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常生活经验的权力网络：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通及实现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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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围绕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积极开展跨学科探索，这一趋势虽促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转向和代际传承，但却遮蔽了“人”作为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工作流程和文化实践，使得“人”与“技术”一同陷入计算世界的窠臼中。本文在考察和梳理建制民族志的创建背景、理论发展、基本观点和研究步骤的基础上，全面细致地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在研究传统、旨趣、对象和目标方面的共通之处。一方面，这些共同点为二者的融通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融合二者的研究取径可重新建立微观个体、中观组织与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联系，以及社会结构与“行动中意义”之间的动态关联。另一方面，探索实现二者融通的主要进路，特别是围绕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平台劳动、数字游民和乡村传播等社会议题展开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这些融通及实现进路为我们超越理论与方法的简单接合提供了新的可能，并孕育出一系列崭新的、开放的学术实践。

作者简介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王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孟杰（通讯作者），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智能媒介技术下新闻生产的人机关系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SG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平台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24BJC020）的阶段性成果。

与效率取向的行政主义传播研究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其主要取向是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立场出发，着重研究传播资源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中相互交织的权力关系，以深入探讨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生存问题（陈世华，2016，2024；莫斯可，1996/2013）。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长期关注传播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媒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商品化，传播资源的所有权以及信息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等议题（Graham，2007）。自20世纪70年代的“盲点”论争以来，阶级、性别、种族、劳动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和议题不断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更新和学术实践注入新的动力。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围绕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展开了大量批判性研究，通过不断丰富研究对象和议题、积极开展跨学科对话等方式，促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转向和代际传承，使其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的学术活力（洪宇，2021；姚建华，徐婧，2017）。

不过，有学者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旨在回应和关照传播和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洞察社会文化背后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往往忽视对研究对象经验、论述和话语的系统性分析，因此无法充分揭示出不同主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背后差异性的建制情境和权力关系（甘迪尼，操远芃，2022；徐偲骕，曹钺，2023）。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也逐渐开始关注媒介“技术”层面，而将“人”本身只作为特定的分析对象和研究客体，其与“技术”一同陷入计算世界的窠臼中。这种趋势进一步遮蔽了“人”作为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工作流程和文化实践。这些问题都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应借鉴建制民族志这一重要理论资源，实现二者的融通，这不仅有助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弥补既有理论的不足，而且还能使其在数字时代更具理论阐释力和穿透力。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其一，建制民族志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其二，二者为什么能够进行融合？其三，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考察和梳理建制民族志的创建背景、理论发展、基本观点和研究步骤出发，阐述这一研究方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文章全面且详细地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在研究传统、旨趣、对象和目标方面的共通点，为二者的融通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最后，本文探讨了实现上述融通的主要进路，以推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一

建制民族志的创建背景与理论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广大女性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诉求与主张，为自己在婚姻、生育、就业、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方面争取权益，力图摆脱“第二性”的屈从和被动地位，从而实现全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Meehan & Riordan，2002）。当时，许多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积极投身于女性主义运动，为推动性别平等、打破性别歧视和改变社会结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Adkins，2012）。

在此语境下，享有国际盛誉的加拿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创立了一种以普通人（或称为“常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为立足点，关注其生命经历、工作权利与诉求，为他们提供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建制的研究方法，即“建制民族志”。在这里，“建制”是指将多元面向的行动实践编织到具有特定功能的复合网络中。因此，它并不仅仅指代某个固定的机构或组织，相反，它强调在多个场域内发生的相互关联、彼此交织的动态关系。“建制”由各主体间的不同社会关系构成，其中具有主导性的社会关系被称为“统治关系”。史密斯提倡采用建制民族志方法来研究处于“统治关系”之下的社会弱势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女性群体，还包括在主流话语中被边缘化的各类人群，例如贫困人口、长期失业者、残疾人士、非法或无证移民，以及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等等。因此，建制民族志被视为一种另类的、女权主义的“常人社会学”（sociology for people，亦翻译为“人民社会学”）（Smith，1992）。

