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层的高楼,几百户业主,容积率早已顶到天花板,拆了也没新增面积可卖——这样的房子,未来还有可能推倒重建吗?当年象征体面的高层住宅,为什么在短短二十年里就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潜在的负担?
答案就藏在建设成本、物业维护和城市更新这三笔账里。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已经成为几亿人的日常居所。
按照目前住宅存量约四百亿平方米的量级粗略推算,全国至少有三亿人生活在高层里,这件事和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都直接挂钩。当年高层住宅能够快速铺开,根子在于原始建筑形态多是低矮房屋、棚户区、城中村和宅基地,城市化推进之后顺势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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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发商来说,拿净地和拿拆迁地的效率差距很大。净地走招拍挂,价格和周期都可控,能根据市场和成本做研判;拆迁地叠加了时间的不确定性,几户不同意就能把原本三年的周期拖到六年,甚至十几年。
一位地产行业的老兵回忆,他接手过广州荔湾区市中心的一个项目,拆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启动,真正拆完已经是二十年代初。其间遇到钉子户,也遇到城市规划调整和补偿标准变动。
他做尽调访谈时,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父亲已经过世,自己也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房子建完。广州那种年代久远的历史遗留问题,光是听听都让人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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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内部的换算逻辑看,矮楼换高楼是过去的核心生意。拆掉一栋六层的老楼,盖一栋十八层的新楼,老楼便宜、新楼贵,账就算得过来。
前提是新盖的十八层、二十八层能卖得掉。如果市场消化不了,回到低密产品,单价就得翻几倍抬上去,逻辑很难成立。
用较低的拆迁成本去换更高的容积率,在过去上行期几乎都是一本万利。城市更新还有一个口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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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主城区的楼,居民户数多,拆迁成本和沟通成本都大。以上海为例,拆郊外大片农地,只要土地指标达标,再补青苗费和农民补偿就行,户数少、难度低、成本低,政府扩新城的动力自然强。
把医院、学校、基础设施一次性铺过去,总账比在主城区做城市更新更合算。而现在这套逻辑又反过来了。
人口总量在减少,扩新城没有销售市场支撑,只有主城区还卖得动。原先铺出去的大量基建摊薄之后经济效率偏低,主城区依托现成基建,资金和置换能力就全部集中到拆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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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看上去如火如荼。上海的三林老街最近官宣启动更新,由陆家嘴、瑞安和另外几家企业联合操盘。
前滩、桃浦、御桥这些成片的新板块,如果调出十几年前的卫星地图就能一眼看明白:要么是农田,要么是大片厂房。三林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大规模的更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片区内住宅量不多,更多是产业园区、厂房和政府公共服务建筑,拆迁阻力相对可控。
真要拆浦西的成规模住宅,难度就完全是另一个量级。去年徐汇东安一村的更新,光成本价就花掉几百亿,那是顶级核心地段才撑得起的动作,换到其他普通地段根本不可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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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倒推一个问题:如果六层拆成二十层、三十层尚且有利可图,那三十层的楼又该怎么拆?难道要盖到九十层才算得过账吗?
早年上海老静安一带有不少类似香港的老塔楼,当年胶州路事件涉及的也是这种老塔楼。九十年代初那批房子,售价在片区里曾经算高的,现在反而比老破小还低洼,等于被时代抛下了。
北京方庄的方城园、方古园、方群园也是类似。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早一批入住的教授、知识分子的高楼集群,当年气派得很,像上海的古北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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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方庄片区的单价不过五万多,楼下电瓶车乱停、人车不分流、车位靠墙、建筑老化问题一堆。高层的真正原罪在于老。
建筑和人一样有生命,九十年代建的房子按人龄算已经五十岁,慢性病、三高逐步显现,到六十岁就是集中爆发期,肉眼可见就在未来十年之内。
北京的城市更新更难做,因为城市限高要求比其他城市更严,以矮换高这条路几乎走不通,只能以距离换空间:要么拆迁用外围地块置换,要么给现金补偿,要么原地把产品力和单价同时拉到极致。高层老化之后几乎是个无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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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维护和协调问题暴露,高层的资产价值会慢慢流失,流失到一定阶段,政府或许才有拆的动力,本质上还是用时间换空间。但高层本身并不好拆。
要么定点爆破,要么逐层拆。美国曾有五十几层的高楼采取逐层拆除,像拆乐高一样一层层剥下来,最后拆除成本比重新建一栋还贵。
爆破看似快,却要满足一大堆前置条件,尤其是周边场地空间。武汉有过一个案例:绿城作为代建方,金融机构作为资方,报规方案里把存量的两栋高楼直接炸掉,重新设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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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的户型结构卖不动,钢筋水泥搁在那里也只是钢筋水泥。资方和代建方下了很大决心,政府也批了方案,据说爆破当天有副区长在现场坐镇。
爆破不只是拆迁问题,还涉及安全和特种作业,需要协调大量人力物力,必须留出足够的安全缓冲空间。像老静安那种楼间距极窄的片区,根本不具备爆破条件;清场的经济损失也很大。
逐层拆的成本则更惊人。工人进场,安全措施费、垃圾清运费都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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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未来二十年年轻劳动力急剧减少,人力成本会急速上升,而这正好撞上这批房子集中老化的窗口期。厦门集美有个零九年的小区,名字取得讨巧,叫祥和雅筑,如今已经成了危楼。
老房子一旦上了年纪,维护跟不上,中国家庭普遍是得过且过的心态:两部电梯坏一部先忍着,低区走楼梯,高区等一等。一旦发生塌陷、沉降或严重事故,就不得不拆。
