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上将有几人，人数不多各有特点，一人曾是彭德怀朝鲜语翻译

吉林地处东北，由于一直不是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虽英勇抗敌，但因与日寇相比，实力过于悬殊，导致损失过大。许多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例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红光、王德泰、魏拯民、童长荣、夏云杰等人都英勇牺牲，如果不牺牲，他们都是开国大将、上将的标准人选。其他抗联的高层领导，例如周保中，解放后离开了军队，在地方任职。

因此，开国将帅中来自吉林省的并不多。1640名开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中，来自吉林的仅有4位，均为少将。他们分别是1955年授衔的王明贵、刘居英、解方和1961年8月晋升的胡秉权。这4人中，来自抗联的仅有王明贵一人。

1988年9月，我军恢复实行军衔制，上将成为最高军衔。此后，共进行了29次上将军衔的授衔仪式，共计有192名高级军官成为新时代上将，这其中，有3位来自吉林的上将，分别是赵南起、陶伯钧和王国生。

下面，笔者就来盘点一下他们的任职情况。

赵南起上将

赵南起，朝鲜族，1927年4月20日生，吉林永吉人，出生于日占朝鲜忠清北道清州郡（今韩国忠清北道）。在这方面，他创造了两个历史，首先，他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名朝鲜族上将。其次，他是我军历史上唯一出生于韩国的上将。

赵南起1945年9月在吉林市参加解放同盟的联络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2月加入东北义勇军桦甸第七支队，不久被选派到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毕业后在吉林省委民运工作队工作，后在延边地委任干事、副科长、地委秘书。1947年2月入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我军开始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和毛岸英一起，成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翻译。其中，他是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他们俩在志愿军司令部住一个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58年10月，赵南起在随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前夕，还专程到毛岸英同志墓前祭奠。他还参与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为志愿军后方计划运输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参与了金化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起“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夺取反“绞杀战”的胜利，保障前线作战和官兵生活的物资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10月回国后，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首长的接见。

回国后的赵南起，长期在吉林省军区工作，曾任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第二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吉林省副省长。1985年，赵南起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87年11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在总后工作期间，他提出“以改革总揽全局”，主持制定了《军队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全军后勤改革五年规划》《“八五”期间全军后勤工作的基本思路》，全面推动军队后勤改革，全面推动军队后勤改革，成为我军现代后勤建设的卓越领导者。1988年9月，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后，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首批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名将军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上将，1992年10月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95年7月离休。2018年6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陶伯钧上将

陶伯钧，1936年12月生，吉林永吉人。1951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7月，15岁不到的陶伯钧参军入伍，并被选派到解放军第六炮兵学校学习。4年后毕业，从此开始了长达28年与炮兵打交道的军旅生涯。他从武汉军区炮兵某师一名排长干起，历经团作训参谋、炮兵师司令部侦察科参谋、副科长、炮团参谋长、军区炮兵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处长、炮兵师参谋长等多个岗位历练，最后任到武汉军区司令部炮兵部部长。算得上是炮兵出身的上将。1979年3月，陶伯钧率部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3年，陶伯钧任43军副军长。1985年，陶伯钧升任成都军区参谋长，成为副大军区领导。1992年，转任广州军区参谋长。一年后，他改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96年，他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正大军区领导。1998年3月晋升为上将军衔。2002年到龄退休。2009年1月1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2岁。

王国生上将

王国生，1947年2月生，吉林大安人。1968年2月参军。辽宁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大学文化。他长期在原沈阳军区所属的陆军第64集团军工作，曾任该集团军的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1998年，在当时的裁军50万的世纪大裁军中，第64集团军撤编，他又改任40集团军副军长。2001年，升任40集团军军长。2003年，升任兰州军区参谋长。2007年6月，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2010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2012年10月到龄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