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陈诚心腹，杜聿明到死也想知道他的身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引子

1981年5月，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诺奖得主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肾衰竭住院，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提出要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郭汝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投诚将官。但在杜聿明眼中，他形象既高大，又模糊。

说高大，他名副其实。他曾大名鼎鼎，不断书写传奇。他是蒋介石的门生，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他还是陈诚的心腹，当参谋，料敌如神，战沙场，一战封神。

在解放战争期间，一年内“连跳三级”升为国防部中将作战厅厅长，并且两度出任此职。

说模糊，也一点不为过。他为人低调，口风极紧，像雾像雨又像风，让人琢磨不透。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前后，一直怀疑他是共党，多次问他，均无功而返。

不得已，他向老蒋告状。老蒋要他拿出证据，他脱口说出“他家沙发打补丁”。因为他认为不是共产党人谁能做到？结果被老蒋痛骂。

他不想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于是，病房里有了如下对话：

杜迫不及待，几近恳求：

“我反正也行将就木，就想听句实话。最后一次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加入的？”

郭犹豫再三，叹了口气说道：

“光亭啊，其实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过去关系不好，不过是因为政见不同。”

一句“政见不同”，虽然隐讳，但总算给了答案。

杜激动地一把抓住郭的手，问道：

“我是对的，是不是？30多年了，你为什么还不承认？”

郭说道：

“我已经说了，而且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

杜原本已经确定，可郭这样说，他再次陷入了疑惑。

至死杜聿明都没能听到他亲口承认，带着30多年来的疑问、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 入党：人生面临三个选择，他决定参加革命

1925年，18岁的郭汝瑰高中毕业，面临三个选择：

第一个：学医。这是父亲为他作出的选择。

他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铜梁）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

曾祖郭和熙是举人，父亲郭朗溪在获得秀才功名后，眼看中举在望，却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

大概出于补偿心理，郭朗溪没机会“蟾宫折桂”，就希望儿子能帮自己实现夙愿，恰好郭汝瑰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正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便给他取名“汝桂”。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个情结，不为良相，就做良医。现在科举废除了，父亲就希望他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济世救民。

第二个：学工。这是他自己想做的选择。

1919年，郭汝瑰在成都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受到老师胡子霖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反封建学潮，也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激发了爱国热情，就想科学救国。

就在他面临学工、学医的选择时，堂兄郭汝栋又给他增加了一个选项。

第三个：革命。这是别人给他的建议。

此时，郭汝栋已升任川军师长，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就建议郭汝瑰一道前往。

与郭汝瑰一路同行的有个同乡叫袁镜铭，他是中共党员。他们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袁镜铭告诉他，只有打破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

郭汝瑰被说动，但还不放心，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

陈廷栋全面分析了三个选择的利弊，建议他去广东干革命！

郭汝瑰最终下定决心。为了明志，他将“汝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训练部(后转入政治部)学习。

此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像肖楚女、恽代英、熊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年轻的郭汝瑰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这时，他得知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他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拥兵自重的蒋介石带着步科的两个大队迁往南京，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则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宁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并伺机拉拢四川军阀杨森配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

1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著名的四川籍共产党人吴玉章（实际主持黄埔军校校务），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希望他们去做郭汝栋的工作，由郭出面牵制杨森。

为什么选择他们？因为当时川鄂边防司令部副司令郭汝栋，拥有两个师一个旅，在四川举足轻重。而郭汝栋是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

吴玉章要求他们按照上中下的策略去落实：

上策：阻止杨出川助蒋；

中策：如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出川后攻其后方，促其崩溃；

下策：如也办不到，则一定要郭汝栋不出一兵一卒助杨。

郭汝瑰和傅秉勋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不敢推延，马不停蹄地赶到郭汝栋驻地涪陵，原原本本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

可郭汝栋就是个“势利眼”，他选择了下策，并且三方下注。表面上两边都不得罪，而背地里却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为了把戏演得逼真，他表面上“容共”，还把郭汝瑰留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

郭汝瑰也不负厚望，四处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一时间成了涪陵城内无人不知的激进人物。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又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反共。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攀上老蒋后，日趋反动。

1930年，郭汝栋终于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这时他彻底撕下了“容共”的伪装。但此人一贯老奸巨猾，在蒋介石要求“清共”前，他抢先一步，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

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思想表现激进，郭汝栋也不敢再留，就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此时，郭汝瑰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得去日本留学。

• 脱党：退学赴国难，一鸣惊人成陈诚心腹

1930年冬，在郭汝栋的安排下，郭汝瑰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

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郭汝瑰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愤然放弃学业，返回祖国，共赴国难。

回国后的郭汝瑰通过郭汝栋的关系进入了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郭汝瑰进校时，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的杨杰是校长；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

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进入陆大不久，郭汝瑰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郭汝瑰眼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便到陈诚所属的18军第14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的对日作战“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郭汝瑰随第14师参加淞沪会战。

谁料，第14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42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42旅旅长。

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坚持在一线指挥和一线督战。他带头写下遗书，率领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

一介书生郭汝瑰，小试牛刀，经此一役，一战封神。

不久，陈诚任命他为54军参谋长。

1938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

7月，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主持保卫武汉的作战会议。会上，刚升任参谋长的郭汝瑰就公开对陈诚的作战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他语出惊人，痛陈弊端，并提出了“保卫武汉又不战于武汉”新的战略防御方案。

要知道，这个方案可是老蒋点头的。好在陈诚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反而拍案叫绝，采纳了他的方案。

