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 在敏感与钝感中不断微调

时隔多年，在上海的春风里，周轶君提出一种观察，许多人在二十六七岁时候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影响一生——决定去做战地记者时，她恰好26岁。

后来，周轶君做了许多工作，看起来好像离「战地记者」的身份越来越远，她去凤凰卫视担任时事观察员，写书，录节目，再后来拍纪录片，做制片人，但她心里清楚，自己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她是一个创作者，也是一个记录者，她喜欢观察世界，探索世界，她总是在人生的田野里不断播种，尝试各种新鲜事物，追随一种「强烈的冲动」，打开自己的天地。

文｜梁宋

编辑｜Yang

春夏「种因」

春将尽，夏将至。今天是谷雨，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画上句号，气温攀升速度加快。「清明断雪，谷雨断霜」，4月的上海已经暖和起来，中午温度甚至可以到达30度。谷雨虽有春天清新的气质，但已初具夏天的性格。

4月，天朗气清，正是林徽因笔下的「人间四月天」，周轶君站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内，看着园子里初放芽的绿叶，樱花一树一树地开，豆梨、喜林草、染井吉野、月季、郁金香相继盛放，她一下想到「播种」，想到「生长」，雨生百谷，「这是一个种因的时节」。

过往人生，周轶君有过许多属于自己的谷雨时刻——那些春夏「种因」的时刻。

小时候，她喜欢文学，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梦想是成为作家，但试了挺多次，总是不顺利。上中学时上海市要选十几个中学生成立记者团，她一下就被选上了，做得非常顺利，「冥冥之中一件事情你做起来特别顺利，做起来也很开心，或许就选对了，这就是一种种因」。

大学时，她选择离开上海，去北京学习。因为心仪学校的文学专业在上海不招生，她果断决定学习外语。外国语学校有很多可学的语种，英语、法语、德语都是两个字，阿拉伯语很特别，它有四个字，周轶君觉得「很有意思」，她对冷门生僻的东西总有一种好奇，抱着尝试的态度，她学习了阿拉伯语。当时，她对中东一无所知，怎么也想不到，之后会跟那片土地缘分那么深。

大学毕业后，周轶君没有回到上海，也没有参加外交部考试，而是选择进入新华社，真正做一名记者。入社4年后，她主动申请前往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担任战地记者，像是有一根线牵引一样，一个误打误撞学习阿拉伯语的女孩，一个在虚构写作上受挫的文学少女，最终成为鲜见的战地记者。

周轶君在加沙地带待了整整两年，切实地经历了战争，见证了许多生死考验与人性幽微，一个人在二十多岁时，就被置于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下，完成许多超出自己想象的艰难突破，她感觉自己不仅是在做一份「工作」，整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锤炼。

巴以地区是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也是她记者生涯的起点、对世界认知的出发点。她自己也说，「与极端环境的剧烈碰撞，塑造了后面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塑造了自己做事情的规则」。离开加沙时，周轶君就已经意识到，这段经历或许会跟她终身有关。

时隔多年，在上海的春风里，她提出一种观察，许多人二十六七岁时候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影响一生——决定去做战地记者时，她恰好26岁。

后来，周轶君做了许多工作，看起来好像离「战地记者」的身份越来越远，她去凤凰卫视担任时事观察员，写书，录节目，再后来拍纪录片，做制片人，但她心里清楚，自己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她是一个创作者，也是一个记录者，她喜欢观察世界，探索世界，她总是在人生的田野里不断播种，尝试各种新鲜事物，追随一种「强烈的冲动」，打开自己的天地。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加沙那两年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那是最接近她底色的地方，她自己也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会和未来发生什么联系，它在我身上沉淀下来一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经验吗？力量吗？或者是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我一生之中，都会起到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因。」

敏感的「金线」

谷雨是一个万物生发的时节。在这种生长的时刻，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必须保持对于周边气候、湿度、土壤、时局的敏感，抓住一切生长的机会。

在专业领域上，周轶君无疑是一个敏感的人。她有一种天然的记者的敏锐嗅觉，做战地记者时，她刚到加沙的第一天夜里就遇到轰炸，那时她还没有建立起在战地生存的经验，只知道自己应该钻在桌子底下，让身上有一个掩盖物，把自己藏起来，但那时，她脑子里想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而是「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明天要干什么」。

周轶君做记者时习惯全身心地交付，别人觉得苦的事情，比如出差，非常遥远甚至危险，对她来说反而是「无穷的诱惑」，到那个场景里面，她会觉得自己的能量全打开了，「我就想干这件事」。她并不希望这些经历得到过多的强调和溢美，因为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和园丁热爱园艺并没有本质区别。

