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兴华回忆冀鲁边区宁津抗日史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在乐陵县抗日县政府第三科当文书。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后，在乐陵县第一区任过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东光和靖远县委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八月调任振华县(即现在的宁津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一九四八年三月调任庆云县县委书记。八年抗战，我在宁津县工作的时间最长。经初步回忆， 上述几个县----重点是宁津县的抗日斗争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 革命力量大发展
“七.七”事变后至一九三八年，即敌人战略进攻、 我们战略防御时期。日本侵略者重视国民党，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区进攻，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还不被敌人重视。这是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时机。
这时，华北总的情况是: 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队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日寇以主要力量尾追国民党军，长驱直入，大举南侵，在后方留守力量很少，除在铁路沿线和重要城镇设有据点外，其他地方，只是乱打一通枪炮后，就扬长而去。 冀鲁边区，仅在盐山县城、旧县镇、阳信等地安有据点， 其他各城镇，均无暇顾及。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展革命力量，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和围困留守敌人，以牵制敌人向正面的大举进攻。这时，我们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四个方面:
一、积极发展抗日部队，向敌人主动出击
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占领了乐陵县城，推荐了周砚波任县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份，驻盐山的日本皇协军攻占了乐陵县城，我抗日救国军及乐陵县政府转向无棣，占领了庆云。一九三八年二月，我抗日救国军攻克了盐山县城，无棣县城， 三月间又克复了乐陵县城。由于抗日救国军的积极进攻作战，克城复县，因而声威大震，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一九三八年夏初，抗日救国军已发已展到两千多人。
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到达这一带后，抗日救国军改编为三十一游击支队，后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这时，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会以下逐步发展到一、二、三个军分区。宁、乐、庆等县为一分区。每个军分区建一个独立团(支队)，每个县建一个独立营(大队)，营下设连(中队)。团、营、连的政委、教导员、指导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二、积极开展建政工作
边区，由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以下，各军分区设有行政专员公署，县设县政府，区设区公所(后改为区政府)。同时，积极改造乡村政权，区公所以下每十余个自然村建一个中心村(乡)，将乡村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可靠地基本群众手里。
各级抗日政府，贯彻执行合理负担，实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拥军优抗，抚恤鳏、寡、孤、独等各项进步法令。开展锄奸、反特、反资敌斗争。
当时的斗争策略是: 依靠进步分子，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孤立顽固分子，打击反动分子，巩固和扩大农村统一战线。
三、成立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亦称动委会)
开始，宁津县归属津南地委；地委总动员委员会主任是马振华，后任地委书记。通过动委会，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
1，组织抗日自卫队。凡18--45岁的男性，皆可为队员。村成立小队、分队，乡成立中队，区成立大队，县成立支队。
