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华 | 账本里的19世纪：徽州农民用茶叶连接世界的隐秘生活史

13本百年前的排日账

勾勒出中国农民的家庭日常

太平军攻占婺源清华镇当天，程发开在家做草鞋。他问母亲借一两银子，付了0.02两利息。两个儿子成家后，家庭摩擦增多，程发开打算分家，分家前请来木匠做床。

程发开的儿子程允亨，好交朋友，家里来客人会买豆腐干和酒做招待。为了给儿子程同仓结婚，他背下利息高达20%的债务。义和团运动影响到茶叶价格，收购商又拖欠程允亨茶款，资金链断裂后，债主把程允亨家里一头大猪抬走了。

程允亨所记排日账 受访者供图

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在安徽黄山屯溪一家出售旧文书的店里，发现13册晚清时期的排日账，是程姓一家三代人留下的记录。这些记事始于1838年，终于1901年，从记录看，他们虽然是东南偏远山区的普通农民，但命运多少仍被晚清的动荡局势引发的震动影响。

因为史料限制和“学术偏见”，19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一直处于缺席和模糊状态。排日账这样的民间文献史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研究中也没被提及和运用。意识到程家这13本跨度长达半世纪的记录非常罕见，刘永华决定为这一家人写一本书，“我想打破大家对明清农民的刻板或者笼统印象”。18年后，他完成新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

农民生活中的肌理层面

刘永华是在无意中看到程家三代人的记录。

从明清到民国，安徽徽州保存下来的文书有100万件左右，数量在全国最多，当地由此出现不少文书店，黄山市屯溪老街上的文书店更是名声在外。2006年，刘永华恰好到徽州参加学术活动，傍晚会议结束后，他专门去逛屯溪老街。

在老街那家规模最大的文书店，刘永华环顾一番后，目光落到角落里一叠不起眼的文书上。它们有15册，封面用毛笔字写着“逐日登记”“逐日账簿”等标题，字迹不算讲究，书写者的文化修养一看就不是很高。灰尘渗入发黄的土纸表面，有些页面还被虫蛀过。刘永华翻开发现，其中13册是他之前就了解，但学术界还没普遍引起重视的排日账。

排日账是流行于婺源境内的一种民间历史文献。所谓“排日”，是指这种本子逐日记录，而“账”是指其记录了家庭的日常收入和开销，与账簿类同。不同于普通账簿的是，排日账通常还逐日记录了记账者及家人的日常行事，有点接近于日记体的文献。

“当时就知道这是非常难得的东西。”店主开价不高，只要了600块钱。刘永华却觉得它们非常珍贵和罕见，“一家三代人写的，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绝无仅有”，他果断买下，“有时觉得也是一种运气，我刚好知道这是什么，也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特别有兴趣”。

今日程家 受访者供图

晚上一回宾馆，刘永华就开始细读这些排日账，越读越兴奋，随即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想法。“以前普通民众的生活，大都来自士大夫阶层的记录。现在随着史料挖掘不断深入，也能找到一些关于他们的直接记载，比如他们记的账，或者是跟他们有关的诸如田产典当、买卖的契约，但信息相对还是片段性的。”程家人留下的记载不同，前后历时六十来年，哪怕有些年份间断，尤其是天平天国运动前后的记载一共少了十余年，但整体而言很丰富，可以比较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他们生活的不同面向和各种场景，填补历史研究中19世纪农民生活的空白。

在《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书后记里，刘永华自言“以再现历史上普通民众的生活为重要使命”。他解释，这样的使命感与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时受到的学术训练相关，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自己就出生在普通农家，去田野调查时看到乡民，自然会萌生亲近感，“只不过社会经济史的训练，让我可以更有意识地呈现普通民众生活，写出农民生活中的肌理层面”。

程家的茶叶与国际贸易

如果没有这叠排日账，程家父子三人就会像绝大多数农民一样隐入历史尘烟。现在，经由刘永华梳理，他们的人生得以被大致勾勒出来。

程发开夫妇至少有两个儿子，老大允兴出生在1844年前后，老二允亨出生在1849年前后。程家三代人中，程允亨留下的排日账最多，他自然成为刘永华笔下的主角。程允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前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四年后，太平军长期占据徽州，这时他十二三岁，父亲也留下一些关于“长毛”的记录。

程家住在婺源县北部一个叫沱川的山间盆地，那里耕地面积少，农民在农活之外还得经营各种小商品维持生计。程发开农闲时走街串巷，卖鱼干、葛根、黄精、盐、麻袋、布、茶叶等，其中茶叶是程家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18世纪80年代后期起，欧洲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茶叶数量大幅提高，东南山区的茶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发现商机后，程发开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做起茶叶收购、贩卖的生意。意识到种茶卖更赚钱后，程发开还买下一个茶园，以此作为主要的原始积累，程发开完成结婚、生子、盖房这几件“人生大事”。19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太平天国运动那段时间，也是程家相对“岁月静好”的年代。

