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错队跟错人的陈布雷

想要做政治家，文人是文官的起点。武将也可以做政治家，文武两领域随意切换的大才是有，但不多，文官转型为政治家的人，多如牛毛，文官是政治家的底色。

文人从政的话，必须得转型为政治家，这是文人的出路，否则的话，极大概率以悲剧收场。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是失败的文人。

陈布雷1890年生人，原名陈训恩，宁波慈溪县人，父祖皆是富裕茶商，家境优渥，陈布雷一出世就站在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起跑线，5岁时，就开始接受了教育，稍年长，跟兄长、宗族私塾老师读《毛诗》、《尔雅》、《礼记》、《春秋左传》、《唐诗》等。

他书读得不错，但年少顽劣，手欠好动，屡屡欺负兄弟姐妹，品行不端，导致他写出来的文章一塌糊涂，直到1904年，考入了慈溪县中学堂，碰到了严师冯君木，在他教导下，陈布雷收起顽劣，潜心研修学问，苦读《瀛环全志》、《通鉴辑览》、《万国史纲目》等，冯君木教他选字、修辞、炼句的功夫，以及简练抓住文章要领。经过磨砺，陈布雷学业大进，脱胎换骨。

1911年春，陈布雷到上海探望兄长陈训正。陈训正已经荣登为《天铎报》的社长，麾下有戴季陶这类大名鼎鼎的主笔，陈布雷沾了兄长的光，他到上海之后，戴季陶有事请假，报社需要人代笔，陈训正知道其弟的才学，安排他替戴季陶写新闻短评，看看才华如何。

果然没让兄长失望，陈布雷文笔犀利，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发表出去反响不错，因此，他成为《天铎报》的记者，每天写两篇新闻短评，每十天写三篇社论，月薪40，吃喝不愁。

他不满足这点成就，为了让文笔更加精进，经常请教《民立报》的主笔宋教仁，讨论新闻写法，并和柳亚子等人聚会探讨诗文，取长补短。

同年秋天，武昌起义爆发，其他的报纸都视革命军为逆贼，而天铎报反其道而行之，敢冒天下之不韪，倾向革命军，陈布雷更是大胆地声称革命军为“革军”，然后写了十篇《谭鄂》，声援武昌起义，用词辛辣，震耳欲聋，22岁的陈布雷，一战成名。

民国时代，陈布雷却沉寂下来了，返回老家做过中学校长，做过记者，很长时间在家里操持家务，蹉跎了十年。

1921年初，上海《商报》成立，商报的总编辑是陈训正，有了这个手眼通天的兄长，陈布雷迅速攀上这棵大树，成了编辑主任，与他做同事的有电讯编辑潘公展、编辑陈铁生和邓逸虎。在商报，陈布雷以革命者的立场，写了大量短评、社论、时政分析，给商报带来极大的流量。

1923年，曹锟通过贿赂议员做了大总统，陈布雷得知后，直接在社论开骂，痛斥受贿议员们就是一群猪！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陈布雷日理万机，每天趴在书桌上撰写文章，他不仅抬出义正词严的口吻抨击帝国主义暴行，还擅长使用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来给罢工游行运动提供参考，比如罢工工人和游行群众的想法、实际情况进行深度采访，把他们的真实想法写在纸上，让罢工游行运动专业化。

写这样的文章，陈布雷相当于在钢丝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倒大霉，同事都劝他写文章尽量不要太明显，陈布雷却不怕，“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有这一手好文章，陈布雷引起了国共的关注，这时候，他如何抉择这两党呢？

我党的《向导》周刊，特别欣赏陈布雷的社论，经常转载他的文章，派人和陈布雷接触，想要挖他过来发展成我党党员。

陈布雷面对两条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我党的共产主义。

遗憾的是，陈布雷选择了国民党。

不怪他，是因为原生家庭的教育影响，他本来就是名门望族出身，家里有钱，基本上接触不到底层，无法感同身受，又长期受四书五经的熏陶，所以无法认同我党的理论，也理解不了。他认为，只要各个阶层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列强，收回中国主权，才是最好的道路，只有国民党才可以完成。

在1926年，陈布雷和潘公展到了南昌，联系了张静江，由他牵线搭桥，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是玩弄权谋的行家，急需要一个能写文章的文人，陈布雷也对国民党产生了兴趣，询问国民党的政治思路，蒋介石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深深吸引了陈布雷，随后，蒋介石邀请他加入，陈布雷回去考虑了两个月，在1927年2月，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后，他一门心思抓起了笔杆子，不碰枪杆子，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大文人，入伙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写《告黄埔同学书》。