对组织起来的自卫队，按村轮流，到乡政府脱产训练。自带粮食，五天或十天一期。训练内容: 一是政治课，讲抗日战争的道理;二是学习简单的军事动作、游击战术和防空防毒的知识；三是在轮训期间，为乡政府站岗警卫，抓差办案，并配合部队，袭扰敌人等。自卫队的任务，首要的是在村中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当时村民外出，都要带通行证，晚上要晓得口令，以备岗哨查问。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敌特、侦探和零星汉奸的活动。其次是配合部队，封锁敌人据点，隔断据点内外的来往，使敌人“政不出门”。其三，敌人大量出动，及时传送消息。第四，破路、拆桥，扒围寨、城墙，改造地形、地物，为部队作响导，抬担架等工作。
“七·七”事变前，各县城都有城墙和护城河，大的村镇也都有围墙、或砖土楼房等建筑，这些将是敌人回师扫荡时驻军或安设据点的好场所和防守的堡垒。当时各城市之间，各个县的大镇之间，多数有宽阔的汽车路，各村之间都是平坦的大车道，这就为敌人的坦克、汽车、炮车等机械化部队和快速部队的通行提供了有利条件。据此，以自卫队为骨干力量，进行全民动员，将所有的城墙、围墙、 桥梁和集镇、村屯的砖土楼等建筑物基本上扒平拆毁， 特别在破路挖沟、改造平原地形上作了史无前例的工作，例如将绝大部分道路都挖成底宽两米、深两米的抗日道沟。沟内能通行大车，沟中按距离修有开车站，以便对行车辆绕过。沟堤高一米之处，两边各加宽两市尺，平面上可走行人和自行车。沟两侧隔一定距离挖有单人 掩体，以阻击和伏击敌人。这样的抗日沟，既便于我们的行军作战，运输迂回，伏击阻击敌人，又阻止和拖延了敌人机械化快速部队的前进。这是我抗日自卫队为骨干的人民群众的创举。
2、组织农民救国会。参加成员主要是雇贫农和中农。 其主要任务有:①监督抗日政府，廉洁奉公，执行进步法令；②发动雇贫农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斗争；③领导广大雇贫农和中农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恶霸斗争；④组织生产互助，包括对军烈属、鳏寡孤独的代耕代种，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日斗争。
3、组织妇女救国会。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妇女上识字班，学文化，做军鞋、军袜；到据点侦查敌情，散发传单；动员参军，送子送郎上前线等。
4、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由具有一定觉悟的进步青年参加。组织青年学习文化，学习抗日道理，动员青年参军，参加青抗先、抗日游击小组，破坏敌人电话线、汽车道，袭扰敌人据点等。
5、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送消息，掩护抗日同志。
四、加强党的建设
1、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雇农、贫下中农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党条件主要以能执行四大基本任务为标准，即:承认党纲党章；参加党的组织活动，过党的组织生活，执行党的决议;按期缴纳党费；保守党的秘密。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平衡、向大村镇、向敌人可能安设据点的地方和敌占区。
2、加强党的教育宣传工作。教育党员从入党之日起，就要做到: 从牺牲一文钱起至牺牲全部家产; 从牺牲片刻光阴起至牺牲终身，直至牺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总之，教育党员为了革命利益奋斗终身，不怕牺牲一切。到了环境最劣恶的时期，还着重进行了气节教育。
3、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的工作。模范支部的条件一般是: ①支部组织健全，如书记、组、宣委员都配齐，有的还有民运委员、锄奸委员，②支部已真正掌握起各抗日组织----抗日村政府、自卫队、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并在其中起领导核心作用；③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到各抗日组织中去，并在各项抗日工作中能起带头作用；④村中能模范地贯彻各项抗日政策和进步法令，及时完成各项抗日任务，如扩军、捐献、破路，掩护抗日军人和抗属等;⑤村中没有敌探奸细活动;⑥支部能定期布置、检查工作。党小组能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反击日伪大扫荡

　　自一九三九年十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他们把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政策改变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从此，国民党日趋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 这时国民党十军团开来我们这一带，与刘培臣、刘景良、 曹振东等顽军互相策应制造磨擦、进行反共、限共、融共活动，在我们已经建立抗日政府的根据地内，重建第二政权，以催讨军粮为名，吊打我乡村干部，活埋我抗日同志。他们每到一村即要肉要面，要鸡要蛋。群众称国民党军为“刮民党”“抗日不足、破坏有余”。
