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竟然因为一个“乞丐”的情报，可背后的故事却比小说精彩!

引子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出刀。

1934年9月底，蒋介石突然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一个200多人的高级别秘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方略。

这几天，他异常兴奋，因为他坚信，这次会后将永绝“赤区匪患”。

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铁桶计划”可谓滴水不漏，这次军事行动的布置也极为周密、规模史无前例，计划一旦实施苏区10万中央红军就是囊中之物。

该计划以占领瑞金为最终目标，计划集结150万大军，调集270架飞机、1000辆卡车和200多门大炮，以于都、会昌、兴国为重点，编织一个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步步为营，处处紧锁，同时切断一切交通，封闭苏区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计划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建立30重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将瑞金团团围住，在6个月内直捣红都瑞金，将瑞金及中央苏区完全箍毙在重重包围中。

这时，蒋介石出动了12个师作为诱饵，吸引红军主力，掩盖他调动大军的行动，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实际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

中央苏区和红军危在旦夕，命悬一线。

可会议结束的第七天，围剿的兵力部署、火力网设置地点、部队出发时间等详细信息情报文件就出现在周恩来的案头。

第10天，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那么，这个情报是谁泄露的？他为何要泄露？谁传递的？他经历了什么？这些幕后功臣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我们从头说起。

• 莫雄：冒死带回情报

泄露这个情报的是时任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

可他竟然不是中共党员，那他为何要冒死透露情报？

莫雄，广东英德人，1891生于贫困的手工业者之家。从小他就性格倔强豪爽，敢做敢当。

有一次，莫雄与几个调皮学生偷摘果子吃，可先生不惩罚带头的，只罚莫雄。在先生拿戒尺打他脑袋时，他直接冲了上去，把先生顶翻在地，闹出了不小的轰动。

从此，私塾都不敢接收莫雄了。

仅上了3年的私塾，他便出外当徒工。到十几岁的时候，他长得虎背熊腰，一个人能单挑三四个人。

1907年，16岁时，革命军来当地招兵，一个富家老爷不想让儿子参军，巧合的是，莫雄与他儿子同名。就这样，莫雄顶替了富家子弟的名额成功进入了军伍。

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并接受指示，加入新军进行策反工作，从中发展同盟会组织。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他转战宁、泸、赣、闽、滇、黔、粤各地，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从士兵到将军，是辛亥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革命，他接受孙中山的密令，组成西路军讨陈，一战成名，深受孙中山的信赖，这也让他在32岁那年就坐上了粤军少将旅长的高位。

1925年初，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左翼前敌总指挥。3月，孙中山逝世。6月，他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反革命叛乱。8月，升任粤军第四军许崇智部第十一师中将师长，驻防石龙。

许崇智与蒋介石共事多年，又是过命的把兄弟。然而，9月底，他就借廖仲愷被刺案大肆清洗，捕杀了诸多粤军将领，逼走老上司许崇智，声称莫雄的十一师是反革命军队，将其就地缴械解散。

莫雄只身前往澳门。

至此，莫雄看清了蒋介石背弃“三民主义”、以“革命”之名行“独裁”之实真实面目。作为中山先生忠实信徒，莫雄对此十分厌恶。虽然还没有与蒋介石完全撕破脸，但对他已是势同水火。

1927年10月，莫雄投奔张发奎部任团长，回北江组织“别动队”，配合张发奎反蒋。1930年7月，反蒋失败，莫雄退职蛰居上海闲居，最终投到了宋子文的门下。宋为这位“大哥”找了份薪水优渥的闲差−−税警第三团团长。

这时，莫雄“巧遇”了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也时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

刘哑佛，1893年出生于南昌，祖籍合肥，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大家或许对他非常陌生，但提到他的胞妹刘和珍，恐怕中国人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她便是鲁迅先生笔下《记念刘和珍君》中的主人公，中国女性的骄傲：刘和珍。

刘哑佛是中共特科人员。早在广州时，莫雄就是中共重点统战的对象，经同盟会会友介绍，刘哑佛来到莫雄的十一师。一番交谈之后，他发现这个人头脑清醒，观点新颖，思想进步，于是便让刘哑佛当了师政治部主任。然而共事不到一个月，莫雄便被蒋介石缴了械，自此两人分手。