建制民族志的创建和史密斯个人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史密斯离异后，独自抚育两名子女。由于她专注于科研工作，难以全面兼顾孩子的学业，教育机构的老师们因此认为她是一位“不负责任”的母亲。这样的经历让她格外关注，并试图理解和解决单身母亲的现实困境。于是，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切入点，聚焦单身妈妈们与教师、学校管理员以及儿童保护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日常沟通，全方位阐述了她们的行为如何受“一线专业人士”和“标准美国家庭”等概念的支配，并导致她们时常感到不安和内疚，因此迫切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史密斯认为，对女性的研究应该深入剖析她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特别是探究女性亲身体验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的落差和冲突（Smith，1990a）。她同时强调，单身母亲的个人困境既是权力运作的痕迹，也是反抗和改变的契机（Smith，1990b）——这也是她长期从事妇女运动，关心社会改革工作的动力来源。

史密斯既是建制民族志的创建者，也是推动其蓬勃发展的重要学者。自1987年以来，她共撰写和出版了五本专著，系统性地阐释了建制民族志方法。在她的不懈努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不少学者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围绕家庭或职业场景中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结构性困境，在社会工作、护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扎实、深入的经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建制民族志的发展和理论建构。在一批学者的持续耕耘和共同努力下，建制民族志取得了长足发展。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包括：保罗·卢肯（Paul Luken）和苏珊娜·沃恩（Suzanne Vaughan）（2006）分别从五位女性孩童时期和母亲时期的生活经验入手，深入考察了20世纪早期美国育儿实践和住房环境之间的关系。吉尔·威格特（Jill Weigt）（2006）以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救济制度改革为研究背景，对改革启动后跨地域的社会关系与母亲们投入新自由主义低薪工作中的关联性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她发现，当在职母亲们描述如何平衡养育子女和低薪工作时，她们倾向于选择三种叙事框架，即母亲的社会定义、“标准北美家庭”的意识形态规范以及“强制劳动”的概念。此外，建制民族志还被广泛应用于探讨宗教传统和艾滋病预防之间的关系（Muñoz-Laboy et al.，2011）、“变装皇后”（drag queen）和男同性恋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Berkowitz，Belgrave & Halberstein，2007）等多样化研究之中。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建制民族志特别关注媒体平台与教师工作组织（Spina，2021）、数字平台中语言政策与性别参与（Osborne，2023）、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排名与平台跨域协调（Barron，2023）等与网络平台密切相关的议题。

在建制民族志的本土化发展和批判性建构方面，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原所长王增勇的引领和推动下，该研究所的师生们开展了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建制民族志研究，深入探讨了护理机构、居家服务组织、教育机构与政府、家庭和专业人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陈正芬和王增勇（2017）聚焦护理机构中的被护理者，阐述了他们既无法得到家属照顾，又无法获得护理机构中专业化服务的现实困境。蔡昇倍（2015）以兰屿居家关怀协会为案例研究，敏锐地洞察到文本在服务人员协调和组织居家服务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虽然这些活动能够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服务人员发现，它们并不利于维持地方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黄绣雯、张恒豪和唐文慧（2016）通过分析台湾特殊教育体制中照护助理员的工作内容和角色地位发现，在建制化的特殊教育职场中，专业主义和社会性别相互交织，导致女性照护助理员很难发挥其技术特长，而被迫从事重复且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中国大陆地区，谢妮（2009）最早系统地介绍了建制民族志的核心知识观、方法论和实践意义，为建制民族志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周孟杰、徐生权和吴玮（2021）三位青年学者运用建制民族志方法，对成都、长沙和苏州等地影视直播公司的网络女主播们展开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们关注主播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以网络女主播所在经纪公司的正式要求或“潜规则”为出发点，一方面，剖析游戏竞赛和行业竞争塑造女主播劳动同意的机制与过程，另一方面，揭示出女主播与粉丝见面、接受粉丝红包或私下打赏行为，以及约见直播间“大哥”等自我抗争和反抗行为的主要动机。三位学者尝试探讨女主播与公司、粉丝间的互动叙事如何形塑“劳-资-客”三方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反思网络直播的剥削逻辑、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为建制民族志方法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网络直播这一新兴社会现象时，将建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数字媒体环境，不仅展现出该方法在数字时代的适用性和前沿性，同时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以审视数字平台上的劳动形态和权力关系。此外，对建制民族志方法的创新性拓展和实践性深化，有效地满足了数字化社会的研究需求，赋予其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现实的深刻阐释力。

