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罗斯友人 同事——杨哥

作者简介:萧作钧，1940年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40余年。呼兰作协会员，《萧乡文学社》《冰城文艺社》《江山风恋碧潭社》成员，现哈尔滨老年大学文学系学员。

值班大话君：刘芯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老友封永迎来到我单位（省电影公司），带来一个惊人的信息，在苏联采访时，他竟然与我们在哈影（哈尔滨电影制片厂）时的同事——闫桂娥（化名）不期而遇。闫桂娥与我们失联已逾20多年，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不禁又荡开了，几近泛黄记忆的涟漪，早年间，那段岁月中的往事，渐渐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1958年7月末，我进入刚成立的哈影工作，不久又参加实习团赴长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在团里的几十号人中，有两个人与众不同，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同属华俄混血（哈尔滨习惯称呼“二毛子”），又是夫妻关系，都不到30岁，男的叫杨胜林（化名），女的叫闫桂娥。

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纯正的哈尔滨普通话，长相却都是一副洋面孔。杨胜林尤为明显，个头人高马大的，面部轮廓立体，棱角分明，粗眉深目，高挺着俄式鼻子。他的性格豪爽直率，对人热情风趣，爱和大家开个玩笑。

1958年长影四宿舍天台上部分团员合影，第二排左一为作者，左二为饰演“杜鲁门”的老赵，最后一排右一为刘青导演；照片由作者提供

实习团的集体生活很有规律，又丰富多彩。白天集训上大课，观摩中外经典影片，晚间不看影片就学习讨论。早上的时间由各团自己安排，哈影团活动比较多，除全员做广播体操（第一套体操）外，还有刘青导演教太极拳，杨胜林教俄语，及学习朗诵（电影解说）等。我们寝室里的六个小伙子全都跟随杨胜林学习俄语。

集训时，观摩了很多苏联原版片，长影的俄文翻译胡伯胤现场口译，他反应灵敏，语言流畅，声情并茂的口译效果，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也让人感受到，掌握俄语的必要性。所以，当听说杨胜林要举办俄语学习班时，我们都举双手表示拥护。

最初大家热情都挺高，信心满满的，也受到很多人的鼓励，有人甚至把俄文教科书送给我们。岂不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长性，坚持了不几天，早上好懒床的毛病又犯了，时不时就来个集体迟到。这种现象很快被杨胜林盯上了。别看他平时总是大大咧咧的，对我们也是有求必应，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却毫不开面，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批评我们：“学习态度不积极”。从此，他每天早上就到我们寝室来，亲自督促大家按时起床。他这一举动，给我们增加了很大压力，每天一大早，一听到杨胜林要进屋了，大家全都会一激灵，悠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即便有人稍慢一些，也会来个鲤鱼打挺，一下子蹦起来。若是有谁被堵在被窝里，那可就惨了，杨胜林那钢刷似的络腮胡茬，把人扎得嗷嗷直叫，我们时常就这样，在叫声和笑声中，被撵下床。

怎奈我们全是初中生，压根没接触过俄语，学习中很快就遇到了瓶颈，练习发音时，一个弹舌音就把人给难住了，我们的舌头都很生硬，这个“嘟噜”总是打不好。杨胜林也为我们着急，他想方设法的帮助我们，其中有个办法是含一口水练发音，实践中，有人不是把水一下子喝到肚子里了，就是被水给呛得够呛，结果发音没练好，人也造得很狼狈，我们几个人都快崩溃了。

杨胜林却不厌其烦，经常在晚间来辅导我们。谁知在学习俄语变格时，我们几个人终于败下阵来。这时集训也即将结束，以后就没有时间学习了，但杨胜林仍不死心，劝我们要坚持学下去，愿意继续辅导我们，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条路，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几十年后，当我省电影业务和苏联远东地区密切交往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滋味，我想起杨胜林当年说过的话，事到如今，后悔晚矣。

虽然我们都没坚持学好俄语，杨胜林倒成了我们寝室的常客。他不仅给我们送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浓浓的关爱。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懂，连衣服都不会洗，搓衣板正反面都分不清，被衬拆下来绷不上……

每当我们遇到了难题，一旦被杨胜林发现，他总是找来闫桂娥，为我们一一摆平。渐渐地他成了我们的依靠，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们都亲切地叫他杨哥。

（二）

性格乐观幽默的杨胜林，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充满笑声。他把我们实习团的生活装点得情趣盎然，人们都称他是“开心果”。杨胜林则认为，不开心行吗？实习团几十号人，长时间离开家，留在哈尔滨的老人，年幼的孩子，独挑家务的爱人，谁能不惦记家呀！团里还有一帮小青年，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想家不？