果然不出所料，武汉战役未受重大损失，再次彰显了郭汝瑰的卓越军事才华。

战争一结束，陈诚就升任郭汝瑰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1941年又推荐他出任暂五师师长。

作为师长，在长沙会战中，他又不负厚望，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久，他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由蒋介石钦定的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1943年又回到蒋介石自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任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由此，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

1943年鄂西会战，又让他大放异彩。当时，日军横山勇用闪击战术，短短七天里，中国军队死伤一万三千多人，钳掉了第73军大部，常德大门已被撞开。

更糟糕的是，第六战区代司令孙连仲是新近才从第五战区调来的，对本战区情况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战区原有精锐郑洞国第8军、李延年第2军、方靖第66军又于此前抽调去云南远征了。

常德危在旦夕。

蒋介石紧急召回时任远征军司令官的陈诚。陈诚连夜拟定了个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并派人将国防研究院他非常信任的郭汝瑰、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四位研究员接去征求意见。

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三人一致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抢占常德粮仓，他们完全同意保卫常德作战方案。

而郭汝瑰再次语出惊人，力排众议。他判断，日军这次兴师动众的目的不是来抢粮食，而是要吃掉六战区的主力！

陈诚决定改变计划。

然而，此时从前线发来的敌情通报又与郭汝瑰的判断正好相反。

陈诚犹豫不决。

直到第二日从前线发来的急电，才使他恍然大悟，禁不住拍案叫绝:

“这个郭矮子，真有两刷子!”

原来，日军第13师团两万余众，利用一小部分部队佯攻常德吸引注意力，掩护其主力对公安87军的钳形攻势。

当即，陈诚电令前线各部迅速调整部署，终于赢来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此战后，蒋介石和陈诚更加器重郭汝瑰。

1944年派他以副武官的身份赴英国考察，1945年3月回来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 找党：“白皮红心”，在敌营心脏进行特殊战斗

随着职务的提升，郭汝瑰对蒋介石有了更深的认识，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他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这边。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与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

1945年4月的一天，他无意中在军务署见到了黄埔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任逖猷。

一见到任逖猷，郭汝瑰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要与组织联系的愿望，可任逖猷也早与组织失联。

看到郭汝瑰满心失望，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

“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来到了郭汝瑰的寓所，他们促膝恳谈，但任廉儒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

经过深入考察，组织认定郭汝瑰是“白皮红心”，于是，任廉儒安排郭汝瑰和董必武会面。

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和到延安去。

几天后，董必武通过任廉儒回复，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同时，考虑到他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留在这边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并且与任廉儒单线联系。

从此，郭汝瑰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人员。

此时，日本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剪除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

军政部几经策划，拿出了一个方案：

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之手;

其次，立即装备胡宗南两个军、傅作义一个军，于日本投降后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新四军东进;

最后，由西南、华南抽调重兵，由平汉、津浦路北上，进逼华北解放区。

这就是由郭汝瑰主编、一共只准打印十三份、且底稿已在军务署办公室主任李文伦少将亲自监督下销毁的《国军战斗序列》。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将郭汝瑰却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

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报，中共提前行动，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随后的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中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为延安总部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不久，郭汝瑰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

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后，蒋介石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

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

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为了在派系斗争中抢得先机，1946年以后，经他保举，郭汝瑰一年之内“连跳三级”：

早已获得中将军衔的他，先被任命为国防部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被任命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接着陈诚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1948年7月，顾祝同接替陈诚后，他又第二次担任此职)）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

由此，他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经过陈诚这么一通骚操作，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郭汝瑰被贴上了陈派的标签，被骂作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

从此，他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1947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陈诚等人被召集到蒋介石官邸研究山东战场情况，决定由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对共军实施合围”。

当天深夜，郭汝瑰向任廉儒详述了蒋介石山东战场的部署情况，并特别强调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务必要格外提防。

5月16日，陈毅指挥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孟良崮一举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

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此前，郭汝瑰还利用在徐州担任陆军总部参谋长的便利，把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已是中将的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

正是他布下的这个“棋子”，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等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为蒋介石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洞开，让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撤守徐州的退路，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率先敲响了丧钟。

杜聿明一直对郭汝瑰有些怀疑，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杜聿明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

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在郭汝瑰的鼓动下，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

徐州一战落败后，杜聿明更加怀疑郭汝瑰，就向蒋介石告状：

“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

对此，蒋介石认为这是胡搅蛮缠，脸带愠色地说道：

“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但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并未消除，他在日后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

“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

这时，中央认为他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要求他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

1948年12月24日，郭汝瑰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引咎辞职的报告，请求辞去第三厅厅长之职。

之后，几经周折，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在下野前夕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原属邱清泉第二兵团、也是蒋介石嫡系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郭汝瑰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

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进军四川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入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率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将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大军迎入宜宾城，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捶胸顿足，连声骂道:

“娘希匹，郭汝瑰……”

• 重新入党：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他的身份没有解密，按照投诚将官对待，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

1950年6月，他再次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却被人告知，他的介绍人和党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因此不能证明，只能选择重新选择争取入党。

同年，他又到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教员、教学组长、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他始终对党忠诚。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组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

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

“准许郭汝瑰入党！”

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优秀共产党员。

但此时，他的身份还未向社会公开，以致于杜聿明弥留之际，想最后一次从他口中得到清晰的答案，还是未能如愿。

郭汝瑰离休后回四川定居，享受副兵团级待遇。古稀之年，他仍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1997年郭汝瑰的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北碚，祝贺父亲九十大寿。辞别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