日伪军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回师扫荡，首先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上划“田”字，实行据点、公路、碉堡政策。在我们根据地的每个县城及各县的四大镇逐步安上据点，而后就到附近村庄抓人、派夫，修据点、修公路、架设电话线使据点与据点之间联系起来。敌人的企图是用据点、公路、碉堡，来分割、封锁和包围我根据地，并利用据点向外蚕食。
日军对据点附近村庄推行保甲制度，勒索粮款财物， 派丁派夫，平垫抗日道沟。为了保护其交通安全，他们沿汽车路不断增加据点，频繁地集结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他们进行了所谓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击”、“远距离奔袭”和“拉网扫荡”。还搞什么肃清“灯下黑”，即搜据点附近村庄，大杀“回马枪”，即从一村过去再返回来；或组成几个梯队，对某一地区的全部村庄迸行连续扫荡，来捕杀我分散活动的抗日干部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小股部队；或进行“环形包剿”，捉拿老百姓替他修道、垫沟。有时，人数较多的扫荡队还在农村宿营，对一个地区进行较长时间的连续扫荡，以期捕捉逃到村外躲避而返回家园的老百姓或干部。在据点较近的地方，小股汉奸还经常出动，扰乱市场，抢劫财物。日伪军开始扫荡后，想出了如此众多的所谓战术、方法和花样，妄图消灭和挤出我们的大部队和主力部队。
日本鬼子对广大抗日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对青年进行集体屠杀，拿活人当靶子打。对见到敌人逃跑的老百姓以机枪扫射、马队穷追，任马蹄践踏，警犬噬吞。捉到我革命干部和群众，有的开膛剖腹，如李才象的李学真同志是个医生，就是被剖腹致死的；有的砍头后将人头挂在电线杆上或据点大门上，如长官东边的大孙据点门上就经常悬挂人头；有的割鼻剜眼用电刑;有的灌盐水、辣椒水。发现地洞就施放毒气或灌水，并抓鸡杀羊，牵牛拉马，滥烧房屋。敌人所到之处，即有被杀害之同胞，被烧毁之房屋。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抢光、杀光、 烧光的“三光”政策，是极其残酷的，不堪回首的。
在这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我边区的党组，广泛地发动群众，军、政、民密切配合，与敌人针锋相对，开展了反击日伪大扫荡的斗争。
一、向群众讲清形势，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通过“空舍清野”的动员，群众想出了多种办法和形式，如有的埋假坟头，有的做假丘子，有的挖地洞，有的挖地洞，有的搞夹皮墙，把粮米柴草、金钱财物藏起来，以防敌人扫荡，并备下炒米、干粮，以便敌人扫荡时进行转移。
二、积极开展敌占区人民的工作。在敌占区村庄建立革命家庭、革命胡同，做到有敌人无敌区。如老振华县杜集据点下的阎家、红庙、牛家，十庄铺据点下的张边头，张学武据点附近的张定秆家，等等。这些村庄，既有敌人的据点，或离据点很近，又是我们的根据地，或堡垒户。
三、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开展“交通斗争”。对电话线、 汽车道，敌人白天建，我们晚上破。对抗日道沟，敌人白天垫，我们晚上挖。特别于敌人扫荡前，在夜间，组织部队掩护，发动群众进行大破坏。大破坏后，使敌人不能正常行动，我们大部队则跳出扫荡圈外，留下手枪队或区队，利用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在当地“转圈子”，或到敌占区进行隐蔽、扫扰。
四、摧毁敌人伪保甲制度和开展反资敌斗争。当时我抗日政府规定，除离据点很近的村庄允许对敌人作些应付外，离据点二、三里以外的村庄，一律不准资敌。对小股敌人出来抢掠，县区队给予打击、阻挠。这一政策，振华县的人民贯彻的情况是好的，不但离据点三里内的村子拒绝资敌，而且所有安据点的村镇，还自觉为我们送抗日公款、公粮，支援抗战。
五、改变县、区行政区划。由于敌人据点、公路线的修建，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地区，给我们工作增加了困难。为了更好地利用敌人县与县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利用敌人县、区边界的空隙，有效地开展抗日斗争，我们于一九四一年重新进行了划区、划县。划分区县的原则是：利用几个县的结合部分，另设县的建制，如宁津、南皮、东光的结合部，新设立了鬲津县。将老宁津县剩下的部分，以小店、县城、大柳、长官为界，又分为两个县，西为宁津，东为振华。划区的原则一般是按敌人的公路为界限划分的。实践证明，这一措施有利于我们对敌斗争的开展。
六、敌变我变，灵活机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首先改变部队活动方式。一九三九年以前，主力部队、县队、区队开始打游击时，在一个村庄有时两、三天才转移，部队在村头掩体中站岗，群众可任意出村庄。一九三九年夏季后，部队每天转移一次驻地，部队住下后封锁消息，对外村人或小商贩进入部队驻村者，一律暂留村内，由部队供应吃饭，待到下午三、四点后放行。这样，既有利于保护自己，也有利于打击敌人。
其次是敌进我进。即敌人集中兵力到我根据地扫荡， 我则到敌人铁路沿线去破坏铁路，袭扰敌人，把敌人再引回去。