一个落地建议是:如果判断自家持有的高层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及时止损卖掉。温水煮青蛙地拖下去,等到彻底不宜居,谁来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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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政府接盘,财政没有这么大的资金量去做这么大的动作。道理不难懂,难在没能力置换。
网上流传的段子里,超高层最终都会沦为贫民窟,有些已经如此——有能力的人搬走,剩下流动人口、租户和老人。但高层的优点也不该一笔抹掉,主要就是经济。
虽然一套动辄几百万,单价也不便宜,但要是改走低密或低层路线,价格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短期内的居住品质提升也无从谈起。高层相对低密的那种便宜,才是它真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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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有弊:获得了居住改善,牺牲了未来的部分可能性。从政府和城市效率的角度看,高层的优点更清晰。
短时间内解决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前期一级开发的基础设施投入摊到人均之后使用效率更高。修路网、水电管网,如果只用来配套别墅或过低密度的小区,土地资源会被大量浪费。
高密度意味着人多,人多就带来消费和便利:下楼有菜市场、便利店;而低密区域可能买瓶水都得开车。游泳池、会所这类公共配套,也只有在小区达到一定规模时账才算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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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推广风貌别墅时,就出现过不同声音,核心争议在于医疗和教育这类稀缺资源的分配。一千户的小区,意味着一千个家庭可以共享好学校和好医院;若同一地块只做一百户的低密小区,就只有一百户能享受同等公共资源,而这一百户往往是支付能力和净值更高的家庭。
在金融要讲人民性和政治性的语境下,这个账怎么算,答案并不复杂。对普罗大众来说,高层是两利相权之后的现实方案。
今年年初出台的新版住宅规范在五一开始执行,明确把住宅最高高度限定在八十米上下,大致对应二十六层。既然超高层的问题本身无解,那就减少无解问题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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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对城市的产业结构也有正面意义。第三产业集中到服务业写字楼,如果路旁全是风貌别墅,中产打工人只能搬到更远的环线,通勤距离拉长,环境污染和使用效率降低都会被放大。
合理的居住密度搭配产业配套,反而能提高幸福感。贵州花果园小区就是典型,楼间距非常窄,但底商极为发达,源于人口密度带来的真实消费需求。
另一条线索是村村通带来的集中居住趋势。随着自然村落衰落,政府引导偏远地区的居民集中居住,本质上也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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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是现成样本:年轻人向县城、市区迁移,边远村落自然衰败,集中建设一定品质的高层住宅,公共设施资源浪费反而减少。
前几年发布的相关通知已经在从顶层层面调整:严格停止五百米以上的超高层,严格控制两百五十米以上的建筑,一百米以上的建设必须与城市人口比例、总人口、GDP等指标挂钩,不能再乱造。
规范陆续出台,但深圳六十来层的超高层现在还在卖,上海巨鹿路一带也还有超高层新盘,重庆仍在批超高层项目。这类操盘项目的解释是法不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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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生效日期是今年五一,很多项目是遗留的旧改地块,项目公司成立年限早,土地证和开发权的获取时间早于新规,报规环节对这部分做了豁免。但明显能感觉到杭州今年五一之后新招拍挂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八十米以下。
叠加的另一个变量是人口。以前大城市一直是净流入,需要不断堆住宅供给;现在人口平缓甚至流出,存量本身已经够多,新增节奏自然放缓。
中国已经是全世界高层住宅和摩天大楼数量最多的国家,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需要再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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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房子都是两三年内建好的新楼,谁都默认后面还有接盘者;现在接盘的数量急剧缩水,房子在三十年的维度上迅速折旧,维修基金和分摊成本如果没有计入,看似租售比划算的老房子,账算到最后反而吃亏。在折旧之外,还叠加了产品迭代的碾压。
新能源车的例子很直观,同样五十万,明年的配置和空间都比今年强。房子也一样。
四代宅概念从去年起到今年逐渐铺开,重庆、成都这类城市的得房率普遍过百,福建闽侯甚至出现过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得房率。有能力的家庭会向改善型低密住宅迁移,没有能力的家庭则进入保租房、公租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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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要把这些房子推倒重来,可能要再等五年左右的代际差。目前因维修基金不足而暴露出的新闻案例还不多。
房子和人口老龄化类似,有自己的时间周期。到不得不搬出危楼的那一天,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分化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靠财政兜底并不现实,因为财政本身也依赖土地。真要兜底,一个绕不开的工具是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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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中国财政通过卖地一次性获取居民的劳动剩余,相当于另一种收税方式。下行周期里这个缺口一旦产生,存量税就只能上。
房产税大概率不会在当下这个低点加码,雪上加霜的事不会做,但到了合适的时点一定会推出,用于平衡或转移支付,弥补那些完全丧失居住价值的房子的更新需求。
从城市更新的角度看,当年快速解决住房问题而建的大量高层往往占据不错的地段,只有价格回落、收储成本降下来,重建改善型住房或保障房的账才算得过来。曾经立过大功的高层住宅,可能就以这种方式为新模式做最后一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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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何时推、房屋养老金如何筹资,目前都没有定论,但集中老化的压力、维修资金的缺口、新一代低密产品对老高层的冲击都在真实发生。
买房的人要更看重楼龄、密度、物业和维护,而不只是地段和价格;城市管理者要尽快把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这几项制度跑通,资金来源要可持续,使用程序要简便透明。高楼拆不掉,就更得养好,这关系到上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也关系到城市未来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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