这次，莫雄来上海，组织上就派刘哑佛来与他再续旧情，两人也是相洽甚欢。

经他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人，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直到后来，莫雄才知道这几位都是共产党人，其中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都是中国情报战线响当当的人物。

正是与这几位朝夕相处，相与往返，莫雄的思想逐渐向中共靠拢，后来他还提出要加入中共。不久，严希纯带来了李克农的意见，称他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莫雄要求入党的要求，李克农表示，目前以暂不参党为宜，因为党需要莫雄在党外起更大的作用。就这样，他成为留驻在国民政府中的我党友人。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莫雄任税警总团团长，指挥所属部队与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停战后，莫雄又率部进驻淮盐产地海州，在请示宋子文，并经蒋介石同意后，莫雄出兵清除了一大批破坏盐税、作恶多端的盐枭。从此税收大增，莫雄受到嘉奖。

不久，宋子文卸磨杀驴，将税警总团交给心腹，让莫雄外出考察。

1933年莫雄在上海闲居，几个月后碰到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他们是旧交好友，杨永泰便向蒋介石推荐莫雄去剿共。

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接到任命后，他对严希纯说：

“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蒋，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巴”，并说“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齐干吧！”

3月，中共上海特科派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到莫雄那里工作。

此时，项与年已化名梁明德，他任情报参谋，卢志英任上校主任参谋，他的妻子张育民也前往南昌，办起“张育民诊所”作为秘密联络站，以接应掩护。

卢志英、梁明德等到任后，在当地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用不到6个月的时间，演绎出德安专区“共匪”被“剿绝”的景象，获得了“传令嘉奖，考成第一”的通报表扬，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绝密的高级军事会议，莫雄因“剿共有功”而被特邀参加。会上，宣布了塞克特等提出的并已在实施的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计划，即“铁桶计划”。随同这个绝密计划，还配发《剿共手册》、兵力部署、进攻路线等绝密文件。

这次会议开了一周。会议刚结束，莫雄带着绝密文件紧急赶回德安。他深感事关重大，虽知一旦泄露自己必死无疑，但依然义无反顾就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向梁明德、刘哑佛、卢志英等和盘托出。

三人大为震惊！他们通宵作战，将“铁桶计划”的文件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

• 梁明德：砸掉门牙扮乞丐送情报

几人一商量，决定由梁明德送往瑞金。

梁明德被委以重任，除了他懂客家话、熟悉赣南地区的人情地貌外，更重要的是，他具备他人不具备的经历和能力。

梁明德，原名项廷椿、项与年，福建连城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之家。1917年，项廷椿在思想进步的胞兄项廷爵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改名项与年。

1921年，加入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所作所为，让他深感失望。正在他踌躇彷徨时，共产党出现在他的世界，党的理想、宗旨与面貌深深打动了他。

1925年，项与年入党，同年底，他被委派到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由此1927年10月，他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回到了上海，经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推荐，他接手了上海复炎小学，担任校长。这个学校后来发展成中央特科的一个掩护点。

不久，他正式进入特三科。

中央特科特三科是行动科，又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处叛徒、特务等。因为接触的任务都是比较机密、危险性极高，所以对于人员的要求也较高，各个都善于伪装，技能超群。

项与年就凭着个人的机智勇敢、行动的沉稳坚决、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情报的准确判断，很快成为特三科主力队员，参与了营救彭湃、方志敏，惩办叛徒白鑫等一系列重大行动。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中央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特科负责人陈赓、李克农等先后撤离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凭借忠诚坚定的信仰和机智沉稳的性格在上海潜伏下来。

此时，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梁明德。

1934年3月，成为莫雄的情报参谋。

1934年的10月1日，天还没亮，梁明德便匆忙赶赴中央苏区。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要经过几十个关卡，为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他尽量昼伏夜出，避开大路，穿山越岭。