杨胜林经常引发人们哈哈大笑，大多都是模仿各地方言，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模仿河北老呔儿话。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开全体大会时，当先到的人都在唠嗑时，杨胜林开门进屋，故意大声用老呔儿话问道：“这都揍（干）啥（呢）？”当人们把视线都集中到他身上时，他又假模假式的摸摸自己的脸，又左瞧瞧右看看自己的身上，“我崽儿了（咋的了）？”他装作大为不满，接着又反问道：“都瞅（看）我揍（干）啥也？”

“你一惊一乍的想揍啥也？”有人故意逗他。

“知——不——道吔（不知道）！”他又是一字一顿地，甩出来一句地道的老呔儿话。

杨胜林的老呔儿话韵味十足，不论是托腔，还是上扬的尾音，他都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也被他逗得前仰后合，大笑不止。财务老贾是地地道道的唐山人，我们问他学得像不像。老贾擦擦笑出来的眼泪说：“不能说像不像了 ，简直比老呔还老呔！”

原来他单独领教过杨胜林的老呔儿话，有些土话俚语老贾离老家多年早已忘记了，而杨胜林却能张口就来。

有一天集训课，讲的是电影美术中的制景工艺，下午安排各实习团去实地考察体验。长影后院有一大片开阔场地，那里搭建了一条河北农村街景，街道两旁排列着鳞次栉比的民宅。据长影人介绍，这是抗日题材影片——《伤疤的故事》的一个外景地。我们哈影人员先到，大家刚刚涌入街中心，就听到在队伍后面，响起一阵浓重沈阳口音的呼喊声：“乡亲们哪，大事不好了，鬼子进村啦！”街筒子立时爆出一阵哄笑，有人说沈阳人可真逗！街上的笑声没等停，只见杨胜林从后面赶上来，他笑嘻嘻地问大家：“沈阳话学得还可以吗？”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又是他在搞恶作剧。

过后辽宁团有人问我，“你们团的那个二毛子是哪疙瘩的人？”当听我说是哈尔滨当地人后，他仍半信半疑，“学咱家的话他咋就那像呢？”

杨胜林在我们寝室经常为大家讲解各地方言，记得有一次，他讲“好”字各地的说法，他说哈尔滨人通常说“很好”、“非常好”等，比较接近普通话；到了辽沈地区则好说“贼好”；天津地区则说“倍儿好”；唐山人说“忒好哇”；河南人说得简略明快——“中”；山东人有的地方说“杠好”......

我们都挺纳闷，他咋对各地方言了解得那么透彻呢？据杨胜林回忆，他出生在一个大杂院里，邻里们来自山南海北，从他牙牙学语起，接触的都是各种方言。他告诉我们自己是山东人，爸爸会说俄语，但在家中坚持说一口浓重的山东话。一开始模仿各种方言是为了取乐，感到好玩，没料到在模仿中他竟然喜欢上了方言，他感到方言都很生动形象，表现力强，有味道，有韵律，甚至有种乐感（如老呔儿话），杨胜林深有感触地说：“学说方言这些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咱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

杨胜林不仅有语言天赋，在一次排演街头活报剧中，又展现出他身上的表演潜能。

我们是8月初来到长影的，与哈尔滨一样，长春也是到处洋溢着迎国庆的热烈气氛，在长影各摄影棚里，也都在日以继夜的抢拍国庆献礼影片。

长影交给我们团一个任务，即让我们排演一台活报剧，协助长影在节日期间赴街头演出。实习团将该项任务交给了导演刘青（原哈尔滨话剧院的导演），刘导很快就依据当时美国出兵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编了一台活报剧。其中主要人物有：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华尔街战争狂人。“杜鲁门”由一个体态微胖的赵姓团员扮演，“蒋介石”由一个小鼻子小眼，个头矮小的一个团员扮演，战争狂人扮演落到了杨胜林身上，另有十多个青年人扮演工农兵学商，我们寝室六个人全被选上了。

从此，长影四宿舍楼顶部的天台上，成为我们每天排练的场地。论表演大家都属“菜鸟”，唯独杨胜林一开始就很上道，他把美国战争狂人，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狂热劲，当遇中国人民声讨时，又被吓得战战兢兢，萎缩成一团，都表现得非常到位。他这夸张式的表演，深受刘导的赞许，据导演说，这种漫画式的讽刺剧就需要这样表演风格。杨胜林说：“美帝国主义压根就是这个德性！”