总之，相较于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女性主义研究路径，建制民族志的问题缘起虽从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经验出发，但其理论关照的对象已扩展至普通人群。更为关键的是，越来越多的建制民族志研究开始将视线转向大学教授、医生、律师等高社会阶层群体，揭示他们也同样受到建制力量的支配。与此同时，史密斯虽然受到福柯等学者思想的影响，但她并未全面接受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特质。相反，史密斯更加关注文本所嵌入和中介的组织化社会关系，这是福柯在其理论探讨中所忽视的个体实践面向（齐伟先，2019）。也就是说，史密斯采用了一种偏向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强调通过锚定主体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与文本互动来探究制度化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因此，建制民族志的独特理论贡献和人文关怀，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和理论对话的延展性。

二

建制民族志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步骤

（一）建制民族志的基本观点

建制民族志不仅强调深入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观察、记录和分析他们的对话、行为和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注重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主张从研究对象的主体经验出发建构知识，对社会建制中的文本展开系统性研究，以此揭示出隐藏在人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复杂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促进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解放。

首先，建制民族志强调从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建构知识。建制民族志坚持回归田野，关注个体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特别注重对女性日常生活经验材料的收集和研究，即聚焦不同阶层、种族、职业的女性所面对的“在地情境”（local setting）。这些“在地情境”是真实的女性生活和经验，包括同工不同酬、在家庭或工作中的性别角色、自我认知，以及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性别议题的感知力和处理经验，等等。然而，建制民族志研究者认为，这些真实经验常常被男性经验的抽象理论所重组、筛选，甚至消音和扭曲，导致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无法被客观、准确地看待和讨论（周孟杰，徐生权，吴玮，2021）。因此，建制民族志强调从主体经验出发，探索权力关系的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个人生活经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逻辑有可能是茫然不知的。所以，研究者们更应该从反思性视角去探究什么样的外在权力形塑了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

其次，建制民族志通过系统性研究社会建制中的文本揭示出个体日常生活之下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建制民族志主张在深描女性“在地情境”的基础上，发掘社会建制中的文本，并通过由文本为中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去探究外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界限的“越地情境”（extra-local setting），这也是建制民族志和传统民族志的根本性差异所在。这里的文本是多样的，不仅包括公文、对话语言、表格、影像或图片，还包括计划或合同、政策等。具体来说，一方面，建制民族志强调文本的重要性，将文本视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对人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文本构成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对个体进行控制和支配的中介。这些文本都是社会建制中协调主体并勾连社会关系的基础，而统治关系就是在各种文本中介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制度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建制民族志强调对文本展开系统性研究的重要性。学者詹姆斯·里德（James Reid）和丽莎·罗素（Lisa Russell）（2017）指出，建制民族志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超越对微观地方背景的分析，探索那些在微观情境范围之外运作，但却对该情境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文本，在此基础上，探究人们日常活动背后的支配关系，以及这种支配关系与更深广的社会背景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最后，建制民族志坚持以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解放为目的。如上所述，建制民族志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提供了一种理论化的建构方式与批判性的认识论。它帮助那些对权力运作逻辑缺乏了解的个体掌握社会建制的运作逻辑，从而理解自我与社会工作、客观世界的关系。此外，它也是其他群体后续开展社会行动的起点，这些群体借此不断探索认识世界的新视角，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境遇和环境。由此可见，建制民族志致力于将学术研究转变为潜在的行动主义资源或者改变人们生活处境的资源（谢妮，2009）。这与史密斯创建建制民族志的初衷是吻合的——在她看来，建制民族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女性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改变自身被压迫的处境，而绝非在学术话语或者女性主义话语中打转（Smith，1987：224）。

概言之，建制民族志强调权力网络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隐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互动、文化习俗、制度安排或语言使用等多个方面。建制民族志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分析工具，使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和阐述个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和构建社会现实，以及他们又如何通过这些体验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相互作用。因此，它被视为一种透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权力网络的“棱镜”。

（二）建制民族志的研究步骤

作为透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权力网络的研究方法，建制民族志确立了三个主要研究步骤，这也标志着建制民族志的不断发展与成熟。

第一步是锚定“立足点”，这是检视和反省日常生活经验的前提和基础。史密斯指出，建制民族志研究者应“浸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中去发现问题，并将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或“立足点”（Smith，1987：17-36）。因此，她反对建制民族志研究者以理论先行的概念框架来开展经验研究。她主张研究者“注意一系列可能还没被提到的问题，或者一系列不存在于调查表中但却‘潜在’于真实经验世界中的问题”（Smith，1987：91）。