茶园 受访者供图

19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米价开始逐渐上涨。程允亨兄弟各自结婚后，家庭琐事产生的矛盾开始增多，程发开决定分家。分家后，程允亨的茶叶产量自然少了，茶价也有所下跌，生活变得艰难。其中有四年，程允亨家还大事连连——双亲去世、儿子成亲。尤其是儿子的聘金一项开支，就超出程允亨当时一年茶叶销售的毛收入。他借下高息债务，最后累计起来，每年光是要还的贷款利息就占家庭年收入的64%。

恰恰这时，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中国茶叶出口跟着受到影响。常年收购程家茶叶的一位茶商，在1900年当年一直没支付购茶款。那年冬天，程允亨的债务危机终于“爆雷”，债主带人从他家抬走一头猪。允亨被迫典当了布、菜园，卖了鱼和部分田产，才暂时将讨债风潮对付过去，但仍有相当一笔钱没还清。多重打击之下，程允亨生了8天病，没钱看病的他只能硬扛。

3年后，程允亨去世，享年55岁，排日账传给了儿子程同仓。他不像祖父和父亲那么勤快，只留下几本潦草的排日账及两本简单的账簿。幸运的是，程允亨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当掉茶园，为程同仓翻身留下可能。刘永华说，20世纪初茶叶出口价格又上涨了，这一轮涨幅到一战结束后才回落。“程家的生计危机爆发于茶叶上涨的前夜，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惋惜的”。

回到历史现场找程家后人

开始研究程家三代人后，刘永华经常跑徽州，“回到历史场景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不少事实有待确认，很多材料需要补充。”刘永华将这种由历史学者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称作“历史学田野调查”。步入历史田野，不仅可以丰富文献的数量和类型，由文字材料延伸至口述史料、实物遗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史料的诠释空间与解读方式，获得一种“历史现场感”。

刘永华尤其想知道的是，程同仓之后程家人的生活状况——有没有后代？如果有，经历20世纪的沧桑和苦难后，他们是否还存在于世？“等于给材料一个补充，也是最后的交代”。

2007年春天，刘永华终于找到程家生活的上湾村。那是一个位于群山山麓的小村，稀稀落落分布着几户人家，村前有条小路，四周是耕地、山场，村庄环境和他闽西农村老家很像。沿着小路一点点往村里走时，刘永华脑海里自然浮现起100多年前，程发开祖孙三代在这里往来，买卖、劳动、走亲访友的身影。

在程家后代家做访谈 受访者供图

离村子只有一两里远时，刘永华遇到一位七旬老人。他看起来精精瘦瘦，是南方乡村常见的老人形象。刘永华上前攀谈，问老人家村里是否有人姓程，有没有听说过程同仓这个人。没想到他用浓重的婺源话口音说，那是他祖父。“当时我非常高兴，研究终于有着落了，不仅回到了具体场景，材料还跟人都对得上”。

山里春寒料峭，老人热情邀请刘永华去家里。他和儿子儿媳妇生活在一起，儿子出去打工了，就找了个会说普通话的年轻邻居做翻译，大家围坐在火塘边聊天。老人说，只知道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再往上的先祖的名讳就不清楚了。对曾祖父程允亨，他没有任何记忆，毕竟程允亨辞世时，孙子程长久也才七八岁。老人还说，程同仓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程长久。

看了十多年程家人的排日账，刘永华对他们早已熟悉不过。不管是写作还是接受采访，他都非常自然地说起“发开”“允亨”，口气自然得好像在说亲戚或旧友。但是那天，当亲眼见到程家老宅所在的位置，还有鬓发苍苍的程家第五代，刘永华还是无限感慨。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那一刻，他更加理解了文字在世间存在的意义，就像他在书的结尾写的那样——“借助允亨自己所记的排日账，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知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生活过一个叫程允亨的普通乡民，才可能一点一滴地再现他的生命历程，拼合他的生活世界，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生活在中国东南偏僻乡村的普通乡民，是如何经历19世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

走近19世纪的中国农民

有很高的读写需求，不都是内卷的

一直以来，19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处于缺席和模糊状态。排日账这样的民间文献史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研究中也没被提及和运用。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在安徽黄山屯溪一家出售旧文书的店里，发现13册晚清时期的程姓一家三代人的排日账，这些跨度长达半世纪的记录非常罕见，刘永华决定写一本书，“我想打破大家对明清农民的刻板或者笼统印象”。18年后，他完成新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第一财经对话刘永华，真正走近19世纪，会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有些跟想的不一样。