刘导特别挑剔，无数次的排练，能无数次地挑出诸多的毛病来。那些正式的演员排练时是个啥心情我不得知，反正我们寝室里的几个人都排腻歪了。反观杨胜林，他倒是越排兴致越高，每次排练，他都能临场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些新花样，要么做出一些滑稽可笑的肢体动作，要么就自编一些台词，用老呔儿等各地方言说唱出来。天台上总是笑声不断，甚至就连导起戏来严肃认真的刘导，有时也笑得导不下去了。他边笑边指点着杨胜林说，如果有一天能拍喜剧片，一定要给老杨安排一个合适的角色。

演出时间定在10月1日的傍晚，当天一早我们参加了节日大游行，回来后不顾疲劳到天台上又排练了一次，这回人们都很严肃认真，一次性通过了，刘导也很满意。

晚饭后立即进行化妆，三个主要角色需要造型，“杜鲁门”要造个假鼻子，“蒋介石”需要戴个光头头套，战争狂人比较简单了，只需粘个山羊式的胡子，他们均由长影化妆师负责，化的都是电影妆。我们十几个群众演员，由京剧团退役演员何炳南负责，化的是舞台妆，一个个都是红脸大汉。

长影用大卡车送我们，同车还有一台长影厂的活报剧，剧中也有个“蒋介石”，扮演者是韩兰根，扮相獐头鼠目，引人发笑。他银幕上的老搭档殷秀岑也陪同前往。

演出设在长春市最大的一个广场上，因时间尚早，我们只好到路边上的市卫戍司令部里待命。

大院里充满了悠扬的乐曲旋律，一楼的大会议室里正在举行舞会，我们被让到对面的一个房间里休息。房门不时被打开，时不时就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军人，向屋里探望，他们肯定都是奔韩兰根、殷秀岑等电影演员来的。殷秀岑胖得出奇，韩兰根瘦得特殊，这两位极容易被人发现，看到的人莫不掩口偷笑。当人们发现头戴高筒礼帽，身着燕尾服，翘着一撮山羊胡子的杨胜林时，都十分惊讶，悄声地议论着：“怎么还有个外国人呢？”

直到演出时间到，大家才离开司令部。广场上早已人潮涌动，灯火辉煌，锣鼓声阵阵。卡车紧靠在人行道边上，打开了一侧大箱板，用作演出舞台。看到长影演出队的条幅后人们纷纷向这边走来，车上的殷秀岑被人们发现了，眼尖的人也认出了韩兰根，台下的观众惊呼着他们的名字，引起更多的人涌挤过来。

“观众还没忘记咱们哪！”看着车下激动的人群，殷秀岑动情地说。

“看起来咱俩的片子在东北也没少演！”韩兰根也很高兴地对殷秀岑说。

突然有人发现了新情况：“车上还有个外国人！”杨胜林也被人发现了。我站在车边，车下有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孩问我：“那个人是洋人吗？”

“他是从朝鲜俘虏过来的美国人。”我逗他说。

小学生狐疑地看着我：“你拜（别）逗了！”接着他似乎在质问我，“你说美国鬼子也能变好？”

这时，长影演出队有个外国洋人的消息，迅速在广场中传播开，立时人群像炸了锅似的，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杨胜林个头本来就高，又戴顶高高的帽子，站在车上十分抢眼。人流越聚越多，后面的人向前拥挤着，卡车被拥挤得直摇晃，在平地上都站立不稳的殷秀岑，随时有跌倒的危险，我们几个小伙子立刻站到他的四周，紧紧地拥护着他。突然猝不及防的险事发生了，一侧车轮被抬离开了地面，车身倾斜，大有侧翻的危险。长影带队的人当机立断：“停止演出，立即撤退！”

回来的路上，韩兰根向杨胜林竖着大拇指说：“佩服，佩服，你的风头挺旺呀！”

殷秀岑仍有些惊魂未定，气喘吁吁地说：“万幸，万幸，好在有惊无险！”

听到这对老搭档对台词式的对话，把车上的人都逗笑了。

扮演杜鲁门的老赵，突然向杨胜林“开火”：“你还笑呢，都是你惹的祸！”杨胜林乖乖地举起双手，大声不断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飞驰的卡车上，传出了一串串的笑声，远处市中心也不断地传来一阵阵的锣鼓声和鞭炮声。

第二天在原地顺利完成宣传任务，杨胜林演得很卖力气，观众反响也很热烈。长影负责人说：“哈尔滨人天生带有文艺细胞。”

