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说·重读 | 纪念邬达克132周年诞辰（上）前缘

沪说·原第40期-第157期

Shanghai Tales· Issue #CL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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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生涯早期作品，也是武康路的最南端，同时也是2017年开年特刊《雨天的武康路》（点击）的主题之一。（摄于2017年12月）

本文原于2018年元月首发，时隔七年后，经过修订，再次与您见面。1918年12月，斯洛伐克裔的匈牙利人邬达克逃离返回欧洲、装满捷克军团战俘的列车，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万国人士云集的上海，逐渐成为一代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直至1947年因中国政治风云变化离开。他建筑生涯的最巅峰无疑是1934年12月正式落成的国际饭店大楼.......

【本期提要】

2017年冬天，马丁在年底前从美国回了趟上海。虽然只过了七年，却因为父亲过世和新冠病毒而恍若隔世。

12月24日，对于基督教与天主教徒而言是平安夜，对于上海气候敏感者而言是本年度第一次“严重污染”，对于我们天袁地访的两位主创而言，这是马丁在上海度假结束返美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而袁童鞋来讲是一个不用出差，可以陪儿子练跆拳道的普通周日。

早就说好要一起寻找新的上海微旅游路线，这一次，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定下了追寻邬达克足迹这么一条特殊的线路。其中主要交通工具有公交车，中运量公交车，共享单车及步行等。

从早上9点，在莘庄出发，至下午5点，参观完最后一座邬达克建筑，在乍浦路桥上看太阳西沉，全程总计约8小时，而我们沿途参观了整整十座邬达克建筑。本文即是对于这次紧凑的横穿上海之旅的一个回顾总结，致敬2018——天袁地访的第三个年头。

此篇为前缘，回顾邬达克与上海的种种缘分，下期为今生，记录我们这次难忘的年末探访之旅。

2017年是邬达克抵达上海100周年，而1月8日还是邬达克125周年诞辰，今年则已经是132周年诞辰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温故知新，我们想来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前缘 邬达克与上海

了解一些上海历史的人，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邬达克”这个名字，虽然上海的建筑洋行众多，万国建筑比比皆是，邬达克的作品很难说有接近百分之一，但以设计师之名流传之广的可能只有他一个了。

而且，更难得的是，他毕生的绝大部分建筑设计作品又都留在了上海，而其最负盛名的国际饭店大楼，自建成之后一直是上海的重要地标，因此，邬达克的建筑设计生涯与上海这座城市真是浓到化不开的缘分。

邬达克的签名照片，陈列于纪念室

（一）匈牙利人都未必知道的邬达克

笔者曾随机遇到过三大拨匈牙利人，不过他们都不知道邬达克。

一次在上海，彼时有一群匈牙利发明家来交流访问，作为接待团一员，我与许多匈牙利本国人以及波匈事件后迁居西欧的匈牙利人聊了会儿天，说起上海的很多建筑都是一名匈牙利设计师设计的，虽然我当时不知道邬达克的名字该如何说，但匈牙利客人惶惑的眼神似乎说明了邬达克在自己的国家都未必那么知名。

在丹麦遇见的匈牙利家族，笔者被完美挡住脸

另一次是在丹麦，我在那里遇到了一家波匈事件后逃到丹麦的匈牙利人，他们的后代已经和西班牙人、丹麦人联姻，早已归化了。有一个老爷爷对中国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打开谷歌地球，要我告诉他我住在上海的哪里，哪一条路，哪一幢楼。我想起可以问问他知不知道邬达克，他摇摇头，好在那里可以上多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当我找到英文版的邬达克介绍之后，这些匈牙利人并没有豁然开朗的神情，而是说，“这个人其实是个斯洛伐克人。“

然后就是在美国遇到的一批有着匈牙利背景的教授，甚至都很难跟他们聊起匈牙利，我和他们一样对匈牙利没什么特别的了解，那些50年代逃离匈牙利的人，要么已经垂垂老矣，要么当年还是懵懂孩童对故国茫然无知。

在youtube上有一段邬达克建筑的航拍图，但下面最多的评论是“邬达克不是匈牙利（马扎尔）人。”想起笔者2017年夏天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看印地500赛车，那一年是日本人佐藤琢磨夺冠，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无数老美白人作出为我高兴的样子，他们向来是分不清亚洲脸。我心里却一直默念，“老子是中国人.....”