农民不都是“内卷”的

第一财经：看了程家三代人记的排日账，你有哪些新发现？

刘永华：我重点谈了对山区经济的新认识。山区在很多人认识里，是闭塞、隔绝的，像桃花源，不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其实看了程家人的排日账会发现，恰恰相反，整个徽州作为山区，与市场打交道的需求甚至超过平原地带，因为山区缺粮没盐，必须生产商品换取粮食、食盐。所以程家人出售多种商品，特别是茶叶。

18世纪晚期开始，特别是五口通商后国际茶市的扩张，欧洲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增大，给徽州、武夷山这样的传统产茶区域带来非常重要的机遇。程发开在贩卖茶叶生意中看到机遇，于是买了一个茶园，投入更多劳力在茶叶种植和生产上，有些年份茶叶收入还增加了一到两倍。茶叶作为纽带，在山乡农民与世界茶叶贸易之间建立起了互动，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茶可能卖去欧洲、美国。

程家四代世系图

第一财经：我印象很深的是，你说程发开父子虽然是典型的“徽骆驼”，勤勉劳作，但太平天国运动前，程家人每年有16%左右的闲暇时间，哪怕后来分家，每年闲暇时间还有13%左右。这样看来，好像他们也并不是处于“内卷”状态？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当时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内卷”？

刘永华：“内卷”是来自人类学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在变成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也做了讨论。实际上从徽州这边的农民生活看，严格意义上的内卷可能并不存在。首先，他们的土地不是精耕细作的，对土地特别是稻田的利用还是比较粗放。其次，投入的劳动不是很多，因为山区经济多元，还有别的出路，“卷”不起来。程家人的生活也说明，19世纪中国农民生活有多样性。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用“内卷”来形容华北农民的生存状况，但是不少学者都对这个看法有保留意见，因为他讨论的材料来自抗战期间，未必能代表和平年代的状况，他的看法可能也无法适用于其他区域。

程家所在的上湾村远眺 受访者供图

第一财经：程家人的排日账里，经常还有迎来送往的记录，我看了印象也挺深，感觉和我在农村的舅舅很像，就是重视姻亲和亲戚关系，过年过节走动比较多。这一点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所谓“亲家不往来”很不一样。

刘永华：对，程家的排日账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世界跟我们生活的异同。19世纪农民怎样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一点大家注意得不够。以前因为史料缺乏，很多学者没有仔细思考宗族在农民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位置，都是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宗族，会强调并放大它的作用。

我在书里也重点讲了宗族组织在普通民众生活当中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从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账看，宗族生活农民是会参与，但只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个面向而已。我仔细梳理程允亨跟族人的互动情况，发现非常不均质，也就是说，他只是跟某些族人经常打交道，与相当部分的族人很少有实质性交往。这说明宗族有亲有疏。在程家的人际关系里，除了宗亲，还有很多其他关系，姻亲、朋友也非常重要，邻里或者一些熟人在某些方面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程氏宗祠 善庆堂

明清民众有很高的读写需求

第一财经：程家虽然在山区，但他们能识不少字，这点也和很多人印象中传统农民的形象有点不同。从你的研究来看，明清时期农民识字情况是怎样的？

刘永华：提到传统社会农民是否识字，很多人可能马上想起《阿Q正传》里阿Q画押的情景，他圈都画不圆，因为平时根本不用写字。在鲁迅的叙述中，这样一个愚昧的文盲形象，被进一步放大成国人的负面形象。1949年以后，国家扫盲成就非常显著，但同时也要看到，1949年以前，还有明清时期，普通民众已有很高的读写需求，也有相当多的人识字。美国历史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中认为，当时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45%，女性占2%~10%。不过这个比例究竟对不对，我们还需要重新估算。

民众识字率的重新估算，牵涉到什么叫做识字。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认识两三千字才能叫识字。但是，我对闽西家用账和程家排日账等文献的分析发现，在清代，一个人只要粗通笔墨，掌握四五百至七八百字，就有能力处理记账、借贷、记事等文字工作。

我算了一下，发开掌握六七百字，允亨认的字比父亲更多些，同仓与发开相近。我还看过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其他类型的文献，比如书信、契约，还有民间文学，如山歌的歌册等，发现清代农民认六七百字已经能处理很多事情。一个农户去读三四年私塾就会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

认为传统社会农民都不怎么识字的观念，还涉及对民众的俯视，就是没觉得农民认的那几百个字算什么。事实上对农民来说，能记账就和文盲有相当差别，这个能力让他们对生活可以进行更合理的盘算，对他们了解周遭世界也能提供莫大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上经历过一个文字进入普通民众生活的过程，我称之为“文字下乡”，现在我的几个学生正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

程发开笔迹

第一财经：程家几代人识字，条件一度在农村还算可以，假设他们培养后代走科举，有没有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