那么，锚定好“立足点”之后，如何“问题化”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即如何发现和阐释“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建制中经验的断裂（disjuncture）”（Smith，1990a：83-104）。以网络女主播为例，一方面，她们在入职前后面对着“美不重要”和“不美能红吗？”两种矛盾的叙事；另一方面，她们由“主动购买化妆品的自我剥削者”转变为“遭受整容医院和直播公司双重剥削的数字劳动者”，这种直播工作中的经验断裂是她们职业困惑的主要来源（周孟杰，徐生权，吴玮，2021）。建制民族志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更重要的是从“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actualities that people live）和“建制体系中人为建构现实”（artificial realities of institutions）之间的经验断裂中，洞察社会结构层面的某些隐形的支配关系（McCoy，2006：114）。因此，发现研究对象断裂的日常经验，并对其展开质疑、审视和反思，是建制民族志研究关键性的第一步。史密斯（1990a）强调，主体的经验断裂是权力支配关系在主体身上运作的结果，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表象与本质、虚幻与真实之间的落差，导致客体化的主体与另一种主体存有之间的冲突，即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与社会形式的建制现实之间的断裂。

第二步是勘探“工作流程”，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建制民族志在确认断裂的经验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构成这些经验的部分建制过程，即描绘出研究对象的工作流程。例如唐文慧（2011）考察了中国台湾地区十五位母亲在面对社会和家庭压力时，为了扮演好社会所期待的好妈妈角色而自愿离职的行为。为什么有些母亲会因为育儿和工作之间的冲突而选择退出职场？这又造成了母职认同和实践的哪些变化？在研究过程中，唐文慧将这些母亲视为主体，倾听她们自愿离职的声音，关注她们的行动，并将其置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来考察和反思社会建制中各种任务或工作的完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揭示出工作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与阶级、性别、文化压迫之间的联系。

研究者在运用建制民族志方法时，需要重点关注文本和工作流程，展开对研究对象日常经验和在地实践的细致描述，这一步骤被称为“映射”（mapping）。这些日常经验和在地实践涉及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朱利亚娜·索斯（Giuliana Sorce）（2019）认为，“映射”是关联微观行为和宏观组织、“在地情境”和“越地情境”中各种行动主体或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环节。那么，研究者如何进行“映射”？一般情况下，工作流程会被记录在组织文本中，而分析这些建制文本是进行“映射”的关键。4例如，当分析网络女主播为何投身“甘愿劳动”时，研究者可以从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切入，将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与女主播签订的法律合同、培训条例、开播须知、艺人管理手册等构成组织决策运作的文档，作为不可替代的建制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挖掘出女主播未能发觉的（或隐藏在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背后）的社会建制和意识形态。丹尼尔·格雷斯（Daniel Grace）（2013）认为，这是建制民族志超越个人微观经验而进入社会宏观结构分析的重要步骤。

第三步是分析权力运作的过程，以批判性视角来透析社会关系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形塑作用。建制民族志作为知识生产的路径，旨在唤醒被统治者的自我意识，并推动其解放。因此，它强调在分析研究对象工作流程和话语论述的过程中，透视权力运作的动态机制，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反思那些宰制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影响的本质。此外，建制民族志不但要求研究者们检视和省思社会知识和社会关系对个体的控制和支配过程，更呼吁人们积极参与到拓展自我认知、打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之中。

总之，运用建制民族志方法的第一步是将研究对象视为生产知识的主体，以他们的经验断裂为研究的“立足点”。第二步是仔细挖掘研究对象的工作流程，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社会建制的具体细节，同时透视各类建制文本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社会建制和意识形态。第三步则是强调权力运作的过程，聚焦跨地域的权力运作如何复制和再现不平等关系，强调如何批判性地阐释社会关系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形塑作用，同时鼓励研究对象主动投身到追求社会平等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去。

三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融通的
学术基础

以上内容具体论述了建制民族志的创建背景、理论发展、基本观点和研究步骤。不难发现，建制民族志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主张在研究对象的“在地情境”中锚定“立足点”，将其“问题化”，并通过建制文本进行“映射”，从而对“越地情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与反思，这些都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在探讨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合问题之前，还有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亟待回应：其一，建制民族志与其他民族志在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的过程中有何不同？其二，二者相互融通的学术基础是什么？

