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足轻重的张闻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钊。12月，在南京读书的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苏区，他一生的辉煌就从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开始，对教员从陌生，到排斥，最后心服口服坚定成了他的铁杆。

张闻天之前在美国和苏联8年留学，成为了以王明为首的28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回国后，年纪轻轻成为了苏区的宣传部长。而教员却忍受人生中的最低谷，他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权，踢出决策层。

红军的一切事务，落到了博古的手里，他和张闻天都是从莫斯科出来的，关系很铁，博古认为他会忠于他，因此博古开启了用苏联的教条模式指导中国革命的时代，大家都没经验嘛，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无可厚非，张闻天率先发现在实际工作中，苏联的教条模式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搭，对教条主义产生了怀疑！而博古依旧沉醉在苏联的肤浅经验下，无可自拔。

作为中国革命的二号三号人物，张闻天和博古之间有裂缝，在抗日中，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博古觉得，统战对象只要国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就好了，张闻天认为还不够，国民党的上级军官也可以争取过来；

博古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剥削，必须下大力气严格限制，而张闻天认为没必要一棒子打死，可以灵活利用资本，让他们注入资金，激活苏维埃的经济；

福建事变发生后，张闻天看到好机会，他建议联合蔡廷锴、李济深等共同反蒋抗日，而博古却没觉得这是好机会，反而当成儿戏，错过了好时机。

总之，博古对张闻天的态度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因此双方看彼此越来越不爽了！

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出手了，他让张闻天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原来是教员的，博古打仗特别菜，但他在权谋上还是有章法的，既把张闻天打发离自己远远地，不让他在耳边聒噪，同时让教员对张闻天心生芥蒂，一举二得啊！

广昌战役结束后，极度不满意的张闻天大声质疑博古的决策，博古大怒，当即让他巡视闽赣的工作，让他彻底走人，剥夺了他的最高决策权力。

1934年8月，瑞金沙洲坝遭到轰炸，教员和张闻天搬到云山古寺居住，俩人正逢低谷，心情不快，同是天涯沦落人，又巧合成了邻居，一来二往，关系从路转粉。张闻天和教员多次接触，惊喜地发现，一个不修边幅的高个子，格局如此宏大，见识如此深不可测，谈吐如此高级，和博古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而且教员最熟惯下基层调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张闻天尝试学习一下他，发现工作并不难，不像博古那样，啥都不知道就坐在办公桌上指手画脚，毫无逻辑，而教员胸有成竹，原来是他什么都搞明白了，才能对症下药。张闻天还和教员合作写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这时候，张闻天变了，他不再是夸夸其谈的留苏派，而成为了教员的实事求是派的忠实拥簇。教员也喜得一员实力不弱的大将，为他将来重掌军权奠定了基础！

长征前夕，红军转移事务繁杂，博古、李德、总理的三人团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很多琐事，因此，教员、张闻天、王稼祥主动申请帮忙，得到批准，编入军委二队。

三人凑在一块，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以外，更多的时间畅谈，张闻天向教员吐槽博古的种种儿戏决策，王稼祥也讲了大量的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和细节。教员和他们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前几次反围剿的成败、对比、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危害有多大，怎么挽救红军，只有一个法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说得张闻天和王稼祥，五体投地，佩服不已。

因此，两个戴眼镜的斯文书生，心里萌生了让教员站出来主导革命的念头，这两个人的分量不容小觑。

我党最大的利器就是开会总结，从12月4日开始，红军转移到越城岭的苗族聚居区，教员、张闻天、王稼祥开始正面批评博古和李德；11日，李德想要去湘西和贺龙会师，教员认为去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和总理举手赞成，给李德一个下马威；15日，黎平会议上，教员不同意李德去湘西，建议去贵州的遵义，张闻天、王稼祥、总理再次赞成，决定到遵义，好好开个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

博古李德是苏联派来的，他们说话经过惨烈的败仗，已经不再管用了，张闻天和王稼祥一次次坚定支持教员，两条不同的路线，教员的实事求是，占了上风！博古的教条主义，注定要扫进垃圾堆里！

1935年1月15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

博古做了主报告，举重避轻大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敌人力量太强、红军各部队配合不够紧密、苏区的经济不行等等，听上去让人觉得他就是甩锅，用客观因素掩盖主观的错误。

总理做了副报告，他没有找客观原因，而是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是彻底的军事指挥错误，赤裸裸打了博古的脸。

最后，张闻天做了一个反报告，用种种事实举例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路上的失败，都是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这口锅你们别想甩！

张闻天和博古没有私仇，只是想法不同，他们的分歧没办法调和，他的地位次于博古，书记处有4人，博古、张闻天、总理、项英。项英在苏区，遵义会议上就来了这3人，他对博古的开炮，相当震撼！

接下来教员做了报告，讲了1小时，详细地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说得大家频频颔首。王稼祥发言支持教员重出江湖，执掌军权。

功劳最大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没有张闻天，博古和李德根本不会认错，没有他出来炮轰，教员的话目前是人微言轻，其他的人都是打仗的，没有多少话语权，只有张闻天话语权最重！

教员开始走上了前台，他主导的路线，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在教员眼里，路线问题决定了政治地位，多年从未变过！

遵义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晋升总书记，他负责管理党务，教员管理军务，革命走向了“洛毛合作”的时期。这时候的组织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最高领导必须和共产国际有直接的联系，和共产国际亲密的博古下台了，下一个自然就是张闻天了。

教员支持张闻天做总书记，也是方便他的工作开展，毕竟张闻天为人厚道，不爱争权夺利，甘心做绿叶，因此他们合作得很好。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署名的电报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的就有286件，占总数的64%。

之后，张闻天逐渐地退出，把所有的工作移交给教员。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领导人的建议：“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根据这两条指示，在9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张闻天在会后提议，他希望最高领导职务交给教员来做。到了1943年，书记处设立主席，教员担任这一职务，张闻天退出核心决策层，与教员合作到此结束，完成了过渡的使命。他卸任以后，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偶尔去晋陕两省搞调研。

张闻天有时候过于书生气，多年后，他在一次重大会议上，又来一次炮轰，教员批评他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看不懂国家的政策路线，文武联手危害极大，以后要多读书多调研多思考，痛改前非。说的就是张闻天和彭大将军，会议结束后，他们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革命年代的时候，他能看懂教员的雄才大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他就不能理解教员的理想抱负。因此，再亲密的合作者，也就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