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迎娶富家女，竟酿成中外瞩目的惊天大案

一、

前段时间写过《刺马案》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篇我们就来聊聊“晚清四大奇案”的另一案——杨月楼和韦阿宝案，要涉及到明星和富家女的婚姻、广东和上海的地域之争、媒体的舆论影响、以及最高权力对社会事件的干涉等等。

杨月楼是安徽怀宁人，自幼跟随父亲在街头卖艺，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稍长一些，杨月楼在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京剧名伶张二奎。他那洪亮的嗓音和威武的长相，很快引起张二奎的兴趣，张二奎便起了惜才之心，将杨月楼收入门下，让他跟着自己学习京剧。

杨月楼遇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犹如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丝毫不敢懈怠，每日苦心研习技艺。

十余年后，杨月楼终于技艺大成，名满京华，但凡是他出演的剧目都一票难求，号称“天官。”

1872年，29岁的杨月楼接受上海金桂戏院老板的邀请，乘车南下到上海演出。

毫无疑问，北京的名角到了上海依然是名角。

杨月楼那洪亮的嗓音和矫健的身段，很快征服了上海观众，以至于一位颇有文化的观众在《申报》提了一首诗，表达对杨月楼的喜爱：

金桂何如丹桂优，

佳人个个懒勾留。

一般京调非偏爱，

只为贪看杨月楼。

杨月楼的观众里，有一名少女，名为韦阿宝。

韦阿宝是广东香山人，时年17岁，父亲是一名富商，常年在广东、香港、澳门、上海间奔波，韦阿宝则和母亲、乳母留在上海生活。

因为不用担心经济来源，韦阿宝母女三人便经常出入戏院，排解寂寞枯燥的时光。这次杨月楼在上海登台，他们自然也去观看了，而且是连看三天。

但谁都没有想到，自从看过杨月楼的表演，韦阿宝便春心萌动，日里夜里都在思念杨月楼。随后，韦阿宝给杨月楼写了一封热辣的情书，表达了爱慕之意，并声明要嫁给杨月楼，和他共度余生。

杨月楼收到韦阿宝的信件，可能是不敢相信天降佳人，也可能是走南闯北吃过见过，便把这封信放到一边，没有理会。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韦阿宝始终等不到杨月楼的回信，以为是自己的魅力不足，没有得到杨月楼的认可，不禁心灰意冷，整日躺在床上发呆，郁郁寡欢茶饭不思。

韦阿宝的母亲见状非常着急，一问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爱上杨月楼了。

其实，韦母也对杨月楼有好感，否则不可能连续三天去给杨月楼捧场，现在见到女儿的样子，韦母不仅不反对，还萌生了撮合两人的想法。于是，韦母把杨月楼招到家里，开门见山的问他：

“阿宝因为你成了这副样子，你说怎么办？不行你们就结婚吧。”

第一次见面就提结婚，杨月楼略微震惊，出于本能的拒绝了。

但韦母不依不饶，大声说道：

“我女儿快不行了，你难道见死不救吗？现在救人要紧。她父亲虽然不在家，我当娘的也可做主，你只管请媒人来说亲，其余的都由我来操办。”

为了减少婚姻流程，韦母甚至搬出广东的“抢婚”习俗，让杨月楼请媒下聘以后，就来家里抢婚，直接带走韦阿宝。

杨月楼见韦母不像作假，不禁心动起来——

韦家的家业丰厚，韦阿宝又是独女，如果两人结婚，那么杨月楼不仅能得到娇妻美眷，还有可能以独女婿的身份继承韦家产业，妥妥的躺赢人生。

于是，杨月楼答应了韦母的要求，并于1873年秋，以抢婚的方式迎娶韦阿宝。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桩“女图色男图财”的婚姻，几乎葬送了所有当时人的一生。

二、

晚清时期，身份制度仍然很严格。

清朝法律规定，唯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才是良民，“奴、仆、娼、优”属于贱民，良贱之间不允许通婚，如有违背，处罚标准是杖八十，然后再根据不同情况酌情加减。

在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婚姻中，韦阿宝做为商人子女，属于良民，而杨月楼是京剧演员，对应“娼优”的优，属于贱民。

杨月楼、韦阿宝、韦母是否知道这条法律规定？

他们都是晚清的人，常年生活在这条法律缔造的社会秩序中，要说不知道，估计是不可能的。

既然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遵纪守法？

其实说到底，杨月楼、韦阿宝、韦母都不在乎这条法律规定，原因可能是清朝国势日衰导致法律缺乏威严，也可能是三人被财、色诱惑的有些上头，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都选择了无视法律规定。