（四）

乐天派杨胜林，整天无忧无虑，乐乐呵呵的，风趣非常。岂不知一件令人烦恼的难心事 ，正在向他悄悄袭来……

国庆节不久，实习团随之也结束了集训阶段。大家依据各自的工种，分赴到车间、剧组等各有关部门去实习。杨胜林是学制景的，就去了制景车间，闫桂娥学化妆就进了一个剧组。万万没有料到，事隔不久，就传出了闫桂娥与一个年轻的男化妆师的“绯闻”。

闫桂娥长相秀气，纤细的身材，清秀的脸庞，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她和杨胜林一样，都是一副洋面孔。但他们的性格迥然，闫桂娥平日里性情淡然，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眼神总是冷冷的。刚传出“绯闻”的时候，团内的人们都不相信，直到有一天，为此事团里要召开群众大会，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闫桂娥自打进入到剧组后，师傅教得认真，她本人学得也很快，不久就能参与给非主要演员进行化妆了，尤其是在群众演员多的时候，她能为师傅独挡一面，对她的业务能力，剧组都很看重。

随之师徒关系相处得也越来越好，在拍摄现场有谈不完的话，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变得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有时拍戏途中演员需要补妆时，竟然喊不着化妆师，他们师徒二人若无旁人，正唠得热火朝天，这一现象一再发生，引发导演和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大为不满，最后反映到了实习团。令实习团领导气恼的是，事前曾找她谈过话，但闫桂娥不以为然，过后仍然我行我素，领导经研究决定召开全员大会，让群众来帮助她。

当年我对情感之类的事情尚懵懂无知，又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我还曾怀疑会议能否开成，会上还不得冷场呀。出乎意料的是，发言者竟接连不断，有的人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人批评得很严厉，谈起话来也夹枪带棒的；也有的人仅仅风轻云淡的说上几句……

发言者，不乏平日里和闫桂娥关系都很不错的女同志，她们竟能当面锣对面鼓的，开展不留情面的批评，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从踏入社会，我一直受到众多“老”同志的关爱，今天的这个会议让我看到了人际关系的另一面，同志之间还能开展这样的批评。

我望着远处一角的杨胜林，真为他担心，只见他深深地埋着头，手指间夹的烟也没吸。尽管看不见面孔，他这时的尴尬神情可想而知，他的窘境也真令人同情。然而闫桂娥却挺直着腰板，深邃的眼睛冷冷地扫视着会场。

中午，我上天台晾洗的衣服。只见杨胜林紧靠着女儿墙，坐在地上，正默默的吸着烟，地上散落着烟蒂，看来他在这里已经坐了许久。我悄悄地走过去，小声地问道：“杨哥，没事吧？”

“没事，没事……”他抬头看看我，摆摆手，连声说道。

我告诉他，我们寝室的几个人都很关心他。杨胜林笑了：“谢谢小伙子们！”接着他对我说，“你们要记住，以后成家了，两口家一定要相互信任，信任比啥都着重要！”

事过不久，听长影了解情况的人议论，那个年轻的男化妆师是华俄第三代混血儿，有俄罗斯血统的人思想都比较开放，他们师徒二人一见如故，必然有着很多共同语言。

（五）

60年代初，我和部分同志又第二次赴长影学习。这次说是去学习，实际上是两厂人员共同组建一个摄制组，合拍《再生记》影片。当影片拍摄过半期间，突然从哈尔滨传来信息，哈影厂发生了巨大变动，变为单一的新闻纪录片厂，把故事片人员编制全部砍掉，人员也全部被分配了。听说杨胜林夫妇二人被分配到一个省属剧团里。但哈影厂没维持多久，最终还是彻底“下马”了 。主要是因为我国自己不能生产电影胶片，各省办厂胶片供应不及时，几乎要缺“粮”断“炊”了。就这样，我于1962年，被分配到了省电影公司。

一天，公司全员正在三楼放映厅观看新到的影片，忽然听到门口喊，外面有人找我，我赶忙来到门口，喊叫我的人附在耳边小声说：“有个‘老毛子’找你。”我出来一看，竟是许久没见的杨胜林。

“杨哥！”我高兴地跑向前去。

“早就听说你调到这里了，今天正好路过，就想看看你。”杨胜林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不放。

“怎么样，工作还满意吗？”他关切地问我。

杨胜林这一问，竟勾起了我憋在心里很久的一些话，一股脑地向他倾诉起来。我认为自己在制片厂是搞电影剪接的，那是艺术性很强的一项工作。分配到电影公司后，说是让我搞本行，搞的是影片检修，这种修修补补的活和电影剪接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可比性，算白学了。