不过似乎邬达克本人对于国籍毫无在意，只是对故土有所眷恋——据说他的墓地就在他出生的地方，而他二十一岁离开故国参军打仗，就几乎再未返回。

（二） 逃跑的胡杰斯

拉斯洛·邬达克出生于1893年1月8日。父亲捷尔吉从事建筑业，搞建筑设计，也搞建筑营造，为邬达克后来的建筑设计之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邬达克的家族是斯洛伐克人，自然会说斯洛伐克语，也会说奥匈帝国的官方语言，德语和匈牙利语。而拉斯洛本人还会波兰语和乌克兰语。

幼年时代的邬达克（摘自彭切里尼的《邬达克》一书）

按照匈牙利文的拼法，邬达克的全名为 László Ede Hugyecz，他的姓氏的德文拼法才是大家熟悉的Hudec（彭切利尼）。与奥匈帝国出身的很多人一样。所以在他来上海正式取名“邬达克”之前，我们先称呼他的匈牙利名胡杰斯。

据意大利学者彭切里尼的著作《邬达克》，一战期间代表奥匈帝国出战的拉斯洛·胡杰斯上尉参加的也是捷克军团，他的家乡如今也在斯洛伐克境内，但其母亲可能是匈牙利人，再加上斯洛伐克直至1992年才重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也许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将其称为匈牙利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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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斯”的军装照

1916年，同盟国奥匈帝国军队中的胡杰斯上尉不幸在与协约国的沙俄军队交战中被俘。而出了名有花招对付战俘的沙俄军队，把胡杰斯和他捷克军团的战友们押解到了远离欧洲的西伯利亚。

不过，随着沙俄在1917年接连爆发革命，沙皇逊位，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改名苏俄，列宁为了保存新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火种，不得已以一纸《布列斯特条约》向德奥虚与委蛇，退出了一战。

困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为了能够回到欧洲，但穿越俄罗斯从东欧返回祖国太过危险，于是他们决定沿着铁路一路向东到北太平洋的出海口海参崴搭船去美国，再从美国去欧洲。可是胡杰斯并不想这样送死，因为布列斯特条约的一部分就是苏俄必须立即逮捕捷克军团，因此，跟着捷克军团的东进无疑是九死一生的。

此时，胡杰斯作出了改变一生，乃至改变上海的一个重要决定，跳车逃跑！

图为布列斯特条约中，苏俄对同盟国所放弃的领土。

（三）辗转来到上海

胡杰斯跳下东去的火车，买了本俄国假护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好拼读的邬达克（Hudec），走线进了中国。通过流亡中国的白俄的帮助，他从哈尔滨经过，一路辗转，前往当时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城市——上海。

上海的公共租界不仅政治上实现自治，自成一体，军事上有少量英美军队和自卫力量万国商会的保护，有严密的警察体系，理论上不受任何国家控制，去上海不需要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是许多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也是像邬达克这样身份可疑者的避难所。

邬达克登陆上海的日子是1918年10月，也就是说2018年是邬达克来到上海的整整100周年！

（四）从克利洋行的学徒到自立门户，差点半途而废的上海淘金之旅

上海的港口上每天都是熙熙攘攘的，谁也不知道这个人会在何时一夜暴富，更不知道谁会在哪里一命呜呼，这就是东洋人眼中的魔都，西洋人眼中的冒险家的乐园。

邬达克没啥特别的本事，但从小就有建筑设计的爱好，还有布达佩斯理工大学（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的学习经历压身，要不是一战爆发被应征入伍去打俄国人，他将会在奥匈帝国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因此很快，在1919年1月就找到了在美国人罗兰·克利（Rowland Curry）手下当绘图师的工作。

当然，当时位于世界“边缘”的上海并不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最理想的工作之处，邬达克有和家里时时通信的习惯，因此我们也能知道一些他初来上海的烦恼，比如他认为上海的建筑设计师水准不及欧美，他自己无法获得提升；他也抱怨老板是个不错的商人，但没有艺术追求；他也抱怨上海找不到合格的专业刊物，差不多相当于欧洲20世纪初的水平，因此他央求家人给他寄欧洲的建筑设计刊物，后来他也养成了定期去欧美访问，学习的习惯。而上海的黄梅天也让怕热的邬达克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很快就萌发了赚够了回国的念头。