但，有人在乎。

韦氏是有头有脸的富商家族，是否遵守伦理纲常关乎整个家族的风评，是否违反法律关乎整个家族的前程，无论走错哪一步，都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于是在杨月楼和韦阿宝结婚以后，韦阿宝的叔叔很不满意，直接联络族人，向上海县告发杨月楼诱拐良家女子、卷盗良家财物，要求按律严惩。

而上海县令叶廷眷是广东香山人，韦氏族人的同乡。

见到韦氏族人的诉状，叶廷眷其实是没有选择的，无论是和广东乡党建立情谊，还是确保辖区的社会秩序，他都要依照法律规定，逮捕杨月楼和韦阿宝。

就这样，杨月楼和韦阿宝刚刚结婚，就被抓进上海县衙大堂。

叶廷眷认为，杨月楼发起抢婚又图谋韦氏财产，是这桩不法婚姻的主谋，便命令衙役打了他一百五十大板。

韦阿宝见杨月楼被打，非常心疼，便指着叶廷眷大骂：

“你这昏官，糊涂透顶。我们明明是明媒正娶，你却不分青红皂白，硬说是通奸诱拐。你听信他人诬告，颠倒黑白，我和你拼了。”

说完，韦阿宝就要上前撕扯叶廷眷。

叶廷眷是一县主官，自有矜持和威严，见到韦阿宝的样子，便决定立威：

“无耻贱婢，私通戏子，还敢咆哮公堂，真是目无王法。捕房已搜到一盒黑色药末，定是春药，而稳婆也检验过，你已不是处女。杨月楼诱拐事实，铁证如山。”

随后，叶廷眷命衙役打了韦阿宝二百个嘴巴子。

经过这两次动刑，杨月楼和韦阿宝案的初审就算结束了。

再过一个月，韦阿宝的父亲回到上海，随即到县衙做了表态，说他是一个体面的商人，对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婚姻并不知情，否则的话，绝不允许女儿嫁给戏子。

这个态度，正是叶廷眷和韦氏族人需要的，于是，叶廷眷让韦父立即写一份材料，证明“韦阿宝无主婚配杨月楼”，然后让韦父把韦阿宝领回家去。

但韦父认为，韦阿宝和戏子结婚，让他丢尽脸面，所以他以后不想再要这个女儿了，听凭上海县衙发落。

最终，叶廷眷做出判决并上报刑部复核——

杨月楼流放黑龙江，韦阿宝由官府做主另择婚配，为两人完婚的韦阿宝乳母掌嘴二百、号枷示众十日。

而在此之前，韦母早已羞愤而死。

三、

上海县衙里，杨月楼和韦阿宝案初审结束，但在上海县衙以外，这一案件早已引起轩然大波。

而这些社会争论又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利益之争。

社会主流意见认为，自古良贱不可通婚，杨月楼和韦阿宝既然违反法律和伦理，自然要依律严惩，上海县令叶廷眷的判决没问题。

这种观点，背后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良贱不通婚，起初的原因并不是鄙视所谓的贱民，而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这些操持“贱业”的人没有固定的生产资料，经济条件很不稳定，大起大落是常态。

他们改变命运的捷径，便是通过婚姻进入“士农工商”的阶层，慢慢的积累生产资料，或者谋夺结婚对象家的生产资料。

在“士农工商”等良民阶层看来，这些操持“贱业”的人经常大起大落，属于不安定因素，和他们结合在一起，极有可能引起自家动荡不安。

即便他们的能力出众，可以避免大起大落，但自家几代人积攒的生产资料，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分给旁人一半？

对于他们而言，强强联合才能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以社会主流意见支持叶廷眷的判决，要求严惩杨月楼和韦阿宝，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甚至可以说，清朝法律就是他们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制定的。

但上海人有不同意见。

那时，上海开埠已经三十年，整个长江流域的货物都要从上海出口，全世界的高档商品都要从上海进口，上海逐渐成了租界分治、码头林立、人口成分复杂的东亚大城。

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想要改变命运，就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缔造新的社会秩序。

很多来上海淘金的人，原本就是清朝法律规定的贱民，对于他们来说，清朝法律是自己改变命运的绊脚石，今天不允许良贱通婚，明天是不是要关闭上海，把他们赶回原籍继续给人做奴仆啊？

于是，这部分上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激烈反对上海县令叶廷眷的判决，要求废除“良贱不通婚”的法律规定。

一旦他们成功，以后就能突破更多的法律底线，让清朝法律更符合上海的实际情况，符合上海人的实际利益。

第二层是地域之争。

杨月楼和韦阿宝案发以后，刚刚创办两年的《申报》便做了长篇报道，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大幅版面持续刊登案件相关事件。