其三、“拔钉子”和打“麻雀战”。主力部队对条件所允许攻克的据点，就搞掉它，叫“拔钉子”。如对乐陵县的西段家、金星堂、王程站等几个据点拔掉了，扩大了我们的活动地区。县区部队则掩护群众搞交通斗争，袭击小股出动抢粮抢物和扰乱集市的日伪军，打游击战、麻雀战，打了就走。如一九四一年初，我振华县队在逯家庙袭击扰乱集市的柴胡店三十多名汉奸队，打死打伤十余人，其队长逃回到柴胡店据点后，抱头痛哭，如丧考妣。
通过以上的斗争，我们取得了反击日伪大扫荡的胜利。事实证明，敌人虽有据点、公路封锁，并不能限制我们部队的来往，也不能阻挡我们的革命活动。敌人采用据点、公路网等办法并不能真正分割我们的根据地，更不能消灭我们的革命力量。于是，便从一九四二年夏季举行“五.一”大扫荡后，开始沿着老宁津县边界挖县界沟，采用“囚笼政策”，妄图用鸿沟隔断我们与主力部队的联系，彻底消灭我们的县区武装和分散活动的同志，以达其“净化乡村，巩固占领区”的梦想。这样，就促使我们宁津县的抗日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囚笼与反囚笼的严酷斗争。

第三、反“囚笼”斗争

　敌人为了实现其挖掘县界洪沟的阴谋，挖沟前先在魏家庵、张学武、常家洼、尤集、孔家坊等村增设了一些据点。同时，从魏家庵通杜集、杨盘，孟集通孔家坊、范家庄，尤集通柴胡店、孟集、生庄，张学武通县城、柴胡店、大柳、张边头，后孔家坊通柴胡店、小店等处，修了十多条汽车道。而后，便开始修洪沟。在敌人开始挖洪沟不久，及洪沟挖成之后，我们便与敌人开展了“洪沟斗争”，实质是开展了反囚笼战的严酷斗争。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一，敌人在德平、宁津边界处开始，由西向东而北挖洪沟。至洪沟挖到宁、乐边界时，宁津县委便组织党政军民，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开始，敌人向据点附近的村庄派夫，组织军队到处圈人，强迫群众白天为他们挖，我们便组织部队，掩护群众夜间平。以后，敌人采取白天挖，夜间组织部队护守，我们又采取了发动群众逃跑，组织沿据点附近村庄的青壮年到靖远县去挖抗日道沟。我们还组织部队到敌人挖沟的地方去鸣枪扰乱，让被迫挖沟的群众乘机逃跑。同时，我们还到农村收集挖沟工具。在我们采取多种办法展开反挖洪沟的情况下，敌人又从德平、吴桥、商河、陵县等地，抓来民夫，自带粮、草，食宿宁津边界，进行挖沟。经这样反复斗争，使敌人至一九四三年三月才把洪沟挖成，托延了近一年的工夫。
敌人洪沟挖成以后，老振华县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隔断了振华县、宁津县与地委、主力部队和兄弟县的联系，同时，老宁津县划给鬲津县的部分地区与鬲津县领导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因而使我们在抗日斗争中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和兄弟县的配合。二是由于县境内据点密布，公路如网，加之边界洪沟环绕，给我小部队的公开活动造成极大困难。三是群众情绪发生很大变化，如敌人再出动，群众不跑了，认为“洪沟围着县，到处是据点，跑也没有用”。四是有些村干部、积极分子和抗日家属，产生了怕的思想，怕被敌人了解后，全家性命难保存。
根据变化情况，县委研究决定：县、区队暂到沟外活动，县和每个区各成立一个手枪班，留在沟内，坚持斗争。活动方式是白天隐蔽，晚上工作。主要工作是宣传教育群众，提高抗日信心。对在村中过“红”，难以在当地坚持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安置到沟外工作，或动员到部队。抓锄奸工作，坚决镇压死心塌地效忠敌人的汉奸。
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地委决定重新划县，取消鬲津县，恢复老宁津县县界，名为振华县。同时，把老振华县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县长张少通调走，地委宣传部士张白水同志调来振华县兼任县委书记，李光远同志任县长。 张白水同志来后，传达了毛主席关子精兵简政的政策。组织党政军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论政策》中的敌占区部分，对振华县敌我斗争的形势做了分析估计，确认我县已属于敌占区性质，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我们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和活动方式。斗争方针，县委决定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任务是逐步做到 “统治汉奸，指挥鬼子，积蓄力量，建设灰色化的抗日根据地，准备反攻。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活动方式和组织策略。会后，在几个具体方面开展了工作。
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对年老体弱和政治思想不坚定的人，自愿离开的，有的动员回家，继续在村中帮助抗日斗争，有的在自愿条件下到沟外其他区县工作。
其次，强调秘密工作。对部分干部采取社会化、职业化措施以适当职业为掩护，隐蔽地进行抗日工作。当时， 有开药店的，当教员的，串书馆的，还有织毛巾的等等。 而党政军主要干部仍未采用职业化的办法，但每天移防， 白天隐蔽，晚上工作。这时农救会、妇救会和自卫队的工作，也由公开转入秘密，强调依借雇贫中农来做好工作。