邬达克父亲捷尔吉·胡杰斯

不过，据彭切里尼的研究，在这些不利因素面前，促使邬达克最终留下来的主要因素还是父亲在1920年底因糖尿病综合症去世和家乡的失落，这使得一直视父亲为精神支柱的邬达克非常痛苦，他不停地给家里写信，寄去自己作品的照片就是为了想获得父亲的肯定和指点，但是父亲对他的设计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评价，这让他非常地失望。同时，战败后奥匈帝国解体，他的故乡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和他认同的祖国匈牙利分开了。

Rowland Curry，邬达克的伯乐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克利洋行也极力挽留了邬达克，使之成为了洋行合伙人。这也让邬达克对上海有了更多的归属感。在得知父亲去世后，他于1921年5月回到家乡，在游历了欧洲各地之后，10月份他回到了第二故乡上海。1922年，他与上海出生的德国洋行千金吉塞拉·迈耶结婚，于是他与上海的相守是注定了的。

邬达克结婚照

从邬达克第一次来到上海，到他最终离开去往瑞士小住，一共经历了三十年时光。他经历了上海最荣光的黄金十年，见证了他的巅峰之作，国际饭店，也经历了淞沪抗战的沉寂，经历了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又被中国人光复。他一生最好的时光和上海最好的时光恰巧碰在了一起。

美国花旗总会，位于福州路，河南中路路口东南侧。是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时期的作品（天袁地访摄）

在克利洋行期间，邬达克参与设计了一些中规中矩的作品，最有名的当属武康大楼了。不过此时邬达克就开始有了抄袭的疑云，因为他的著名设计作品总能找到一些著名建筑的影子，而武康大楼与纽约的熨斗大楼的设计理念实在是有点像。

1924年中，克利决定回到美国，并且江湖再无传闻直至1947年去世，享年63岁。而邬达克则因为之前几个项目，名声大噪足以自立门户，最初在外滩24号租了楼面开了家邬达克洋行，并以此接洽建筑设计业务，直至1940年代末离开上海。如今在上海前后共留下了三十多幢（组）建筑。

（五）情定哥伦比亚路，以国际饭店扬名

虽然其间起起伏伏，但邬达克的建筑却大多保留了下来，其中以番禺路(即哥伦比亚路)一带、人民广场一带最为密集。

原邬达克纪念室（已于2024年永久闭馆）入口（天袁地访摄）

邬达克在上海最为人所知的住宅（1931-1937）位于哥伦比亚路上。

据说，原先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文艺复兴式，又带有西班牙风情的庄园别墅，但他后来将其低价转让给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因为时任行政院长孙科帮助其解决了，沐恩堂建造发生的一起地产商业纠纷。而根据彭切里尼的叙述，这实际上是孙科提出向邬达克购买的。

而不久之后，自己则在哥伦比亚路的另一侧又新造了一套小巧精致的都铎式房屋，也就是今天邬达克纪念室（2024年闭馆）的所在地。老照片中，屋前的大草坪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学校的操场。洋房入口处也造起了高大的建筑将其围困中间，显得非常逼仄，颇为遗憾，但一旦步入其中仍能感受到这幢小房子有着独特的魅力。

近观邬达克宅（2017-12-24）

而邬达克建筑生涯最有名的建筑莫过于1934年设计的国际饭店。这幢楼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关于邬达克国际饭店的故事，我们将在下期探访部分再谈。

国际饭店正面。国际饭店可以说是邬达克在上海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天袁地访摄）

邬达克建筑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风格，那是因为早期的邬达克是忠实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信徒，以典雅庄重为主，建筑也以朴实。但后来，可能是技艺越发娴熟，加之西方流行元素的流入变得更迅速，因此他的风格以1935年的大光明电影院为一转折，变得充满现代主义风格，直至后来的吴同文住宅，也就是绿房子，简直充满了时髦的意味。

2014年曾短期对外开放的绿房子（吴同文住宅，邬达克设计的最具现代感的建筑），如今只能从城市设计院一侧的停车场远观了。（天袁地访摄）

（六）辉煌过后

一切伟大都有落幕时刻，一切辉煌都会归于平淡。

据邬达克的女儿回忆，父亲邬达克因为是东欧匈牙利人而饱受在上海占主流地位的英国设计师的歧视，不过似乎这些歧视邬达克的英国人却没被人记住他们的名字，我们记住了像公和洋行这样的公司名字，却没有记住多少欧美建筑师。但来自东欧的鸿达、邬达克、列文等却意外地把名字刻在了人们心中。

或许正因为邬达克谨慎小心，以顾客需求为重，并且没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设计师的架子，他在中国的顾客缘非常不错，正是这样才让他在战前连续不断的接到订单，在上海的许多角落留下了他的名字。

