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概股天亮了？

2022年行将过半的时候，中国互联网终于感受到一点暖意了。

好消息包括但不限于两批游戏版号的释放，腾讯股价一度重新站上400，多家上市进程停滞的公司收到了好消息。连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新东方，似乎也在俞敏洪的带领下找到了一张咸鱼翻身的船票：双语直播。

与疫情同行的这三年里，投资者和行业内人士，对中国互联网未来的认知，从极度乐观到极度悲观。2020年的时候，无论是扎克伯格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的只言片语，还是蚂蚁即将IPO时沸腾的杭州楼市，都确认了中国互联网成为了全球竞争中仅有的两个玩家。

而今年年初，在两张中美独角兽公司对比图传播的气氛里，很多人开始认为中概股的景气周期已经彻底结束，造富神话一去不复返，接下来的只有裁员，停滞，转型，“35岁的大厂中年人，都自求多福吧”。

这两个极端的观点都是不准确的。

在经济困难，地缘政治紧张与国内严监管的三重冲击之下，中国互联网已经把所有的红利吐出，泡沫挤破，想象空间全部关闭，留下的市值，就是坚若磐石的底部。

过去的半年里，这个底部已经被300港币的腾讯，106港币的美团，55港币的快手，72美元的阿里，17美元的B站所标识出来。但是这个底部背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韧性，该如何理解。

我们以B站Q1的财报为例，这个季度，B站的用户大盘和收入双双实现了30%左右的增长：日活用户接近8000万，月活用户接近3亿，平均用户时长接近95分钟，收入超过50亿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这50亿收入，非常均衡地被分为20.5亿元的增值服务，10.4亿元的广告收入，13.6亿元的游戏业务收入以及6亿元的电商收入。受经济环境影响，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财季广告收入腰斩式下滑。但是B站的广告业务，经过了几个季度的蒙眼狂奔之后，仍然维持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录得了46%的同比增长。

图上的四种收入，分别代表几种完全不同的用户消费场景：增值服务是直接为优质内容付费，无论是购买大会员还是向直播间打赏；广告和游戏是用户在内容页长时间停留的奖励；电商业务把触角伸到线下，直接向用户交付商品和服务。

跟这个收入结构非常类似的是腾讯的收入结构：社交网络收入291亿元，游戏收入336亿元，企业服务428亿元，可以说三足鼎立，再加上一个在线广告收入180亿元，这是一个长年利润率不高甚至亏损，业务风险大，而且极容易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的业务。

腾讯这季度的财报里有一句话，“社交网络收入增长 1%至人民币 291 亿元，反映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服务的收入增加，但大部分被音乐直播及游戏直播收入下降所抵销”。反过来讲就是，虽然音乐与游戏直播受经济和监管环境影响下降，但是视频号的增长抵消了这部分下降，稳定了直播服务收入的增长。

这就是第一类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韧性。

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获得的不只是某一种特定的服务，用户和创作者的连接，用户之间的连接都保证了新业务的可能性。这样，单一业务就不再是公司的护城河，而是整个用户的生态。只要用户时长和规模在，单一业务市场状况或者监管挑战就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

B站的反义词就是爱奇艺和Netflix奈飞，单一的直接为内容付费模式一旦遇到不可控的风险，就会进入用户流失→投入减少→内容质量下降→用户继续流失的死亡螺旋。

当然不是说，B站站在自制内容的对立面。B站本身就把自制内容和大会员收入作为重要的业务支撑，今年Q1之后，B站的大会员总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同比增长15%。B站在纪录片上的投入，对优秀创作者的奖励，以及版权内容的引进，一直在避免像短视频平台那样，用二创无限制侵蚀专业创作者的用户基础，最终导致优秀创作者消失，二创也失去优质的内容养分。

在B站的内容生态，每一个品类的内容都自带自己的社区传播圈层。一个大IP的成功，都会形成自制节目，Up主PGC，用户爆梗三次接力传播，这种涟漪效能是其他平台难以复制的。

举个例子，优爱腾都把自己的营销主阵地放在社交媒体，重金投入之下虽不乏亮点，但是价值观争议还是难以避免。而B站仅仅依靠用户圈地自萌，就能保证一个节目长期运营。《说唱新世代》在B站热播之后，站内的说唱UGC内容就迅速增加。B站的晚会、广告片，爆款不断，已经成为出圈利器。

优质的生态和用户口碑，是社区型产品的生命线。只要这个生命线还在，收入的模型可以随着产品的创新调整。这一季广告收入的增长，就跟竖屏的Story Mode推出关系很大。另外，只要业务和用户基本盘表现出了稳定性，通过运营成本和营销费用的降本增效实现开源节流，也很容易提升公司的财务健康水平。

第二类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韧性是与实体经济的联系。

这一类公司可以以京东和美团为例。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美团，京东，拼多多，甚至于滴滴等企业大手笔押注社区团购，争夺最后一公里物流。这种态势不仅让普通用户觉得商业资源被大量浪费，担心夫妻店被抢了生意。还引来官方媒体直接下场，批评平台经济要面向星辰大海，而不是计较“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

然而疫情之后，尤其是这次上海疫情，中国基础设施最完善，线下业态最丰富的上海受到冲击。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外卖平台是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送盒饭的”。而围绕最后一公里配送展开的仓储，物流，算法系统，也成为了保供应，保民生的重要“硬科技”。

京东和美团这一类的企业，不仅有遍布全国的物流仓储网络，还雇佣了大量了基层劳动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年轻人就业困难，而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类“低门槛，中等收入的工作”就成了一张社会安全网。有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外卖员，一半以上的工资位于6000到10000区间。这样一份工作，交得起偏远地段的房租，满足一日三餐所需，节约一点的话可能还有结余，甚至成为家乡县城的购房主力。

因此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平台企业对就业的贡献一定会被视为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当然并不是说，如果没有第一类公司的用户生态，也没有第二类公司和实体经济的强关联，其他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就没有韧性了。

新东方的老师们在直播间翻红之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在两个交易日里就翻了一番。俞敏洪，过去因为女性和教育议题，多次站上舆论的审判台，这次他赢得了人们一致的好感。

给中国互联网公司最终兜底的，叫企业家精神。说到底，中国互联网公司白手起家，基本上都没有垄断性的资源，必须建立组织管理和业务效率上的双重优势。所以危机来袭，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现金流归零。只要回归初心，聚拢起团队，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业务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我相信，中国互联网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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