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黑白通吃，作为中统特务，中共却为他配私人保镖，这是为何？

1969年南京。

一个名叫鲍君甫的曾经中统特务，已经被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在弥留之际，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道：

“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说罢便咽了气，离开了这个令他万分尴尬和痛苦的人间，离开了由于他早年经历的牵累而遭受重大不幸的家人。

这不是鲍君甫第一次遭此厄运。

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1月，由于鲍君甫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很快移送法院，准备处以重刑。

在审理中，鲍君甫口口声声称自己在早在1926年就“由陈养山引荐打入敌人内部并由陈介绍参加共产党”，“陈赓可以作证！”。

这次幸亏陈赓大将的证实，才使鲍君甫免于被杀。

那么，鲍君甫到底是人是鬼？他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 他黑白通吃，是名副其实的上海滩大佬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上海滩，鲍君甫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名副其实的大佬，更是个独特的存在。

他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三教九流无所不交，青洪帮他皆有交情，国民党高官对他青睐有加，就连公共租界的掌权人物，也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可谓黑道白道全部通吃，妥妥的香饽饽，国共都向他抛来橄榄枝。

1893年鲍君甫出生于香山县一个商人家庭。受留日归来的启蒙老师维新思想影响，16岁时，鲍君甫便随乡人赴东瀛留学，寻求真理。大学期间，他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并以优异的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

1919年回国后，他来到了春潮涌动的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并结识了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这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由于鲍君甫精通日语，是个日本通，留学时又与日本的舆论界、文化界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因此，回国后，他很快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很快成为国民党内十分著名的左派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卅”风暴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鲍君甫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并在陈立夫的支持下加入中统。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

杨剑虹是江湖中人，很讲义气，上任后便拉鲍君甫进入调查科。

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此时鲍君甫在上海滩刚刚得心应手，准备大干一场，却苦于没有名头，这时，他便提出不去南京，在上海帮助杨剑虹打出一片新天地。

杨剑虹欣然同意，就这样他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开始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有了名头的鲍君甫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鲍君甫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自然也助推了他在中统内部的影响力。凭借着出色的本领与人际关系，鲍君甫依托陈立夫很快也在中统上海站稳了脚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还利用影响力为国民党内CC系重要成员张道藩清除了政敌，彻底取得了国民党一方大佬的信任，一时间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鲍君甫不仅很会做人，也非常注重形象建设，不断打造自己的人设。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他，遂改名为杨登瀛，一来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树立自身重感情、讲义气的形象；二来突出他的留日标签，抬高自身的品位。当然，鲍君甫不但与国内各方搞好了关系，还注重交好租界权贵人物。有一次，他帮租界的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抓到几个盗贼，为此兰普逊对鲍君甫也产生了好感。多次交道打过以后，兰普逊深知他的能量和与各方面的关系，这个“中国通”也深知“人抬人高”的道理，遂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这既拉近了与鲍君甫（杨登瀛）的关系，也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上海滩的影响力。

• 陈赓发展他成为中共第一位党外特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几乎陷于崩溃状态，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这就迫切需要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此时身处中统的鲍君甫则成为中共物色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早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思想较为进步，对共产党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同时，他对中统与国府推行的以暴制暴的手段十分反感，尤其是1927年曾参加过左派，还曾被蒋介石逮捕过，这使鲍君甫耿耿于怀，有可能为我所用，更主要的是他与上海各界人士乃至国外人士都有着良好的关系，有广泛的情报来源，做这项工作非他莫属。

1926年的一天，鲍君甫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他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他学习日语，鲍君甫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

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间，鲍君甫进入中统调查科后，周恩来通过陈养山得知了鲍君甫情况后，毅然决定将他发展为反谍报关系。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临危受命，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中秘密会晤了。

陈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鲍君甫对陈赓的传奇特工经历早有耳闻，非常仰慕，两人心心相惜，相见恨晚，鲍君甫答应除为调查科工作以外，他还要尽快加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与租界情报机构，以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

就这样，在十分严峻的白色恐怖氛围之下，中共成功在敌人的心脏插入了一把尖刀，鲍君甫也成为中共第一位党外地下工作者。

• 中共为他配备汽车秘书和保镖，提供各种方便

1930年鲍君甫取得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名义后，搬进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对外挂牌“杨登瀛办事处”，表面上是为中统服务，背地里却为中共工作。

正是在鲍君甫的大力支持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得以随时得知国民党的清剿消息并多次及时转移。

为方便鲍君甫工作，中共特科为他专门购买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还配备了私人保镖和专职秘书。

保镖叫连德生，曾是上海电车售票员，领导过“五卅”运动中的电车工人罢工。“四·一二”后，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学习，这时刚从苏联回来。他身体魁梧，高大健壮，跟随鲍君甫到各侦探机关活动，与陈赓进行单线联系。

这位秘书也了不起，她就是中共优秀女特工张式沅，化名安娥。安娥也是《渔光曲》的作者，与田汉有过一段姻缘。后面的文章我们再介绍。

另外，为解决鲍君甫请客应酬之需，党组织还每月给他提供可观的经费。有中共在背后帮衬，鲍君甫显得非常神奇，每当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或外国租界刚刚得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中共特工便迅速地将更详细的情况通告鲍，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总部。

不仅如此，每次搜查共产党“窝点”时，也都能查到一些“情报”，还能够将中共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甚至逐期将中共中央发给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调查科。

这些情报引起了徐恩曾的高度重视，每次必抄报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深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

正因为如此，鲍君甫每次怀揣情报“硕果”到南京来，徐恩曾都要把他奉为上宾，专门指派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请他到安乐酒家、世界饭店等高档大饭馆吃饭。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鲍君甫充分利用他已有的关系，把触角伸到上海军政各界的各个角落，构建了自己四通八达的情报网，由此他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他还利用他的各种关系帮助中共特工打人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和外国租界巡捕房，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鲍君甫起了重要作用。