然而教书先生的身份仍然会被盘查，几本字典也存在被怀疑、被查缴的风险。他在巧妙躲过南昌关卡的盘查后，找来几位地下党员，请他们在自己落脚的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处缩写了文件内容并将之密录在薄纸之上，把这宝贵的信息藏在鞋底后，他又继续出发。

一路跋涉，越是靠近赣南，封锁盘查越严。进入泰和山区后，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个山头和路口都有岗哨把守。一旦有青壮年接近，就会被立刻抓走。

闯关渡卡成了摆在梁明德面前的大难题。

他思之再三，钻进山林，抓起一块大石头，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他忍着钻心剧痛，顺势把早已破损的衣服撕扯成了褴褛的“乞丐款”，用汗血泥污给自己化了一个完美的“乞丐妆”。

就这样，他日夜跋涉，巧妙易容，穿越重重封锁，只用了6天就赶到了苏区，将这份文件交给周恩来手上。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 项南：自己帮父亲找自己

梁明德随军参加了长征先遣侦查队，但很快又被上海地下党召回，先后从事情报、统战和地方工作，他与家人一直处在失联阶段，妻子儿女身在何方，他一无所知，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一直是他心里的惦念。他不知道妻子早就被捕获入狱流落他乡，也不知道女儿随着妻子一起入狱后身染顽疾早已不在。至于儿子项崇德的下落，也是无心顾及。

1949年解放后，梁明德调任辽宁省旅大行署任农林厅厅长，他开始寻找失散近20年的儿子。

去江西之前，他曾把在上学的儿子项崇德托付给同乡张雪澄，这时张雪澄隐约记得，项崇德在安徽青年团工作。

梁明德非常高兴，立即给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联系，寻求他的帮助。

由此演绎了项南自己找自己的感人故事。

1936年，项德崇由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经过党组织和连城老乡的设法营救，改名项南，前往广西桂林。后来，项南由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奔苏北新四军军部。

1943年在苏北整风的运动中，项南既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父亲从事什么职业，更说不清楚家庭以什么为生计，差点被枪毙，最后遇到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才勉强逃过一劫。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会议，项南被谭震林指派率华东青年代表团出席。会后，项南因错过东南支队转战的行动，不得不留守后方。

在此期间，他偶遇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一番攀谈后，项南被说服，脱了军装转到皖北干起了青年团工作。他初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后来又升为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曾希圣收到梁明德的信后，寻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线索。他非常苦恼，这时他找来当时任团省委书记的项南，嘱咐他代自己的老战友找一个姓梁的青年，但他只知道这个青年是一个团干部，其他的一无所知。

可是改名易姓的项与年，哪里知道儿子为了革命也改了名字，也曾寻找过自己的父亲。

项南在接受任务后，就在团委认真排查，因为线索太模糊，更主要的是他帮姓梁的老干部要找梁姓的儿子，犯了方向性错误，找了一年也没有结果。

1952年，时隔梁明德（项与年）最后一次与项南分别已经整整二十年。

有一天，曾希圣与项南共同下农村搞调查，晚上两人又见了面，闲聊中，项南对没有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过意不去，就问曾希圣能否提供一些具体情况。

曾希圣当时也没事，就和项南聊起了当时在上海特科与梁明德共事时的一些事情：他经常到梁在大世界八仙桥一带的家里，还带他儿子玩过。记得老梁说客家话，是福建人。

听到此话，项南大吃一惊：自己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

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惊奇地发现，项南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儿子，而曾希圣则是曾经带项南逛大世界、照哈哈镜的大胡子叔叔！

这就是传为佳话的“项南找项南”的故事。

就这样，项南找到了自己离散二十年的父亲，而梁明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福建任省委书记的项南，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也与父亲项与年一样成为风云人物。

以身许国，无我忘家，牺牲奉献，这正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令人感佩敬仰的精神。

儿子虽然找到了，但由于工作繁忙，这对久别的父子也只能鸿雁传书，纸上相认。直到1953年，这对为革命双双改名、分离了二十年的父子才得以在北京相见。

1978年，项与年病逝，享年84岁。

他的传奇经历后来被孙女项小米创作为小说和剧本，并拍摄电影《英雄无语》。

• 其他幕后功臣：他们后来怎么了

1951年的一天，叶剑英焦急地给毛主席打来电话：

“主席，广东那边刚传来消息，莫雄被当地负责土改的工作人员给抓了……听说就要被枪毙了！”