随着《申报》的不断挖掘，终于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良贱通婚的处罚标准是八十大板，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酌情增减。但上海县衙在关押杨月楼期间，经常动用重刑进行审讯，不是将拇指捆绑悬吊一夜，就是用木架挤压下半身，导致杨月楼的肩、胯关节都受重伤。

于是，《申报》在评论中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严刑逼供，到底是依法断案，还是广东乡党发泄私愤？

韦氏族人和广东乡党看到《申报》的评论，并不避讳，明确说道：

“杨月楼污我粤人，不严惩，不能泄愤。”

听到这样的话，《申报》记者针锋相对，在评论文章里写了一句：“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故而广东豪商遍地富甲海内，但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把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都列为通商口岸，广州失去对外通商的垄断地位。

自此以后，广东和上海成为竞争对手。

上海商人为蚕食更多的市场份额、广东商人为保护仅有的利益，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激烈争锋，并逐渐从商场蔓延到社会方方面面。

《申报》的评论，将具体案件引申到地域身份，很难说不是广东和上海之争的延续。

第三层是中外之争。

晚清时期，中外交流不断深入，上海和广东又都是中外碰撞的地方，所以外国的态度，对上海和广东有很大的影响。

在杨月楼和韦阿宝案中，外国对于上海县衙的判决就很不以为然，流露出两种评论——

中国官吏对于犯法之民，皆有罪之轻重，动用非刑，无哀矜勿喜之心。

华人喜为非分之事，华官好用非法之刑。

言外之意就是，清朝官员不关心治下的人民，不遵守法律，滥用朝廷赋予的权力，在管辖范围内一手遮天。

毫无疑问，对于不满上海县衙判决的人来说，外国的态度是有力支持，但对于支持上海县衙判决的人来说，外国的态度反而激起他们的自尊心——

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大清的事情，外国凭什么指手画脚。

可以说，外国的态度成了利益之争、地域之争的催化剂，更加激化了杨月楼和韦阿宝案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月楼和韦阿宝案的动静越来越大，安居紫禁城的慈禧太后竟然也有所耳闻，而且案件涉及法律、伦理、上海、广东、外国，牵连非常广泛，她不能不管。

1874年3月23日是同治皇帝的生日，紫禁城里张灯结彩，慈禧太后借这个机会，特意召京剧班子进宫唱戏。

就在众人听戏入迷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问李莲英：“杨月楼怎么没来？”

李莲英说：“他在上海出事了，正在监牢里等候发落呢”，随后就把杨月楼和韦阿宝案简单讲述了一遍。

这个动作，其实是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双簧。

紧接着，慈禧太后便顺着李莲英的话，说出她真正想说的话：

“流放？可惜了杨月楼的一身本事，不就是良贱通婚么，断离就是了，犯得着用重刑吗？说什么拐盗，判官真是糊涂，杨月楼还缺钱使么？我看杨月楼也不用施刑了，该在哪唱戏就在哪唱，别为这事荒了他的戏。”

慈禧太后轻飘飘的几句话，就给杨月楼和韦阿宝案做了定论——

既承认了清朝法律的严肃性，又照顾了社会舆论，既维护了清朝的尊严，又让外国抓不住把柄，把广东和上海的争论轻轻揭过，最后还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慈禧太后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而有了慈禧太后的金口玉言，杨月楼和韦阿宝的性命就保住了，上海县衙做出的判决也不作数了。

次年，慈禧太后以“四十大寿”的名义大赦天下，杨月楼被正式赦免，回到北京以“杨猴子”的艺名重操旧业，最终位列“同光十三绝”之一。

韦阿宝从此下落不明，但也有人说，她被官府许配给七十老翁，在老翁的白须皱皮和世人的嘲讽谩骂声中，惨淡度日。

五、

杨月楼和韦阿宝案闹得沸沸扬扬，让清朝各级官员心有余悸。

事后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韦阿宝之所以爱上杨月楼，原因在于良家妇女能出入娱乐场所，杨月楼之所以吸引韦阿宝，原因在于尽唱淫词艳曲。

于是，清朝政府颁布了两项新规定——

禁止演唱淫词艳曲，要在文艺作品中宣扬正能量。

禁止良家妇女听戏，要安居室内守节守礼。

这两项新规定，透露出清朝的一种治国理念，即遇到重大社会事件，从不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向前，而是习惯用法术权谋缓和矛盾，再临时出台法律规定把问题压下去。

至于这些隐藏的问题什么时候再爆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不在当权者的考虑范围内了。

而新规定出台以后，《申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一句写道——

“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现闻华宫禁止演戏，西人皆不以为然，若欲禁止演戏，必使已唱戏之伶人有所改业。赖此生活者不下万人，一旦绝其生活，使弱者为饿殍，强者为盗贼矣。”

百年后再读这段话，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