民族志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曼殊纳特·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1993）就尝试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方法，以印度南部小镇拉马纳加拉（Ramanagara）为田野地点，细致考察了商业电视引入该镇后，当地人们生活的变化，以及商业电视对本地居民认知、行为和习惯的改变过程。彭达库出生在拉马纳加拉，他在25岁移民北美前一直居住于此；即便移民后，他几乎每两年都会回到小镇住上一段时间，与小镇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此外，他分别于1988年7月-8月、1990年6月-7月来到小镇开展民族志研究。他发现，商业电视对小镇居民的改变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改变和印度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种姓、阶级和社会性别等息息相关。彭达库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先导性，之后邱林川（2013）、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2017）、安德鲁·史蒂文斯（Andrew Stevens）（2014）、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2015）等一批学者围绕信息中下层（information have-less）的技术赋能、呼叫中心客服与全球劳动分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服务外包的关系，以及包括自由撰稿人在内的媒介从业者的劳工组织方式等多元化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方法紧密结合在一起，兼备理论深度和社会关切。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脉络来看，上述研究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理论基础。与其他民族志研究方法不同，建制民族志主张主体是客观知识的创造者，反对以专家权威论述取代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即它不赞同由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而是强调根据实践来建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建制民族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将人视为知识的客体”的观念，它不满足于描述主体的在地经验。反之，它强调从主体的经验出发，探究行动主体如何参与或与更广泛的跨地统治关系进行整合的过程。这一基本立场使得建制民族志在研究传统、旨趣、对象和目标方面与其他民族志方法相比，有其独特性。这些特性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有很多共通之处，因此构成了二者互融互通的重要学术基础。

首先，从研究传统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立场为出发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将大众传播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加以理解，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等权力关系和大众传播的相互作用（刘晓红，2005）。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深入探究了媒介技术与资本、市场、政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和权力关系（McChesney，2000）。建制民族志同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都聚焦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认为意识形态是产生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又同时作为权力维持机制形塑着人们日常的思考、语言和行动。建制民族志学者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并非只存在于抽象认知层面的价值体系之中，而是透过被社会权力关系所控制的日常实践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无法察觉（郭姵妤，2014）。因此，如何使“隐而不见”的社会权力显现出来，实现微观个体和宏观结构的贯通，关注意识形态与自我意识觉醒和解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建制民族志研究的核心问题。玛丽·坎贝尔（Marie Campbell）和弗朗西斯·格雷戈尔（Frances Gregor）（2002）强调，建制民族志把后现代观点的语言和文本分析纳入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分析之中，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新的生命。质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采纳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共同关注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并将权力视作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核心，是社会中最根本的进程，同时也是理解社会生活中意识生产、价值创造以及维系社会群体意愿、利益和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刘子旭，2019；Castells，2009）。

其次，从研究旨趣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都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和实践品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始终以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怀疑和不懈批判为基础，尤其擅长对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整体性反思和深刻剖析。诚如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2005）所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在于超越效率这一技术性议题，专注于道德问题，如正义、公平和公共利益等，始终以捍卫民主、平等以及面临强大的私人利益威胁的公共领域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与建制民族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建制民族志为个体指明探索日常经验的路径，同时呼吁通过参与、表达和实践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改变社会权力结构和相关制度，因此它具有高度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学者指出，在一些国家中，建制民族志研究者已经利用他们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涉及种族歧视、劳资关系、医疗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十分广泛的议题（McGibbon，Fierlbeck & Ajadi，2021）。

再者，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都格外关注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持续关注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三大进程，并聚焦包括阶级、性别和数字劳动在内的诸多经典政治经济范畴和议题，探索这些议题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新维度和新发展（徐婧，秦朝森，2015）。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特别关注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兴起，研究女性在媒介产业中的角色和地位，她们在媒介内容中的呈现方式，以及媒介体制内性别关系和女性与家庭之间关系的变迁（曹晋，赵月枝，2008；Meehan & Riordan，2002）。就建制民族志而言，女性主义运动及女性意识觉醒的政治实践是其创建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建制民族志与女性主义立场的人类学/社会学高度相关，旨在从批判性视角出发，呼吁关心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经验和社会地位，将他们的个人行动看作更广泛意义上社会关系的一部分，鼓励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赋权以对抗压迫（Smith，1999）。由此可见，建制民族志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知识论，还是一种实践论。简言之，建制民族志以女性的整体生命经验作为新的文化资源，为世界提供了多元化的想象力空间和全新的创造力（胡良益，马中红，2022）。