和周轶君交谈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这是一个将调查记者作为生活方式的人。在上海特仑苏的拍摄现场，《人物》和周轶君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她非常专注，不是机械地回答，而是非常认真地思考，尽量给出准确、细致的答案。交谈时，她随口提到某个看到的采访，采访对象是一拳打折了三块砖还是两块砖，她不太记得了，她会很自然地说一句，「那个细节我到时再查一下」。

成为母亲之后，周轶君告别了战地，但并没有告别自己人生的战场。她依然对这个世界有着充沛的好奇，她开始从自己的「附近」出发，用一个调查记者的眼光去探索，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从2018年到2024年，她和她的团队去了十个国家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一季去了芬兰、日本、英国、印度和以色列，第二季去了新加坡、法国、德国、新西兰和泰国。

选择这些国家各有其原因。比如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却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初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她很好奇他们的创造力从哪里来。又比如泰国，那里吸引了许多中国家庭，很多父母放弃了许多国内的便利，带着孩子到泰国留学，她很好奇他们会经历什么。

带着这种敏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她将自己一次又一次「丢」到现场。

在北欧，她跟着芬兰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亲近自然，他们在森林里上课，尝试完全打开自己的五感，找回一个人最初对这个世界的敏锐感知，他们会学习分辨颜色和气味，为一棵树取名大海、或风与浪；

在以色列，她亲眼见到一个学校如何呵护孩子们敏感的心，校园里会有戴着红鼻子的「教育小丑」，小丑先生很会给孩子们提供情绪价值，他会和孩子们说，犯错了也没关系，他想让孩子们不怕失败，想到上学这个事情就觉得很开心；

在法国，周轶君发现他们思考问题会非常深入和细致，比如谈论爱时，会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开：什么是爱？爱的反面是什么？爱一个人和爱一双球鞋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很多人都已经流失掉的细腻敏感探索爱的能力。

不同国家地域的教育状况，就像很多面不同的镜子，周轶君在镜子里照见的，不只有差距和反思，更多的是多样和包容。她希望通过《他乡的童年》追寻一种探索教育的可能性。

不论是做记者还是拍纪录片，周轶君都秉承着自己的专业标准，她说，「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是高度敏感的，有一根金线，我特别清楚我今天的工作，或者说我做这个采访达没达到这根金线。」

敏感的金线一直深藏于她的内心。正如她信奉的工作准则：这个世上没有那么多妙手偶得，只有经历适度的痛苦才能享有配得的喜悦。如果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拍一个片子，她没有痛苦过、难受过、煎熬过，结果往往不太好——这是她对于专业的笃信和敏感。

钝感是一种「保护」

在周轶君身上，除了专业的敏感，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钝感力」。

任长箴是一位纪录片导演，也是周轶君团队的工作人员，她讲述了自己与周轶君相识的故事。一次，周轶君拍了个片子拿不准，通过朋友找到她想听点意见，两人是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见面后，任长箴毫不留情地把片子痛批了一遍，「这在别人听来是非常刺痛的，但周轶君特别高兴」。分别后，周轶君还专门给任长箴发短信，「你说得太好了」。

任长箴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别人要听见我那么毒舌地说那片子，想死的心都得有，就她欢天喜地」。因为这次痛批，两人后来才合作了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季，豆瓣评分9.4分。

周轶君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感受过她这种「钝」的特质。有朋友听到她去加沙第一周就见到了尸体，是一个5岁小孩，空气中能闻到血肉与钢铁撞击的味道，直接就说自己接受不了，肯定没法干了，但周轶君依然冷静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这种在现场的理性并不意味着周轶君没有一颗柔软的心，拍摄《他乡的童年》时，她有好几次忍不住落泪的时刻，但工作需要她克制情感时，她能掌握好「共情」与「距离」之间的平衡。

《人物》曾多次问过周轶君一个问题，她的人生中是否经历过一些难熬的时刻，一些「坎儿」？她每次都认真地停下来想，然后发现「真的想不起来」。

她的生活当然也有烦恼。拍纪录片时，她有过很多期望落空的时刻，有时候做了非常多的准备，觉得素材好极了，故事好极了，可能到现场，想采访的那个人没有来，或是素材拍到了，最后因为各种原因片子用不了，「但是又如何呢？你得赶紧准备下一个故事，去拍下一个东西」。

她好像有一种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对她来说，成功与失败不是线性向前的存在，而是个循环，就像四季节气的发生一样，有成功就一定会有失败，如果做错了，或是遭遇了不顺利，不过是为下一个季节、下一个节气、下一次的播种收获做准备而已。

因此，那些生活中的困难，她可能难受个几天就跨过去了，没什么事让她觉得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她也不太会因为一次失败觉得非常的沮丧，「可能当时会有挫折感，但很快我就忘了这个事」。