“怎么，大材小用了？”

听杨胜林这句尖锐的问话，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他安慰我说，哈影百十号人，当前在电影工作岗位上有几个，这还不是组织上的关照吗？一个刚20出头的小伙子，先不要对工作挑三拣四，要先安心工作，锻炼自己，将来让工作来选你。

“小伙子，你思想里的问题大大的哟！”杨胜林用日式协和语把我逗笑了。

我让他进去看电影，他说自己看电影的机会很多，苏联在哈领事馆经常组织电影晚会。我一听他经常出入苏联领事馆，心里不由得一惊。就在前不久，全国电影院刚刚撤销停映一部，正在热映的苏联影片《运虎记》，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据内部消息说，这部影片是针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去的。中苏两党两国已发生严重的分歧，早早晚晚要分道扬镳。这些话我又不能明说，我只好劝杨胜林以后不要去领事馆看电影了，多不方便呀！欢迎他到公司来看，杨胜林告诉我，去领事馆参加电影晚会，是闫桂娥和孩子们极为看重的一项社交活动，这番话让我更加惊愕。

从这以后，再也没见过杨胜林。我对新单位新工作也逐渐熟悉了，也安心了许多。我在科的王科长非常注重培养青年人，不久我被调到科办公室里，协助王科长抓全省电影拷贝管理、统计分析工作，以及全省影片检修技术的普及提高工作。这期间单位又批准我上业大学习，又让我参加“社教”去接受锻炼。这一切都离不开领导和组织上的培养，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在关键时刻，杨胜林起到的积极引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后，不久，火也烧到了“小五界”（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不等“社教”结束，我们均提前撤回，回到单位参加运动。省文艺界也很快成为了重灾区，我不由得担心起杨胜林夫妇的处境，他们的俄罗斯血统，又经常出入苏联领事馆，想起这些真令人不寒而栗，我又不敢贸然上门打探。可是一天，在街上恰巧遇到他们团里的一个熟人，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起杨胜林的近况，得知他们全家人，早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前，就已移居苏联了。听到这番话，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不过想想也不是个滋味，大千世界世事难料，原本是国人同事，如今竟成为异国他乡的陌路人。

（六）

潮起潮落，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猛然听到，封永迎在苏联与闫桂娥偶遇，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询问着：“杨胜林咋样了？”

“还老杨呢，连个闫桂娥还都没弄明白呢……”封永迎不无沮丧地说，听他这番话我一时茫然不解。

封永迎当年专业是学电影摄影，哈影“下马”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录用，成为驻哈摄影站的摄影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他一直坚守在前线，抢拍了很多战斗场面，受过重伤，也立了战功，如今是驻哈站的负责人。

中苏关系恢复后，受邀前往访问，拍了不少苏联远东现况。这次前来，他是找我安排放映，他刚洗印出来的电影样片。

据封永迎讲，他到达“哈巴”（哈巴罗夫斯克市）后，苏方就为他配备了陪同兼翻译。当他发现来人竟是当年的闫桂娥时，立时高兴得热诚地惊呼起来。没料到对方深邃的眼睛里射出来冷冷的光。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叫闫桂娥！”流利的汉语说出来也是冷冰冰的。

“那后来呢？”我紧追着又问了一句。

“没有后来了，第二天她再也没露面，又换了个别人。”

当年边贸很活跃，两岸过往人员与日俱增。不久，又有新的信息传来：闫桂娥随着职位的升迁，早已把杨胜林给甩了，对这些传言，一时也寻找不到确切出处，但对杨哥当前的处境我心中很是担忧。

恰好90年夏，我以省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带领我省电影代表团，应邀访问哈巴罗夫边疆区的电影业。在“哈巴”期间，我曾托人寻找杨哥，但遗憾的是，竟因提供不出他的苏联姓名，而不得不放弃。

当年，在偌大个哈埠的茫茫人海中，我们竟能结为同事；今天，在小小“哈巴”却要错失寻找的良机……想到这里，我的心境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在访问期间，从苏联同行们，甚至大街遇到的陌生人那里，我们访问团均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热情和友好情谊。尽管人民间，已近数十年互不往来，实践验证了，真正的朋友，纯真的友谊，是山水阻挡不了的，时空切割不断的。团内有人讲得好：两国的传统友谊，在人民心中是相通的。这也释然化解了我心中的低落情绪。

我想起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

或许，杨哥我们再也不能相遇了，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但是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情谊，必将会汇入到，两国人民世代传承的，友谊的海洋中……

本文作者：萧作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