这样，每天汇总到“杨登瀛办事处”的各方情报，经过中共女特工安娥的筛选及时地转送到中共特工机关，这些情报可以与来自中共自身情报网的情报相互引证，相互补充，使中共特科好似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 营救中共领导人，惩治叛徒，屡立奇功

从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案发，鲍君甫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南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

1928年4月，鲍君甫参与营救中共著名领袖罗亦农未果，但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罗亦农的秘书），通知中央特科“红队”将其处死在其住所内。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件交给租界捕房去破获中共地下机关。捕房请鲍君甫去看密件。鲍君甫获知告密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写，他虽然不得不跟捕房将中共机关的7个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陈赓，叛徒随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军警据密告，破坏了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秘书白鑫等被捕，并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要事未能赶到，幸免于难。

鲍君甫虽于案发前两小时获悉此次行动，但已来不及向中共传递出情报。

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大会，商量救人，负责营救的最佳人选，就落在了鲍君甫身上。

鲍君甫与陈赓商议后，决定在押解过程中营救彭湃。

1929年8月28日早上，中共特科人员乔装打扮后在押送沿途埋伏，鲍君甫则孤身赶往公安局。但遗憾的是，由于彭湃级别过高，蒋介石下令尽快处死。由于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计划功败垂成。

8月30日彭、杨等四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白鑫被捕后释放。鲍君甫迅速查出白鑫是叛徒，中共特科决定制裁白鑫，但却不知道白在何处。

当时有上海报纸刊出新闻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白鑫已于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报效党国。其实这只是烟幕弹，事实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过南京。

在鲍君甫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长乐路）间的和合坊43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家中。

受共产党请托，鲍君甫几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将聊天，终于弄清白鑫将被秘密送去意大利。白鑫与范、鲍商定，11月11日晚11时从范家出发赴往码头。鲍君甫将此准确情报报知中共特科。

11月11日晚，陈赓率人在范宅周围埋伏。当晚，鲍君甫还特地到范家为白鑫送行，弄准最后的出发时间。当夜23点，白一行准时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枪声震响，白鑫、范争洛(范争波弟)及保镖两人当即毙命，范争波重伤送医院。

1929年初夏，有帮派人士找到鲍君甫，扬言有共产党文件出卖。鲍君甫查问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个组织领导人陈慰年缺钱，愿意出售党内机密文件。鲍君甫给了陈两根金条，买下文件。此后陈慰年很快被处决。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捕，鲍君甫找捕房的兰普逊疏通，用重金打点，以任是自己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为由，将他保释。

出狱后，任弼时被中共中央派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4月，被调往中央苏区。

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对被搜来的文件颇感兴趣，并向巡捕房提出由他们派员去清理搜来的文件。兰普逊答复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杨登瀛(即鲍君甫)一人插手此案。巡捕不识中文，鲍君甫乘机请共产党员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捕房鉴定文件。晚上将一些真实文件带回“杨登瀛办事处”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

几个月后，被认定为”激进学者“的关向应由律师出面保出捕房。

出狱后，关向应旋即进入鄂西革命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

最传奇的一件事当属黄第洪叛变事件。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苏联回国，说是共产国际让他回国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要求与伍豪（周恩来化名）见面，伍豪出于工作考虑，决定去见面。

原来，黄自认为是留学生，便想要谋取一个较高的职位，但周恩来出于中央特科独特的工作性质予以拒绝。

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黄第洪想，他既没有得到职位，也没有高报酬，在上海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很快他便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表示“效忠”，并打算在约周恩来出来见面时抓捕作为“投名状”。

老蒋指令徐恩曾负责此事。鲍君甫及时发现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投诚信以及蒋介石的批示，迅速将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传递给陈赓，使一场危局化险为夷。

很快，黄第洪也被中央特科及时清除，解决了党内一大威胁。

• 顾顺章叛变，鲍君甫被捕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鲍君甫是中共特工，鲍君甫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的“白皮红心”特工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但好在中共特科办事情十分谨慎，没有给顾顺章留下任何确凿的指控证据。鲍君甫便利用这一点，宁死也不承认他的特工身份。

入狱后，他仍旧镇静自若，他相信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渡过难关。

不久，鲍君甫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鲍君甫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

陈赓极为感动。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张道藩感念旧情，暗中活动，终于将鲍君甫释放出狱。

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人等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鲍君甫，他出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院长等，此时的鲍君甫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鲍君甫因其中统身份而饱受质疑，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在审讯中，鲍君甫不断叫屈，并说陈赓可以为他作证。

1951年7月南京市法院两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函，希望证实鲍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

陈赓陈赓于1951年11月24日给鞠华院长亲笔回信，肯定了鲍在大革命时期作出的贡献，经法院研究对鲍予以释放，判处管制一年。

鲍君甫被判管制后，无生活来源。1952年11月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三位局长，多次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的会见。陈赓详细询问了鲍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制作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鲍君甫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期。

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鲍君甫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不幸的是，1966年因为鲍君甫当过“中统特务”的历史红卫兵小将们被扒出，鲍君甫还是没有逃过被批斗的厄运，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三年后含冤辞世。

直到改革开放后1993年5月，在许多研究党史尤其是中共红色特工史的学者梳理下，鲍君甫的红色特工身份才重新被人们发现，他的真实面目也才逐渐清晰：

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如没有他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

如今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

鲍君甫被认定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党外特工，并且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一起，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四杰”。

作为党外人士的鲍君甫，出于大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工作，尤其难能可贵，他隐秘而伟大，值得我们所有的国人铭记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