其三，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巩固、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留在县境内的所有干部，都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呼声，向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增强抗日信心。隐蔽地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救济贫困的工作。 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争取开明地主， 打击反动地主，镇压死心汉奸的方针政策，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建立革命村庄，建立革命家庭。
其四、加强党的气节教育和保密工作。这时党的工作以巩固为主，基本不再发展新党员。在党内加强气节教育。每个党员干部要有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都要准备好自己的接班人。共产党员要在法庭上、刑场上勇于向敌人斗争，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海枯石烂不变节，断头流血志不移。同时加强党的保密工作，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工，切断横的关系。县委、区委干部对区和村进行分区分块领导，对地名、人名互相间各守秘密，以防一人出事，使大面积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 强调发挥不脱产干部的作用，以备形势逆转，能够长期坚持斗争。
敌人在洪沟挖成以后，确曾疯狂一时。强迫人民群众，填平抗日道沟。到处出动，捕捉我村干、抗属。由于我们进行了上述工作，虽有些同志被捕、被杀，但多能保持革命气节，未使革命组织遭受破坏。振华县的抗日斗争仍然在进行，振华县人民的心在向着我们，振华县仍然是我们的。敌人为了加强其洪沟囚笼战，进一步在各村推行伪保甲制，设立伪情报员。
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党委提出了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群众化的号召。据此，县区队回到县境以内工作，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由明岗改为暗哨，驻防后先用自己袋内小米做饭吃，出发前再在该村敛米装袋，到另一村去吃，以免进村敛米暴露消息。驻防时由全村封锁消息，改为对驻军的几家封锁消息。对敌人采取撩帘战术， 敌人不进门不打。因较长时间没有和敌人作公开斗争，不少小股汉奸和零星汉奸可以轻易到各村活动，我们同敌人短兵相接的机会多了，因此，县队、区队和个手枪班利用‘敌明我暗”的有利条件，打了不少胜仗，捕捉了些零星活动的汉奸，也得了不少武器。
这样，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向我们发起了总力战。在军事上采取分区扫荡，拂晓包围村庄，配合清查户口，搞所谓汤抉战术，或晚上出动，侦查我们的活动，埋伏路口， 截击我途中运行之部队。有时配合快速部队，突然袭击我驻村，妄图扑灭我抗日活动。在政治上采取“以华治华， 恩威并施，软硬交加”的办法。在据点附近划“爱护村” 加以“爱护”。对发现抗日活动的村庄进行摧残打击，搜捕我村干、抗属等同志，灌盐水、辣椒水，上电刑，用烙铁烫，赤脚走烧红的铁板等，残酷镇压迫害。建立“新民会”，欺骗笼络群众。强迫钉门牌，发“良民证”等，来清查搜捕我革命同志。在经济上，横征暴敛，粮、棉、油、柴、盐，无所不要。对日用工业品，如火柴、灯油、肥皂进行配给，对我革命工作需用的物资实行封、禁运。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鼓吹天皇“人权神授”、中日“东亚共荣”。诬蔑我抗日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无油的残灯、拂晓月——长不了，来动摇群众抗日信心。又因一九四三年秋季霜期过早，年景大歉，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如此人祸加天灾，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是我冀鲁边区——宁津一带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根据以上情况，经县委研究决定，我们对之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全面斗争。
一、党的中心任务不变，仍是深入地做好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农村抗日统一战线。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形势教育，揭穿敌人各种新民会——国民新民会、佛教新民会、道教新民会等的欺骗宣传，增强胜利信心。由抗日政府出面，限制各种封建道会门的非法活动。对青红帮进行打入、利用。继继巩固和扩大堡垒村和堡垒户。每个干部要求有三个以上堡垒户。有条件的堡垒村和户，要挖掘地道、地洞，以便敌人扫荡时能保存力量。彻底搞好锄狗工作，以便我们部队和革命同志夜间活动。改造不可靠的保甲长和情报员，只准他们应付敌人，不准效忠敌人。