最后，从研究目标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都致力于挑战既有的制度结构和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并为个人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宝贵的、批判性的知识源泉。这与建制民族志研究者的学术使命高度一致。在史密斯看来，建制民族志研究者致力于将个人经验“可见化”，主张打破日常生活中固有的、习以为常的社会结构（Smith，2007）。建制民族志同样强调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不可替代的知识资源，帮助他们理解受压迫的处境。于是，不少建制民族志研究者将自己的学术生活和知识生产作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途径。一方面，他们力图将女性从知识生产的客体角色转化为掌握话语权的主体，通过生产有益于女性的知识来消除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性别盲区。另一方面，他们强调通过书写和行动来表达自身立场和践行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Smith，2005）。

综上所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变迁之中，并以此来探讨整体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强调历史性、整体性和结构性在传播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和人文关怀（杨嵘均，2022）。与之相似，建制民族志作为“常人社会学”，旨在为个体指明探索日常经验的路径，揭示出人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受跨时空的社会知识和社会关系支配的过程，为“常人”改变不公平的生存境况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者都强调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经验材料，注重将这些经验材料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中加以讨论与反思，具有关怀现实的批判意识，因此蕴含着极大的融合潜力。

四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融通
的实现进路

如上所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相互融合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全面、深入地思考和阐述在政策逻辑、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相互渗透与彼此关联的背景下，传播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胡翼青，杨馨，2016；姬德强，闫伯维，2023；宋建丽，卢鹏，2022）。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在国内外学界，将这二者有机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也表明相关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能。本文认为，研究者们可以围绕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及其主体抗争经验、数字游民与流动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乡村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等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社会议题展开深入研究，探索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不断交融的主要进路，以持续推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一）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及其主体抗争经验

数字劳动，特别是平台经济兴起后出现的大量平台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相关研究中，尽管零工经济、数字劳工、平台劳动等理论概念的提出，在呼吁人们关注劳动者的实际困境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束开荣，2023；吴鼎铭，吕山，2021；燕道成，蒋青桃，陈蓉，2022），但仅仅分析和强调平台经济时代不同类型、不同职业的平台劳动者受到的控制和剥削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似乎无法全面和客观地展现个体化的生命叙事。将劳动者看作嵌入社会大机器中具有同一性的“齿轮”，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差异性。更何况，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即使是其中的一组关系——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其内涵也异常丰富，绝不是控制、剥削、异化和宰制等抽象的理论概念所能完全涵盖和解释的。研究的简约化甚至可能会加剧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拿来主义”问题，即一些西方理论概念尚未完成理论旅行和本土化结合，就被用来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相较之下，建制民族志从创建伊始就格外关注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经验，特别是劳动者作为反抗主体的声音在研究中的特殊价值，以及他们的自我反思和抗争行为——这些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片段。那么，如何在平台劳动研究中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通？

首先，研究者需要细致描摹不同劳动者个体鲜活的生活史和生命史，深入挖掘他们断裂的日常生活经验。以配送平台的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配送路线由平台算法规制。这些算法旨在为骑手提供最优的送餐路线，然而在现实场景中，算法设计的路线往往会经过许多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甚至包括大量逆行路段。换言之，由算法设计和规定的配送路线并不是最节省时间、最短的，甚至可能会增加骑手潜在的交通安全风险。此外，无法乘坐的电梯、突发的雷雨、横冲直撞的行人，都会轻易打破由算法主导的、看似精密的时间规划。实际上，最佳的配送路线通常不是由算法设定的，而是依赖于骑手对他们负责区域交通状况的了解和他们规划路线的自主能力（陈龙，赵磊，2022）。此外，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女性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有学者发现，她们在送餐过程中往往会遭到男性顾客的恶意刁难，甚至是性骚扰，而很多人选择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性别歧视带来的心理阴影和单量数据因此受到的影响（黄岩，庄丽贤，2023；孙萍，2024）。

