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按照计划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9月9日，党中央紧急带领红一、三军团北上。
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没能北上，红5军团、共9军团也没能北上，还有一批派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没能北上。
1935年9月17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调头，南下攻打成都。10月5日，红军南下途中，张国焘又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他担任最高领导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刘伯承是红军参谋长。张国焘和朱老总都是政治局委员，党内职务一样高。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会议上批判党中央北上，并另立临时中央。朱德态度强硬地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他成立“临时中央”底气不硬，因而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
刘伯承也拒绝张国焘拉拢，不当他成立的临时中央的军委委员。刘伯承作为红军参谋长，保存着联系共产国际的密码本，密码本是一本英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张国焘此时还不知道密码本，刘伯承当机立断，马上将密码本烧掉。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二人住在一起，受到监视。刘伯承私下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
张国焘慑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的威望，最终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他把朱德派到前线部队去，把刘伯承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
第五、第九军团被留在红四方面军，为避免红军内部冲突，朱德利用各种场合做队的团结工作。
原红一方面军第五、九团的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时，朱德叮嘱说：“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扩大矛盾，红军和红军冲突起来，那意味着对革命犯罪！只要我们坚持原则，胜利就是我们的。”
在朱德的引导下，原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情绪逐渐稳定。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与张国焘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朱德对坚持原则敢于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红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红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廖承志、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以及一些普通战士，采取一切办法进行保护，使他们免遭迫害。
1935年11月，红军在百丈战役中付出惨重代价，张国焘不得不停止南下行动。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电告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张国焘的临时中央没有得到支持。
朱德抓住这一转机，1936年2月初与徐向前一同要求张国焘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
2月中旬，党中央来电提出南下红军北上陕甘、就地发展和南下转战三个战略方案，并指出北上陕甘方案是上策。朱德与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极力赞成北上陕甘方案。张国焘南下失败后有点骑虎难下，只好同意了这一方案。
5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两军会师不久，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独立于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
朱德先后与萧克、王震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会面，介绍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刘伯承向红二方面军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叮嘱与张国焘的斗争方法要灵活。红二方面军得知事情真相后，坚决站在党中央的一边。
贺龙在回忆中说：“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朱德在甘孜主持召开了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的具体部署。会议决定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任弼时和张国焘一样是政治局委员，留在总部，方便与张国焘进行斗争。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朱老总进行不懈努力，红二方面军也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认识到南下路线不可行，留下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坚决要求。
最终，张国焘不得不听从大多数人意见，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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