二、积极做好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拉拢工作和开展革命两面派斗争，对伪组织，如伪编乡维持会等采取打入、掌握、控制的政策。对敌伪军，则掌握利用较好的，争取控制一般的，孤立打击最坏的，目的是：分化瓦解敌人，埋伏力量，准备反攻。具体办法是:①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坚定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信心，树立抗日光荣，当汉奸可耻，当汉奸无出路的思想。②作好对伪军政人员家属的教育，让他们教育其参加伪军、伪组织的子弟不做坏事，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枪口朝天‘放’，与我建立联系，隐蔽地做抗日工作。对敌伪军建有“红黑点功过簿”号召他们未做坏事的要立功受奖，做过坏事要立功续罪。③给伪组织人员写信或见面，对之进行教育，做团结、争取工作。④对日军开展攻心战。如一九四四年春，日本樱花季节，我们在宁津县城和柴胡店附近一段公路上，扎鲜花、彩楼，张贴标语，进行宣传攻心，以激发日军思家之念。⑤设立敌工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县设敌工大站，区设中站，专门负责与敌伪人员的日常联系，开展对敌伪人员的经常教育，如送教育材料、传单，转达来往信件等。
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配合，军事斗争为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服务。我们部队的活动方式，随着敌人战术的改变作了若干变化。如拂晓放游动哨，或在野外住宿，以防敌人突袭包围。采用撩帘战、地道战办法，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用老鹰捉小鸡的办法，打了就走，或声东击西，即夜间在这个区袭扰据点，明天到另一区驻防，今天在沟内打了胜仗，明天到沟外驻防。如孙东耀同志，拔掉大曹家据点后，当夜即出沟到乐陵县境驻防。作好敌人的情报侦察工作，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斗争方式：大枪班一般都是埋伏在村内或在道口、青纱帐内，捕捉零星出动的伪人员，或配合游击小组捕杀人民刻骨仇恨的汉奸。我们还经常向据点喊话，宣传对敌伪政 策，警告死心汉奸。
我们军事打击的目标，主要是死心踏地的汉奸，如石黑队、铁心队、鲍秀祥部队，及经常到村敲诈勒索，为人民切齿痛恨的汉奸。处决一般都到据点附近。如四区区长于若无同志，就下令田家河游击小组，限三天内抓住死心汉奸张思贤，立即除掉。田家河邵金共等同志，立即侦察，第二天夜间就捉到了。与手枪班配合，将他带到据点附近处决。引起了盖家据点敌中队部到田家河报复，一下子抓走了二十多人。于若无同志立即给据点写信，说明政策和态度，该据点很快将人全部放回来。但是，这主要是配合政冶攻势，配合政治斗争的。这时，我们对过去称之为汉奸队、汉奸的人，改称为伪军、伪人员。对他们逮捕后，由没收枪支等军用品，改为主要向他们讲形势，讲我们的敌伪军政策，教育其为抗战立功，不要效忠敌人，而后将原枪支弹药等一切财物全部交还本人，放他们回去。 经这样教育的人员，绝大多数都痛心疾首，感激涕零，表示不当死心汉奸，定为抗日效劳。如我振华二区区队副指导员李芹圃同志，带着区队三、四十人，在柴胡店通张学武家的汽车道上，伏击了十七个骑自行车的伪军。我们枪声一响，敌人扔下自行车、大枪就跑。后被我喊住教育后，发还其枪支和自行车，他们都谢不绝口。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区别对待，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政治斗争，使很多伪军、伪组织人员，能为我们通风报信。如二区手枪班李久信同志，有一次想在城里通柴胡店汽车道旁，截击零星汉奸。忽见前面来了两名骑车汉奸，他手握匣枪，喊敌站住。其中一个汉奸马上说:“是久信哥吗? 鬼子大队来了，快走。”久信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得以脱险。这个向他通报消息的人，就是被他逮捕教育释放过的伪军士兵。
四、在经济斗争方面，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领导和组织全县人民对敌开展抗粮抗款，抗苛捐杂税斗争。从发动群众拖延，发展到组织伪编乡、伪保甲长向敌人陈述灾情，要求减免。从而，拖延了敌人粮税征收时间，减轻了许多群众负担。二是自己动手搞军需物资。如印刷文件书籍，没有纸张，就组织沙河董家等村一些会做‘土纸” 的人自己做。刻钢板没铁笔头，就用鞋针代替，或把用坏的磨了再用。以后，还利用去泊镇、沧州搞运输的大车，通过关系买一些腊纸、油墨和大板纸。买不到白纸和黑油墨，就用彩色的代替。三是对党政军各级抗战干部，进行艰苦奋斗教育。向同志们讲清楚，敌、我都有困难能克服。谁能克服困难，谁就能取得胜利。教育大家勤俭节约，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在个人生活方面，动员大家有破衣服、旧鞋袜，就尽量不领新的。鞋子不跟脚，打上“鞋绊”再穿。吃的是“庄稼佬吃的、不断谷的米”(断谷米即米内谷子很少或无谷子的米)熬的小米饭，窝窝头是玉米加掺棒瓤子磨成粉做的，苦味很浓。 吃的咸菜是每天出发前向住户农民讨的咸罗卜。当时，同敌人一场肉搏战斗后，在尸体中发现敌人肚肠流出的都是肉和面，而我牺牲的战士肚肠里流出的则是糠秕、野菜。以后上级规定，每人每天保证吃到三钱油、七钱盐，以保证战士体质。办公费也尽量节约。如写信写报告用纸，是动员些古旧书籍，拆开反摺复用。晚上点灯无火柴，就用火镰、火石打火。回顾我们的抗日斗争，真是艰苦卓绝，罕与伦比。

