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公司干到退休的传统职业生涯规划，为什么破产了？

韩剧《迷雾》剧照▲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职业的“忠诚度”都是代际观念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老一辈无法理解年轻人喜欢跳槽，因为能够在一个单位干到退休的“稳定”，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年轻人则看不上这样的“稳定”，甚至认为“忠诚”只不过是跟不上时代潮流、掩饰内心怯懦的借口。那种个人在一个组织内稳定发展、通过不断晋升实现职业目标的传统职业生涯观，仅仅在少数国家的特殊领域适用，在大多数人眼中已经不切实际。

这种巨大的代际差异，并非仅仅基于观念，也基于经济形态变化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变化。卡丽·莱恩在《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中写道：

“如果风险和无常是就业‘新模式’的内在组成部分，那么个人创业的风险确实不会比在一家公司度过职业生涯更大。忠诚已经成了一个旧时代的标志。有些工作者更喜欢这种务实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昔日那种家长式的工作关系；另一些工作者则会深情地回忆（或想象）一个拥有就业保障和全面公司福利制度的时代。然而无论是怀疑还是怀念那段往昔岁月，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劳资相互忠诚的时代结束了。未来已来，只有经济独立，才会产生思想独立。”

相比传统的体力劳动者（比如农民），白领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变革中受益匪浅，但“一份工作干到退休”的几率也一直在走低。对于白领而言，失业会成为职场生涯的“必备步骤”，就业关系从与一个雇主的长期关系转变为与多个雇主的连续工作关系。

高科技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情况体现更为明显。卡丽·莱恩的“一人公司”概念，就是指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视为“独立承包商”式的“一人公司”，职业生涯由面对不同雇主的一系列工作组成。

卡丽·莱恩通过18个月田野调查、9年跟踪寻访，与400多位高新技术行业的失业者深入交流，剖析“一人公司”现象。在精英主义的引导下，白领很少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制度”或雇主，而是倾向于责怪自己，或将失业视为全球经济中商业周期和竞争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工作都变成临时性质，不再存在职业忠诚。个人仅仅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做自己的后勤与财务，将自己当作商品来推销，这就是“一人公司”。

“忠诚”是幻觉，但“一人公司”同样也是幻觉

从某种意义而言，职场上的“忠诚”确实与“稳定”紧密联系。很多时候，人们表达自己对企业的“忠诚”，是为了让企业给予自己足够的稳定。但是当企业做不到时，人们的忠诚也会消失。

《一人公司》中写道：

“对那些因大规模裁员或关厂而失业的制造业工人，白领往往缺乏同情心。不少人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来责备刚失业的蓝领邻居们没能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比如，他们说汽车工人就是没有为应对后工业化的未来而进行自我提升的人，所以被淘汰是咎由自取……有趣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裁员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白领也一样冷酷地将他们阶层下滑的原因归咎于自身。由于深陷管理界精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职业失败等同于个人缺陷），被淘汰的经理人往往会把裁员看成是自身存在不足的证明。然而即便心存自责，20世纪80年代的失业白领还是加入了蓝领同仁的行列，对那些在他们看来背弃了自己的雇主大加声讨。”

“一人公司”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书中提到一个例子——28岁的软件工程师丹尼尔·克莱因。在互联网热潮的鼎盛期，丹尼尔曾就职于当红互联网咨询公司，成为包容企业文化的受益者。但在2001年，他成为公司第一轮裁员中辞退的600名员工之一。一年半后，公司倒闭。他并没有因为失业而迁怒于老东家，因为“你没法对一家只是在尽力止损的公司生气。”

后来，丹尼尔进入一家专注于医疗保健管理的软件公司，虽然工作稳定，还连获晋升，但他并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任何设想。他还会批评那些期待公司为员工铺就职业发展道路的同事，认为“你们这帮家伙也不是小孩子了吧，你们该自己照管好自己的事业了，我们可以帮你，但若是你对自己的职业发展都不负责，那就是在害自己。凭什么一家公司要为你做这个？”

在丹尼尔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干了十年并不代表什么，因为公司也付了十年工资，明明是两不相欠，“忠诚”一词根本没有提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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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丽·莱恩看来，丹尼尔采取了一种自立的姿态，将稳定就业视为“幼稚”，但与此同时，他也放弃了“可以让他批评前雇主或那种让就业日渐不稳定的庞大体制的立场”。而且，丹尼尔虽然戳破了其他人的幻觉，但自己的“独立”也是虚幻的，因为他仍然要依赖雇主才能维持生计。

在全世界范围内，白领中产都处于一种幻觉状态。体面工作、高年薪的背后，是高房贷和高养育成本，失业会将这一切击得粉碎。所以有人笑言，白领中产实际上还不如农民，后者起码掌握着生产资料，白领中产连电脑都是公司的，一旦失业离开平台，就一无所寄。

丹尼尔所遵循的职业生涯管理，其核心是要将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创业者，而不是员工，也就是“一人公司”。

书中还引用了曾担任首席技术官的彼得·杜蒙德的观点，他认为职业生涯管理者只是在对一个变化了的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在这个市场里，所谓的永久职位和临时约聘工之间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区别。

在丹尼尔和杜蒙德这一群体看来，人在职场，就应该将每份工作都构想为一长串临时工作之一，“完美的职业生涯管理者不能任由自己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每个职位都不过是为下一个职位所做的准备，是一个磨炼和拓展技能的机会，在此期间最好还能完成让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他们明确否定了以往对忠诚、安稳和劳资间社会契约的思考方式，过去的人认为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就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但现在的人显然认为这并不能保证什么。

