,第22-28页。
[27] 当时的外国使臣皆对清宫蒙古包留下深刻印象,参见[朝]洪良浩:《燕云纪行》,收于弘华文新编:《燕行录全编》第3辑册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3页;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秦仲和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收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8页。
[28] Albrecht Fuess, “Between Dihlriz and Dar al-'Adl. Forms of Outdoor and Indoor Royal Representation at the Mamluk Court in Egypt,” In Albrecht Fuess and Jan-Peter Hartung edited, Court cultures in the Muslim world: sev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149-167.
[29] 林颀玲:《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新疆丝绸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故宫博物院院刊》2026年第1期,第115-130页。
[30] 关于俄罗斯进口织物之研究,参见赖惠敏:《十九世纪恰克图贸易的俄罗斯纺织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年第79期,第1-46页。
[31] Rosemary Crill ed., The Fabric of India.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15, p. 179.
![]()
林颀玲,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生,于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参与故宫“太和学者”计划。研究兴趣主要为清宫的临时性建筑、物质文化、神圣空间、仪式实践与跨文化交流等。近年出版的英文研究聚焦于19世纪的寿帐、地毯、戏曲人物挂帐,以及18世纪的清宫玻璃蒙古包。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6年第6期发表了《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新疆丝绸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本文修改自《美成在久》2026年第5期84-95页,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林颀玲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