位于西藏中路，汉口路，九江路之间的慕尔堂（沐恩堂）也是邬达克的作品，平安夜参与圣诞弥撒竟然还要排队（天袁地访摄）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为匈牙利在二战期间与法西斯轴心国站在一边，而邬达克原先拥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因为遭德国吞并自动取消，不得不改持匈牙利护照的邬达克一家，反倒躲过了被关进同盟国侨民集中营（关于这一些集中营，可点击查看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的厄运。不过，根据彭切里尼的研究，邬达克自身的民族认同可能既不是斯洛伐克人，也不是匈牙利人，而是托特人（Toth），而吊诡的人，托特人其实就是匈牙利语中对斯洛伐克人的称呼。所以他不能算是斯洛伐克人，也可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一种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与之类似，但不相同的例子，可能就是我国朝鲜族人，他们祖上来自朝鲜半岛，与今天的朝鲜与韩国同文同种，但是他们与真正的韩国人，朝鲜人在一起时，又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中国人。

邬达克曾经接受过匈牙利驻上海荣誉领事的职位，以保护在沪匈牙利侨民的利益，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他顶住匈牙利纳粹傀儡当局的压力，为许多犹太人获得免遭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匈牙利护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6年6月中旬上海电影节期间的大光明电影院（马丁摄）

但是，自1938年之后，邬达克就很少有生意找上门。可他非常热爱上海，尽管听说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在外考察访问的他还是坐船回到了上海，尽管他在上海的最后岁月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因为就像邬达克的女儿所说，在战争中，建筑设计师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笔者2016年夏天无心拍下的辣斐大戏院（即原长城电影院）近照，同样也是邬达克作品，但是外观已经大幅变化了。（马丁摄）

（七）离开与消逝

194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非常不利于邬达克继续留下来。而他原本打算在匈牙利置业，而在此卸甲归田的愿望，也因为匈牙利加入苏东阵营，土地收归国有而化为泡影。

他决定离开上海去往欧洲小住，但这几乎就是诀别。邬达克最终去了美国，定居在北加州伯克利，在UC Berkeley教书，据说教的还不是建筑学，而是基督教哲学，而且他也开始醉心于“神学考古”，热衷于发现圣彼得的骨灰，似乎已经忘却了上海，忘记了国际饭店，忘记了那个时代。此时的他除了给新家做一些设计，或者帮着设计教堂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设计作品了。

晚年邬达克与夫人，似在美国

1958年，邬达克罹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离开人世，其65年短暂人生，从一个奥匈帝国士兵，变成俄国人的战俘，流亡上海，又因为回家奔丧而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经历了再次亡国之痛之余，又成为匈牙利人，最终死在了美国，不能不说是传奇一生。

而以他第二生命延续下来的那些上海建筑也并没有一一挨过岁月的侵袭，德国新福音教堂在文革中被毁，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院）因商业开发被拆，方西马大楼因延安路高架被拆......这些名字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直至2016年爆出他在巨鹿路的一处克利洋行时期的建筑作品——万国储蓄会22座住宅，在挂上历史优秀建筑的免拆金牌之后，竟然也被私人拆了重建，而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文革中被毁的德国新福音教堂

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场）也已经被拆除

而此前一直传闻要拆除的浙江大戏院，即后来的浙江电影院，作为上海最后的单厅电影院，依然还在营业。笔者于2023年5月实地走访，发现它还在运营之中。2025年1月，在某眼上仍能查到浙江电影院的影讯。但是整条浙江中路也是模样大变，很难保证未来一定能保留下来。

而我们在2017年曾参观过的邬达克纪念室，则在2024年2月结束了十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未来将如何利用开发，还是长期大门紧闭，仍然是个问号。

也许，按照自然规律，邬达克的痕迹只会越来越少，但如今呼吁保护历史遗迹的声音也越来越有力，更关键的是人们的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意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些优秀历史建筑，多去看看他，拍（照）拍他，说说他，那么这种意识就会慢慢在社会上推广出去，所幸这七年来，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城市的文化积淀。

敬请关注下期沪说《纪念邬达克诞辰132周年：（下）今生：我们在2017年平安夜参观的十座邬达克建筑》

邬达克的儿女们和他的小房子（来自： Hudecproject.com）

本文参考

《邬达克》【意】彭切里尼 中译本

《邬达克与上海国际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