当然，这种思维在美国社会也能找到自己的历史脉络，正如《一人公司》中所言：

“传统上，独立和自立在美国社会一直被视为能确保成功的品质。这不是指那种与摆阔式消费或过度炫耀物质财富有关的‘成功’，而是一种与‘做自己的老板’有关的道德成就。自立者的奋斗不是为了追求阔绰生活的舒适或快乐，而是为了过上不亏欠任何人的自足生活。对于思想独立的人来说，自己做主、自承风险以及靠自己的成绩决定成败的自由是唯一值得争取的成功路径。”

也就是说，“一人公司”融合了新教的工作伦理和传统美式创业精神，把当代就业的总体不稳定特征建构为风险和机遇的结合体，将失业视为一种主动选择迎接风险的结果。

全球化时代的不稳定就业

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求职者来说，宣称自己是“一人公司”，一方面确实是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不稳定就业现状的被迫承受。

不稳定就业并非个体所造成，甚至不是单个国家所造成，它遵循的是那条“基于工业化、移民、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而发展出的历史轨迹”，最典型的就是离岸外包，大量长期工作被短期工取代。这一趋势极具争议，政治上也颇为微妙，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大多数人没有反抗之力。卡丽·莱恩揶揄道：“真的很遗憾，你没法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靠敲代码挣到6万、6.5万、7万、8万美元的年薪，只因为有个家伙可能比你做得更好、比你更快，还只要你十分之一的薪水。这也不重要了。”

“一人公司”算是一种融合式的反抗，这一群体将自己视为自愿全面投身全球经济的参与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自主性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好处，比如并不能让他们更快找到工作。

有趣的是，用人公司不仅仅接受“一人公司”的存在，甚至还是“一人公司”理念的重要推动力。它们通过励志书籍、商学院课程、主流媒体报道等多种手段宣扬个体的“自立”，让职业生涯管理成为一门“显学”。因为防止员工对公司投入情感，可以确保他们“被扫地出门时不会转身上天台”，但这恰恰是将维护劳资间社会契约的重担完全转移到了个人这一边。书中写道：

“他们免除了雇主提供再培训或避免将工作转移到海外的责任，以免被视为他们自己所定义的那些依赖别人的配角，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自力更生。”

大环境的变化往往令人措手不及，比如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大批科技公司倒闭。从2001年到2004年，美国有19%的科技工作岗位被蒸发。当时的互联网公司还相当粗放，裁员手法相当恶劣，一些公司连人力资源部都没有，裁员可能没有任何补偿，有些公司甚至连通告都不发，员工连自己被炒都不知道。

“一人公司”的主体正是这些高科技行业从业者，他们相对年轻，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在新兴行业中抓住新就业机会，他们也因为过往的工作经历，有相对更充裕的积累，对社会经济形态有更好地把握，比如更擅长利用贷款等机会，因此相对更适应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但问题在于，他们也有老去的一天，也有跟不上时代潮流、被后浪淘汰的一天。失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家庭都会造成伤害，即使他们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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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书中所言：

“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是失业导致的身份认同失衡引发了很多传统上与失业有关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对白领而言尤甚。凯瑟琳·纽曼就指出：‘阶层下滑的经理人都悬于半空，与社会隔绝，没有稳定的自我认同感。他们受过的训练使其将身份认同问题等同于职业问题，却不能使其在原属的企业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因而最终还是处于社会性失能的悬浮状态。’纽曼把这种缺乏固定职业身份的状态比喻成了一种临界或‘居间’的生存处境。经理人在失业时也会失去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地位，失业是他们在成功再就业之前所处的一种令人不适的、反常的过渡状态。”

“靠自己”的失业者，忽略了公共权力的缺位

“一人公司”当然有积极意义，它让许多个体投身于经济浪潮中，不断通过调整自己寻求适应。但它的暗面也显而易见，虽然在卡丽·莱恩的采访对象中，大多数人依靠积蓄和配偶收入维持着家庭生计，也没有失去房子或缺衣少食，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那些旨在保护失业者的公共和私人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成其目标。”因为“若没有在职配偶，当前的失业救济制度、工作者权利立法、政府资助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平价托儿所、遣散费和退休金给付以及基于就业的医疗体系等方面的不足将更为明显，或许也更有可能引起全国的关注”。

卡丽·莱恩总结道：

“求职者对‘体制’——塑造了他们的工作体验和好脾气的企业、政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缺乏愤怒，并不仅仅是他们忠于职业生涯管理的一个副作用。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派生而来的。”

书中继而分析道：

“职业生涯管理否定了所有大于个人的实体的效用，从而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个体工作者和公司并不是在公平的竟争环境中签订的雇佣合同，他们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而法律也极有利于公司而非个体工作者。公司不可能再承担的责任大部分已转嫁到了个体工作者及其家人身上，他们接受了，因为他们也想象不出其他选择。然后他们又凭借伴侣关系、家庭凝聚力和节俭等更宽泛的文化叙事，将这些牺牲重构成了道德成就。离婚和抑郁这对孪生主题贯穿于求职者的叙述之中，表明家庭为应对不稳定的就业和长期失业承担了极大的情感和经济负担。这些痛苦的时刻在数千万劳动者中无休止地上演着，它们反映了一个日渐不稳定的白领就业体系的真实成本。”

所以，人们在努力追求个体经济独立的同时，更要质疑权力机构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

书名：《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作者：[美]卡丽·莱恩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万有引力

译者：李磊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定价：78.00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本文部分首发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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