周轶君就是这样一个人。身边的朋友评价她，「她有一些特别真诚的东西，还有一些特别使钝劲儿的东西」。在工作伙伴的眼中，她不害怕受伤，遇到突发状况团队的伙伴们焦虑得不行，要崩溃了，她往往是最镇定的那一个。

在之前的访谈中，她曾说过一句话，「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她也在身体力行践行着这句话。一旦陷入焦虑，她会让自己打住，别想了，有这时间不如去想要去请哪个嘉宾？要怎么聊？把眼皮子底下的事干好。

在创作的长路上，任长箴遇到过许多同行者，有些人是短跑者，「啪」就跑到终点了，周轶君是那个长跑者，在创作的路上她得慢慢摸索，有时停下来喝点水，甚至于摔俩跟头，当别人都落下了，不跑了，她还在往前跑。她不怕失败，也不信别人的经验，因为所有的真理她得自己去检验。

钝感于周轶君而言，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保护，让她更好地往前走。前不久，周轶君家院子里的一株腊梅死了，她非常喜欢那株腊梅，其他人可能还在惋惜和哀叹，但周轶君的想法简单直接，「我这么喜欢这腊梅，那我可以种一棵新的腊梅吗？」

更好，是在敏感与钝感中不断微调

明年，周轶君就50岁了。她完全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创作欲还是很旺盛。写作、录节目、做播客......她还有很多想做的事。过往采访中，她见到太多人70多岁了头脑依旧很活跃，表达依旧很清晰，观念依旧还很新，她认为年龄并不是束缚，而是一种新的沉淀。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身兼多职的「斜杠中年」，她的日常很忙碌。她会努力抓住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刻，比如不带任何电子产品，一个人去游泳，享受水里安静的一个小时。前几天，她凌晨三四点不小心醒来，索性不睡了，万籁俱静时，一个人静静读了一会儿书。

直到现在，她脑子里还是有那么多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有些和工作有关，有些无关。她看《世说新语》里讲到，有个人和嵇康相处了20多年都没见过他有怒意，这个短故事让她出神很久，嵇康怎么从来不发火呢？在湖边看《瓦尔登湖》时，她留意到有一章讲孤独，说孤独是最好的伴侣，确实很有道理，里边还讲到，一个人的家里或许只需要一张床、一张木桌、三把椅子就好，为什么是三把椅子呢？独坐用一张，交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交谈超过三个人就略显拥挤了。周轶君很享受这些阅读带来的思索时刻，每天都有些新发现，这让她觉得自己依然在创造。

谈到特仑苏一直所倡导的「更好」，周轶君的回答也很有哲思，她认为，更好于她而言，是一个敏感力钝感力兼备且不断调试的过程。什么时候需要敏感，什么时候需要钝感，不是手里的两个开关，它们之间也会相互打架，需要有一种协调性。更好，就在这种微调中生长出来。

敏感和钝感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共生，甚至相互支撑。敏感，意味着在工作中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强有力的嗅觉和感知力。钝感，是不过多思量后果，凭着一种初始的喜欢和元气往前走。

周轶君是秋分出生的，从年龄上来看，她好像已经到了自己的秋天了，对于「更好」的理解，也有了层次上的变化。

年少时，她理解的更好是非常具体的，是有标准的，是一种社会世俗意义上的普遍认同。现在，她理解的更好更宽阔了，更属于她自己。「更好」不可量化，它不是一个方程式，可以通过几次方或者多少倍加减就得出来一个完全不变的公式。这种对「更好」的多元理解和实践也是特仑苏一直坚持的。

没有人不渴望更好。在过去，周轶君采访过的许多人都经历过非常动荡的时代，好多次，她都听到了一句相似的话，「没想到，后来就......」，有时是「没想到第二年就有了转机」，有时是「没想到过几年就变好了」。这些他山之石教会她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历史的坐标系中，世界终究是动荡和不确定的，唯一能确定的反而是微小的自己。很多时候，多走几步，多挺一会儿，稍微踢自己两脚再试试，也许就更好了。

访谈的最后，周轶君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微小的「更好」实践。春节时，她买了一大盆蝴蝶兰， 所有的人都说，它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因为春节时期的蝴蝶兰很脆弱，花盆里边套着塑料制品花容易透不过气，花枝又被人为地拧成了非自然的各种造型，这盆花还曾经烂过根。

看着眼前那么美的花，周轶君偏不信，她上网研究了好一会儿，给蝴蝶兰换盆换土，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最近这盆蝴蝶兰长得还行，感觉应该能挺过三个月，她还盼着明年再复花呢。就这么微小的一个事儿，她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她又一次没有听别人怎么说，而是埋头自己努力去做——毕竟，三、四月去播种，不去想九、十月的收获，一切都会自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