刘永华：发开把允亨，或者允亨把同仓送到学馆读书的时候，没有期盼后代要谋取功名。程允亨很明显，那时没分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劳力也充足，但他只让同仓念了四年书就回来务农。他们在学馆接受的，应该都是与科举无关的教育。

程允亨的笔记

他对对联以及术数颇感兴趣（特别是命理和风水）

明清时期，农民要通过科举来实现阶层跨越非常难，受到很多结构性限制。最重要的一点，是科举竞争激烈，经济成本非常高，普通民众玩不起那样的游戏。那些有科考传统的家族，会建立内在机制鼓励科举。分家的时候，一部分财产不会被分掉，其田租相当于助学金，提供给博取功名的族人，对于不宽裕的人家来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经济资助。

程氏宗族在婺源沱川是一个很小的宗族，身份也比较边缘，程家历史上应该从来没有出过哪怕是秀才这样最低的科举功名。他们附近的沱川余氏或者理坑余氏，宗族都比较大，有多人考取科举，少数人还做到朝廷高官，这就和程家形成非常大的对比。

此外，科举对天资也有一定要求，考生也应有很强的毅力。程家三代人里，程允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但从允亨写的东西看，他远远谈不上是特别聪明的人。同仓就是一个顽童，不好好写排日账，也不太听允亨的话，不像是科考的料。就算他们天资、毅力都好，还需“伯乐”用心去点拨，这对于程家来说也是奢望。

个人和时代因素交织下的破产

第一财经：你翻译过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这本微观历史经典著作里，因为涉及真马丁·盖尔抛妻别子八年、假马丁·盖尔招摇行骗等非常戏剧化的冲突，马丁·盖尔的形象是很突出的。相比而言，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账比较枯燥，生活也比较简单，那么写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什么样的形象？

刘永华：他们的面貌我完全不知道，书里有张《卖恤盐》的插图，这是我能联想到的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形象。性格方面的话，发开比较精明，从购入茶园这件事就能看出这一点。

允亨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开朗，算是个性情中人。发开记的朋友比较少，一方面跟他的记载比较简单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没有多少特别要好的朋友。相比之下，允亨有不少朋友，也喜欢交朋友。有一次他外出挑担，路上估计喝酒过量出了问题，还是那些一起挑担的朋友帮助他，事后他专门请朋友喝酒。同仓给我的感觉是面目比较模糊，不过他小时候就比较顽劣，也比较懒，排日账没好好记，为此允亨没少批评过他。

但是，能从他们留下的信息中抓到一些非常模糊的性格特征，在历史中已是非常宝贵的了。我们现在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受法国年鉴派影响极大。年鉴派第四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写过一本书叫《无名之辈的一生》，那本书英文版的封面是一个面目空白的人的剪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上的形象。

第一财经：所以程允亨晚年破产，你觉得主要是个人的因素，还是有时代的因素？

刘永华：我在仔细研读发开的行事后发现，几个影响儿子允亨这一代生存的事情都跟他有关。比如发开发现种茶更赚钱，就买下茶园，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决定。程允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日子要苦很多。程家不是所谓被动卷入全球化，而是出于对商机的敏锐感觉，才得以进入茶叶贸易的。

程允亨不如父亲会盘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经济账算得还是有点不够，不如父亲节俭。他的排日账里有很多买豆腐干、花生、酒的记录，晚年经济状况恶化了还经常喝酒，消费观念没做适当调整，这对后面家里出现财务危机也有一定影响。

程允亨的债务里，最大一笔是儿子的聘礼。其实他不需要借债，如果多等几年，分几次把聘金付了，就可以分散经济负担。借债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高利息，儿子的婚事完全可以缓一下。程允亨的哥哥30多岁才结婚，同仓20岁左右就结婚了，当时农村普通人家手头都不宽裕，晚点结婚也很常见。

排日账中的债务处理记录 受访者供图

他们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通过各方面收入存下来的钱，有相当一部分花到了盖房子上面。然后再积攒下来的钱，又被程允亨母亲的丧事、允亨儿子的婚礼耗掉了，还有缺口，程允亨就去借钱。我觉得这是他个人决策失误。

借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后面会爆发义和团运动，对他茶叶生意有影响，导致一直收不到卖茶的回款？肯定是。但历史是无法用事后诸葛的方式来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历史特别有趣，面对程允亨这样一个普通民众，把他的生活方方面面掰开来看，会发现不同的因素都交相在起作用。有些是宏观的，是全国甚至全球层面的事件和现象，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个人层面的，是性格或者某个决定——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最后交错着影响他的生活。这样一段历史，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生命史与大历史交错的历史”。

本文原载《第一财经》2024-12-13，采写 彭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