第四、 打破囚笼 抗战胜利

　　自从一九四三年三月敌人把洪沟挖成，到一九四四年三月这一年的日子里，敌人到处烧杀抢掠，铁蹄踏遍了振华县每个村庄，使全县人民蒙受了很大苦难，使抗日队伍受到了不少伤亡，给抗日工作增加了很大困难。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敌人的据点越是增加，越是进行疯狂的扫荡，越是在人民中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狰狞面目，越是受到人民的鄙视和仇恨。敌人统治的越是严密，手段越是阴险毒辣，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工作，就越是深入群众，越是得到了群众对我们的了解、拥护和支持。因此，敌人洪沟建成的一年， 是我们艰苦斗争、锻练成长的一年。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由被动变主动，逐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经过对伪军、伪人员工作的开展，使大多数人产生了动摇、恐惧，纷纷到我们这里找出路。使敌人的侦察员变为我们的情报员，不向我们报告敌情，就不敢走出据点。全县所有编乡以下的组织，全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的伪警察所，基本都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到村中查户口，都事先向我们报告。敌人护公路的岗楼，如大曹家、张边头、闫家、八里堂等，都成了掩护抗日工作的工具。守洪沟的岗楼，其中有的人员与我建立了联系，掩护我们通过洪沟。敌人伪警备队分队长以下，大都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另方面，我们的堡垒户、堡垒村已经能够起到隐蔽自己、杀伤敌人的作用，我们的游击小组已经能够配合区县手枪班或独立地捉拿分散活动的死心汉奸，把握了行动的自由权。
这些情况，在辛子明同志(即张白水同志)任县委书记时，召开县委会议研究，认为振华县拔除据点的条件已成熟，向地委和军分区作了汇报。军分区拟组织军队进沟配合县大队拔除一批据点，后因故推迟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或还早一些的时间才进行。至此，我们便展开了夺取全面胜利的斗争。
我县大队副政委孙东耀同志，通过敌伪关系，拔掉了大曹家岗楼。七月间，我县大队三小队和手枪班，又奇袭了蒋家岗楼。此后，敌人对沿洪沟、沿公路的岗楼，做了大量的收缩。我军分区铁帽子五连配合宁津县大队，对孟 集据点发起了攻坚战斗，炸飞了据点东南角的碉堡，歼灭伪军一个班，缴获轻机枪一挺。这一胜利，震破了振华县敌人的心胆，吓跑了魏家庵、杜集、张学武据点的敌人。我们则士气大振，民心大快。
在此基础上，县委又布置了夏季攻势，动员广大军民，继续宣传对敌伪军的政策。并决定全县军民总动员，于八月一日晚上同时出动，把敌人用一年时间挖成的洪沟，多年建成的电话线、汽车道，进行全面大破坏。同时，将伪编乡以下组织全部解散，对伪户口册、伪良民证全部烧毁。 八月中旬以后，我们又相继解放了詹庄岗楼，打下了小店、道口等据点。接着，我县大队又袭击了柴胡店据点，当时虽未攻克，但敌人很快地逃跑了。随后，振华县敌人继续收缩，只剩下县城和保店两个据点，龟缩不出，摆出了向津浦线逃跑的架子。不久，由分区司令员付继泽同志带主力一部，会同我县大队，一举攻克了保店据点。这时，全县只剩下宁津县城一个孤点了。由于当时我们没有攻城武器，只好进行挖沟筑墙，封锁围困。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军无条件投降。军分区政委陈德同志向我传达了这一消息，并作了相应的指示，我军向县据点日军下书招降。敌酋遵蒋介石的反动命令， 拒绝向我投降。因此，我们组织广大人民，围县城挖沟筑墙，将敌人困于城内。正在困得敌人粮尽柴绝的时候，时值我军集中兵力围攻吴桥县城，敌人在曹五旋残部策应下， 乘机弃城逃跑了。他们直窜到津浦铁路，在连镇一带遇上我主力部队，经截击围攻，全部消灭。至此，宁津县日寇的囚笼战术全部破产，敌人一扫而光，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第五、几点体会

　　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强国，中国是个弱国。我们宁津县 处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在敌伪顽三种反动势力包围之中，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下，进行抗日战争，并取得全面胜利。回忆和总结胜利的原因，从宁津县的具体情况讲，主要体会有四点:
一、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党中央、毛主席每到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个不同的阶段，都为我们提出一系 列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我们按照正确航向前进。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革命性及人民战争的路线，合乎潮流，符合国情，顺乎民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二、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他们是工作员，战斗员，又是指挥员。他们数年如一日，寝不解衣，食不甘味，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无私无畏，视死如归。一批同志牺牲了，又是一批接上去。他们先人民之苦而苦，后人民之乐而乐。他们爱护人民如母亲，保护群众如眼睛，因而人民敬之如师，爱之如子。他们与人民同生共死，亲密无间，情同鱼水。
三、有一个好的军队。这是一个打不烂、拖不垮的战斗队伍。这个队伍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他们八年如一日，奔驰在没有后方的战场上，餐风露宿，枪不离身。他们在战斗中前仆后继，奋勇直前。他们无时不在准备着战争，随时都在准备着流血牺牲。他们在战争的空 隙，为人民担水、扫地，积肥、种田。他们既是战士，又是穿军装的农民。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的贴心人，是人民的命根子。人民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他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及一切前途和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在这样的军队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所向无敌， 胜利是必然的。
四、有衷心拥护抗日战争的广大人民群众。这是胜利 之本。宁津县的广大人民群众，把抗日战争看成是自己的 事情，把抗日同志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他们既是农民，又是穿便衣的战士。他们能配合部队作战，还能掩护抗日同志。宁津县的人民群众，是好的战斗员，好的侦察兵，好的后勤部，好的运输队。如在敌人据点林立、公路如网、深沟环绕县境的情况下，能把军粮、军款、军鞋、军袜等军用物资送出沟外，交到主力部队手里。宁津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的胜利。
后记
冀鲁边区的抗日战争，是在敌人分隔包围下进行的， 我了解的情况很不全面。再者，抗战胜利后，我随军南下，离开这一地区已三十四年之久，很多问题记忆不清了。因此，我这个回忆，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了解情况的同志指正、补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注： 史兴华（1918年—2005年），乐陵县（现为市）十里堡村人。11岁进入小学读书。14岁升入盐山县李连家村高小。16岁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1935年，到盐山县旧县镇庆通号烟杂商店当店员。1937年10月，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县政府第三科任文书。1938年1月，到本村作战委员会工作，任战委会主任。同年5月，调任刘行家战委会和农民救国会组织部部长。同年11月，参加县农救会举办的农会干部学习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到刘行家乡任乡长。1939年2月，任乐陵县一区区委组宣部部长、区委书记。同年7月，任乐陵县委组织部副部长。9月，任东光县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9月，调任靖远县委组织部部长。1941年8月，调任振华县委组织部部长。1945年6月，任中共振华县委书记。1948年6月，调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　1948年12月，随军南下，任渤海区南下一地委秘书长。1949年7月，任浙江省衢州地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1952月1月，到华东党校学习，并任学员党支部书记。1953年2月，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1955年7月，调任上海市机电局机械二处处长、上海市通用机械公司经理，曾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11月，调任吴淞区区委常委、副区长。1964年5月，调任杨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干校劳动。1970年，任教导一连连长、杨浦区“五七”干校党委副书记。1978年6月，任杨浦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8月，任杨浦区政协副主席。1983年离休。2005年12月21日，因病逝世。(此文摘自宁津县档案馆馆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