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自由市场能不能行得通？回答是肯定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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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网络上对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孰优孰劣争执不休，各说各的理。甚至有人放言:如果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会更好，国家发展也会更好。

首先，下这个结论的人对历史的了解是欠缺的，更谈不上研究，他们连新中国的基本历程都不了解，就凭着自己的无端臆想做依据，得出一个不符合现实和历史结论，这是不客观也是不科学的。当然，有些人是了解的，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而为反对而反对，以误导网民，这种人是最可恶的。

1953年，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及发行票证？这都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计划，而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和严峻的现实中被一步一步逼迫出来的，也就是被所谓的自由市场逼出来的。

黄克诚大将在他的自述中回忆了建国初期他在湖南省委工作时和不良资本为争夺粮食而展开斗争的过程及措施，如实地反映出当时在民生资源领域与投机商人在争夺粮食等资源的过程中进行的激烈斗争，直接刻画出了那个时期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外有朝鲜半岛上的大军搏杀，内有西南地区的匪乱、东南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飞机的袭扰和轰炸，还有投机商人的趁机扰乱经济市场，新中国实在是举步维艰。

黄克诚自述

黄克诚自述

建国初期，粮食的购销和供应一直是非常紧张的。首先是由于开启工业化的进程，城镇人口一度增长很快，许多农村壮劳力被招工成了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剧了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

再加上农村自从土改以后，生活稳定了，可以安心搞生产了，所以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农民本身消耗的粮食也大大增加，主要是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比如在有的山区，以前一年只能吃上十顿左右的白面，解放以后他们就可以一个月吃上三四顿。生活的改善使得农民更加不愿出售粮食。市场上可以收购的粮食就更加紧张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当时还是自由市场的模式，农民除了缴纳公粮之外，多出来的余粮是可以自由上市交易的——开始几年，国家是以征粮（农业税）为主，市场收购为辅，征收农业税为大头，市场收购为小头。所以，在征收农业税这个方面，私营粮商是插不上手的。后来由于各地都对征粮过多有意见，农民也很不满。所以国家就调整了征粮和市场收购的比例，确定了少征多购的政策，以市场收购为主征粮为辅，这就为私营粮商提供了抢购和利用灾年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机会，市场争夺战异常激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市场收购的过程中，私营粮商抓住了有些农民爱占便宜的心理，收购的价格往往比国家的收购价要高一点。而且，私营粮商为了和国家抢夺粮食，用尽了心思。1952年冬，在很短的时间内，江西吉安所有上市的稻谷都被私营粮商买走。1953年，徐州各县区大豆收割时，南北的粮商们闻讯而至，一个叫做王雨农的粮商，一个人就抢购了50万斤。当青黄不接、粮食紧张时或者灾年，粮商们还会用预购（预先下定金）的方式抢夺粮食，争夺粮食资源。

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人民的工资也比较低，37年到49年的通货膨胀也让老百姓吓破了胆，一旦粮价有波动，就会带动所有的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就会造成民心的不安和社会的动荡。而投机商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他们是逐利的，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去和国家争夺资源，他们高价收购再以高于国家售价20—30%的价格出售，这个价格对大部分城镇居民来说根本无法承受，这就严重地扰乱了市场，大大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据统计，当时私营粮商控制的粮食已经达到全国粮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已经形成一股势力强劲的破坏力量。

再，人民也不是天生就是有觉悟的，五千年小农意识的残留也是根深蒂固的，有些农民选择高价出售给私营粮商而不卖给国家的行为在无意中也成为了私营粮商扰乱市场的帮凶——人民也是需要引导和改造的。

这就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是在国家没有掌握绝对的主导权和决定权的情况下，自由的市场行为未必适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资本逐利的本性不会变，它会趁虚而入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就会导致市场发生混乱，从而会引发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国家的大规模建设也就无法顺利进行。

于是，在这种异常严峻的形势下，统购统销的政策应运而生。

《陈云文选》第二卷160页

其实，早在1951年底，鉴于粮食的紧张形势，陈云就曾经提出过统购的建议，由于各地政府感觉到这个事情太重大后果太严重，都希望能够缓一缓，所以就拖下来了。因为这个政策直接损害到农民的利益，也就是农民不能自由出卖粮食了，不能待价而沽了，这势必会遭到农民的抵制和反对。

但到了1953年上半年，粮食的形势更加危急，供销矛盾越来越大，城镇的物价稳定及粮食供应更加困难。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指示中财委迅速拿出解决的办法来，于是，统购统销就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那个时候，国家在粮食方面非常困难，首先是入不敷出，收购的少支出的多，年年出现粮食赤字。那个时候不但要保证抗美援朝前线及城乡民众的基本口粮，也要留出一部分储备用于备荒，还要挤出一部分粮油等出口换取外汇或者我们建设用的物资。现在很多人在诟病那个年代的粮食出口，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口。我们那个时候除了出口农产品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口的，出口是为了换取国家建设必须的物资及外汇，关键时候还可以以粮食换粮食。比如，一吨食油可以换回四吨的钢材，一吨大米可以换回1.7吨的小麦或者2吨玉米——那个时候的国家的难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陈云文选》第二卷207页

关于统购统销的出台，也是很慎重的。是经过了细致的调查和多次的研究才决定的。关于粮食征购的方式，陈云列出了八种方案逐个衡量，最终的意见是还是统购统销比较有利和比较适合当时的国情。

但这个政策的实施是有极大风险的，主要是考虑到农民的抵制情绪，因为这个政策确实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从城市居民的生活稳定和国家物价的稳定的大局来说，这又是唯一的可行的办法。

陈云把报告提交给了中央，毛主席及中央予以肯定并马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陈云在会议上充分阐述了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虽然物价不会像过去那样动荡，但也要相当动荡。这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只有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

他还充分地论述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农民的积极性，有可能会出人命、打扁担和个别地方的骚乱等等。但综合来说，利大于弊，不采取这个政策，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依靠外国进口的老路，就是把自己的饭碗的决定权拱手让给别人，自己无法掌握，这是很危险的，结果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

毛主席在会议的最后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如下图: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经过多次的国家会议的讨论和研究，统购统销的政策最终于1953年正式实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强迫命令、乱批乱斗、出人命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个别地方聚众闹事的事件，也受到了一些地方县区级干部的抵制和不满。但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努力说服下，也对出现的问题都进行了改正和修正，最终，统购统销得以实行，解决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的大问题。随后，又推出了粮票及粮食之外的全方面物资的统购统销，直到1985年用合同订购制度代替了统购统销制度，整个过程是32年——这个时候，国家早已掌控了一切，投机资本已被消灭殆尽或者再也无力对抗国家资本，这就为之后的购销政策的改变扫清了障碍。

所以，纵观统购统销制度及票证制度的实施的整个过程，主要是解决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和物价市场的稳定，有效地遏制了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及扰乱市场。如果没有统购统销及票证的发行，就无法保证和解决几十年的物价稳定和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同时也通过这个过程很好的教育和改造了少数人身上遗留的小农意识，使全国大多数人民能够团结一心共度时艰。

当然，长达数十年的政策不可能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征收过头和政策僵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工作中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不能以点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