叶剑英毛主席闻言眉头一皱，当即告诉叶剑英：

不能枪毙莫雄，必须立即将他释放！你还要亲自给他在广州政府里安排一个工作。

红军长征的幕后功臣，怎么就沦为“死囚”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庐山会后，莫雄带回情报并未暴露，反而因为在江西“剿共有功”，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职责是“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及剿灭红军长征时留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七八千名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蒋介石还将第六十三师调归他指挥。

接到命令后，莫雄把原班人马转移至贵州毕节，继续“让共产党当家”（莫雄自传中的话），刘哑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担任上校主任参谋（他也是党中央委派的贵州军事特派员），连莫雄的私人秘书黄贶书也是共产党员。

不仅如此，许多重要的工作和人事安排也都交由卢志英决定，以至于许多部门都安插了共产党人。

莫雄还与卢志英密切合作，设计稳住驻该地中央军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使他不能积极“围剿”红军，使红军伤病员及游击队及时转移。

但有次差点出现意外。卢志英夫妇去接应红一方面军的一批伤员，把他们送到云南边境，结果遭遇强敌紧追。为了部队的安全，卢志英从张育民怀中夺下仅3个月大、受惊吓发出啼哭声的双胞胎儿子中的哥哥，向西山峡谷飞奔，把他放在一棵枣树杈上，自己迅速地躲进密林。一阵枪响之后，敌人离去了，卢志英、张育民用亲生骨肉换取了8位战友的生命。

次年2月，红二、六军团临近毕节，莫雄一方面利用卢志英从遵义发来的假情报搪塞蒋介石，一方面将保安部队调出城外，对外声称是去围堵红军，实则是让出毕节城，使几万红军得以在毕节休整半个多月，然后顺利通过毕节。

3月，红军顺利通过毕节一事被蒋介石所知，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把莫雄关押于南京军事处监狱。

至此，莫雄、刘哑佛、卢志英从此分离，天各一方。

之后，刘哑佛便神秘失踪，也有说在1936年在赣南被捕牺牲，时至今日，已不可考证。这个争取莫雄的大功臣，留下的是至今未解的历史谜团。

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则化名周育生在上海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重点为新四军搜集日军情报和运送物资。

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坚持地下斗争。他打入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被委任为区室副主任，还与美国在沪情报人员联系。由此，获取了国民党兵力部署、调动等大量情报，及时送往苏皖解放区。

1947年3月2日下午，由于叛徒张莲舫出卖，卢志英被捕，当年12月27日深夜，天寒地冻，卢志英在狱中被敌人秘密杀害。

再说莫雄，坐了几个月牢，后经张发奎、陈诚的担保，终于获释。

从1938年8月到1947年，莫雄先后在广东莫雄、韶关等任县长、专员、“清剿”司令，积极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大量释放狱中的红军，安排中共党员在他的部队担任要职，将大量的弹药、物资秘密送到游击区，配合游击队狠狠打击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

1948年，国民党广东当局指责莫雄“剿匪不力”，怀疑其“通匪”。是年7月，上调省府任顾问。

1949年10月，薛岳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将其列入暗杀名单。莫雄得悉后逃往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叶剑英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莫雄。11月，委任其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他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

但土地改革时期，英德市的农民们不知道莫雄的真实身份，竟集体上书省委，要求把莫雄捉回来进行批斗，然后再执行枪决。理由是他曾直接参与了“第五次围剿”。

于是，就发生了叶剑英向主席求救，主席电令陶铸：刀下留人！

1951年2月，莫雄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55年3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

1956年10月，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并受到叶剑英、李克农接见。

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莫雄、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是他们挽救了红军的命运，他们不愧是革命的功臣。为了信仰、真理、正义和光明，忍辱负重，舍生忘死，甘愿藏在历史背后，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值得敬重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