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人眼中的屈原，并不是只有忠君爱国的形象

著名作家叶兆言有一篇文章叫《不喜欢屈原的理由》提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屈原的自恋，一个是忍受不了屈原的忠君思想。

鲁迅更看不上屈原的忠君，把屈原比作《 红楼梦》贾府中的焦大，“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鲁迅批评屈原“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 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力诗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 甚于此者多矣”（《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还说：“离骚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如果有人说屈原不爱国，肯定被舆论讨伐有卖国汉奸的嫌疑。但是在学术界，关于屈原的争论一直都存在。

清末学者廖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屈原其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的事迹，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也不能用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

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屈原只是个传说”，“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这个人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

屈原是否存在已经争论了近百年了，学术界承认屈原作为历史真实人物，出现在少量其他史料上只言片语的、几乎难以明辨确认的记载，我们需要有力的考古材料来证明屈原的生平和存在。

闻一多在《读骚杂记》中认为屈原的死因是“泄忿”和“洁身”并非“忧国”，同时指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

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汉朝到唐代，学者大多称道他的“志沽”“尽忠”的伟大人格。闻一多曾言：“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理学家朱熹在《楚辞集注序》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朱熹在内忧外患的宋朝托古言志，把儒家的思想注入到屈原里边，树立为理想忠臣中的典型。

在现代史上，郭沫若把屈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尊崇屈原为“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白话诗人”、“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的第一人，还称屈原是革命思想家。

为了呼唤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郭沫若在1942年1月写的话剧《屈原》公演，引起巨大轰动。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屈原艺术形象，深深镌刻在大众心中。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不同意史学家郭沫若把他热爱的人物过于理想化，为儒家人物的头脑塞进法家思想，以至有损历史的真实”，“结果是文学和艺术战胜了史学和哲学。今天，已经抹不去中国人心目中郭沫若所加工的屈原形象。史学和哲学严肃的面孔，显然不及艺术的魅力容易让人们接受。”（侯外庐·《韧的追求》）

侯外庐认为，“历来研究屈原的学人，多是把合纵救楚一个问题作为他抑郁投水的中心思想，而神秘化了这一位中国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世界观，和他的求真的方法论是矛盾的，本质上是反动的招魂，亚细亚古典社会底氏族制残余的梦想。”（侯外庐·《屈原思想的秘密》）

解放以后，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的定性在学术界成为主流，但是也有异议的。

宁夏大学教授刘金明提出：“屈原的美政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不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没有什么值得肯定和赞扬之处。”(刘金明·《对屈原爱国主义的再认识》)

深圳人文学院院长郭杰认为，屈原以死殉国是由其宗国意识所决定。对屈原而言，楚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祖国。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者，是超社会超历史的。(郭杰·《先秦的国家观念与宗国意识》)

曹大中断言屈原只忠君、不爱国，"屈原至死不离楚国,最后怀沙自沉的思想动机,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忠于向其委质的同姓君主。"（曹大中·《"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于屈原的争论是好事，真理就是在争鸣中判定的。美国汉学家海陶玮批评中国的屈原研究说：“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也不管感情色彩如何变化．其结果都使大多数的屈原研究带上了理想化传记的性质，而缺乏学术探讨的特点。这样的事实很少有人平心静气地做过调查，学者们引出的结论也隐约透露出他们活在情感方面、活在说教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海陶玮：《楚辞资料海外编屈原研究》）

屈原的形象是千百年来文人塑造的。不管是比干、晁错、解缙、方孝孺这些忠臣，还是豫让、田光这些慷慨赴死之士，为什么只有屈原在文人心目中最有分量？

屈原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和思想寄托，文人都有一个屈原情结，哪个不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壮志难酬。

屈原的文学成就，李白敬仰“屈平辞赋悬日月”，鲁迅称赞“逸响伟词，卓绝一世”；屈原的人格力量，司马迁评价屈原 “正直行 ，竭忠尽智” ， “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屈原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更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屈原孤傲独立的高洁人格，为理想而殉道的精神，给文人树立了一个标杆。屈原是文人的灵魂，内心深处都是和屈原心理共鸣的骚动。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往往面对“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候”的现实，愤愤不平怀才不遇，托屈原而自叹“命运多舛”,借屈原之酒浇自己之块垒，在屈原那里寻找心理安慰。

文人哀叹屈原其实也是哀叹自己，司马迁写《屈原贾生列传》不过是借题表达自己内心的忧愤，于是变成了“无韵之《离骚》”。这种心态，正如清朝林云铭评贾谊《吊屈原赋》云：“谓谊吊原乎?谓谊诵原言自吊乎?若不可辨。”(《古文析义》)

屈原跳汨罗江，两千多年后王国维跳昆明湖。屈原是爱国主义的典型，王国维却被嘲讽为是清朝遗老。但是在文人眼里屈原和王国维都是一样的，都是为文化殉道，陈寅恪所感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季羡林就认为王国维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