蒋介石非常鸡贼，拼命给陈布雷上名誉，加头衔。从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显赫职位都干过，但本质上，陈布雷位高权不重，一辈子的工作始终是替蒋介石写文章。

陈布雷不是权欲熏心之人，他加入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爬得更高，而是为了借用国民党这个庞大平台，借最高权力者，也就是蒋介石的嘴，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发散出去，产生轰动性的大影响，达到了推动社会的进步。

原来陈布雷是报社记者，影响力微乎甚微，现在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影响力非昔日可比，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陈布雷写了很多文章，如《祭告总理文》、《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这些文章引起轰动，人人都夸赞写得好，蒋介石的观点，其实都是陈布雷的观点。

蒋介石改组了侍从室，第一处设立第一、二、三组，分别负责总务、参谋、警卫事务。第二处设立第四、五组，分别负责秘书、研究事务。陈布雷被任命为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

侍从室是蒋介石的心腹机关，陈布雷做了主任，成了蒋介石的贴心心腹。进入了侍从室，陈布雷开始不快乐了。

因为蒋介石开始独断专行了，他叫陈布雷写的文章越来越多，但原来陈布雷的观点借蒋介石的嘴说出来，现在可不，嘴还是蒋介石的嘴，观点依旧还是蒋介石的观点。

1936年底的事变，本来是张、杨捉了蒋介石，逼他停止内战，团结各派共同抗日，结果蒋介石回去后，立马翻脸不认账，叫陈布雷写一篇长文，想要洗白自己。

陈布雷知道这个难度很大，不好洗白，但总统发话了，只能硬着头皮绞尽脑汁写出《西安半月记》。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促，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於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沟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
“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其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

好家伙这段话，蒋介石不但没错，而且很悲壮，很宽容，就算张学良和杨虎城虐他千百遍，但他始终待他们如初恋，这么写，反倒是张杨对不起他了，完全不提在爆发事变之前，老蒋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陈布雷心里万般不情愿，只能捏着鼻子，反复数易其稿，才勉强写完。

这种言不由衷的文章，他写了很多很多，但也有偶尔写出他比较喜欢写的文章，在1938年7月，蒋介石命陈布雷写一篇纪念文章，陈布雷稍微思考片刻，便挥笔写下《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是陈布雷好久好久没写出属于他自己风格的文章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喜欢写的文章了。

抗日战争中，日军不断突破深入，国军屡战屡败，蒋介石泄气了，但他仍然抱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要在文章、宣传、讲话中不能透露出垂头丧气之感，陈布雷感觉天快塌了，他认识的总统不再是当年慷慨激昂的总统，已经变成瞻前顾后，刚愎自用的总统了。他心情低落不爽，写出来的文章非常拧巴纠结。

蒋介石不但喜欢插手，微操不放过战场上的每个细节，还有闲心在文章上指手画脚，陈布雷写完，他还在文章上用红蓝铅笔反复涂抹勾画，叫他重写一遍，陈布雷心里那个气哟，烦躁至极！还不断吐槽蒋总统曰：“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

很多朋友都劝他退出政坛，重回记者老本行，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陈布雷无法退出，涉得太深了。

他工作了近20年，却常年写着不满意的文章，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位居侍从室主任，对国民党的各项事务了如指掌，发现蒋介石私心极重，与他想做的事南辕北辙，经常在怀疑人生，是否投错了阵营？现实和理想激烈冲突，陈布雷染上了严重的抑郁病，每晚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几个小时。

病情加理想落差，导致他精神身体越来越消极。

一直到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渐渐有心无力，胜负难料，但内部开始泄气了，很多军政要员们，都暗中布置好后路，另谋出路了。

这时候，陈布雷才感觉到，天塌了！他所有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毫无疑问是泡汤了，国民党大厦即将倾倒，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我党的总理派人给陈布雷传话，敬佩他的道德文章，希望他及时脱离国民党，为我当效力。可惜的是，别人可以脱离，唯独他脱离不了。因为他是文人，既无战功，又无政绩，能够登上高位，全靠蒋介石一手提拔，就算陈布雷投奔过来，以他20年的履历，谁能真正信任他？

陈布雷孤傲得很，接受不了这种命运的嘲弄，于是在13日，吞下四瓶安眠药，自杀身亡。老蒋也是凉薄人，在陈布雷死后3个月，又在日记上写道：

“天性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时时厌世，於其个人则生不如死，余亦不甚可惜也。”

他还认为陈布雷不坚强，自杀了就是懦夫，死了就拉倒吧，老蒋不可惜的，若九泉之下的陈布雷知道他这么说的话，估计气得从棺材里蹦起来！

他是纯粹的文人，有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却没有极高的政治智慧，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注定了他悲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