其次，研究者需要关注与平台劳动相关的建制文本。在外卖骑手的日常劳动实践中，这些建制文本包括平台的组织规范和管理条例、平台算法的设计说明等。这些文本是系统性批判算法逻辑的基础，有助于我们反思平台经济中算法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和多元权力关系景观的形成过程（孙萍，2019）。需要强调的是，平台劳动者的建制文本也包括他们创作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以及在自媒体上发布的自主创作的网络文章、短视频等。近年来，“外卖诗人”、新工人网络文学、打工人博物馆的出现，一方面体现出劳动者文化的蓬勃发展，工人生产内容（workers generated contents）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严飞，2022；张慧瑜，王洪喆，2022），另一方面，这些建制文本既是平台劳动者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产物，也是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途径，更是他们表达自我反思和抗争实践的载体。这些文本来自不同职业、地区、性别的劳动者，他们的职业技能、工作特性和劳动场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特点。建制文本的相互交融加速了新的社会公共性基础的形成，同时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劳动价值和尊重劳动者的权益。在邱林川（2009：130）看来，“这不但是网络社会理论发展的重点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到今天面临的核心问题”。

（二）数字游民与流动社会的不稳定性

数字游民亦是近年来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议题。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事远程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自由流动，寻求工作与休闲的最佳平衡，不断促进自我实现、发展和满足（赖兴伯格，2018/2024）。意大利社会学者法比奥拉·曼奇内利（Fabiola Mancinelli）（2020/2024）认为，数字游牧主义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媒介技术发展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交织的产物，涉及政治、经济、媒介、文化等多元力量的相互作用和交融。这些力量共同影响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和线下社区的营建等多个方面（姚建华，杨涵庚，2023）。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的分析视角出发，聚焦数字游民群体与流动社会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人所处的生活境况，尤其是流动社会的不稳定性展开批判与反思（沙垚，2024；姚建华，朱燕钦，2024）。

如何在相关研究中将数字游民与流动社会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具体化和语境化，离不开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深度融合。首先，研究者需要关注数字游民面临的各类现实困境，包括与工作和生活方式、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社会交往、社区空间等相关的具体问题，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其次，研究者需要在近距离地感知和体验数字游民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揭示出这种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析和阐释数字游民丰富的经验和表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在地情境”。最后，将“在地情境”分析与“越地情境”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并以此来透析数字游民个人叙事、社会结构、全球化和媒介技术之间复杂的联系（Buscher & Urry，2009）。

本文的研究者之一在对浙江安吉和泰顺、河南信阳、福建泉州、云南大理等地数字游民社区的调研中发现，流动性是数字游民群体的基本特征，其发展与“液态社会”的崛起相互形塑，即社会的流动性孕育了数字游民群体，数字游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流动性（鲍曼，2000/2017）。更重要的是，个体的流动性与流动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关系强化了数字游民在日常工作、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等方面的不稳定性（Bergvall-Kareborn & Howcroft，2014；Sutherland & Jarrahi，2017）。特别在情感连接方面，由于数字游民与原生社群如家庭、职场、城市社会的关系逐渐弱化，他们极易受到孤独的困扰，这种孤独感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的基本症候（特克尔，2011/2014）。此外，数字游民因难以整体性规划自己的未来生活而倍感焦虑。他们一方面保持流动，以维持对任何地方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却渴望在某处安家以获取归属感。上述疏离与归属的矛盾心理使大部分数字游民常常处于自由与焦虑交织的情感困境中，成为一群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不断摆动的人（姚建华，2024）。虽然数字游民由于频繁更换居住地而不断结交新朋友，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但这些关系通常是短暂且难以维系的，无法建立深度的人际连接，使得真实的归属感变得难以触及，因此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孤独感和焦虑感。

简言之，流动社会的日益不稳定性意味着数字游民将逐渐丧失对自身生活的主动权（Appadurai，2013），这既是他们不稳定感的来源，也成为他们选择放弃这种生活方式的重要原因。如上所述，他们的不稳定感在与日常工作、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等相关的断裂经验中随处可寻，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合可以将个体的断裂经验与宏观的政治经济议题勾连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了解和掌握数字游民的日常经验生活，并展开对流动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个体的不稳定感更具想象力的分析与反思。

（三）乡村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

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和研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现实”，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依托和途径（沙垚，2014）。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对乡村建设赋能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内生性文化治理和村民的数字参与能力都得到持续的提升。数字媒介与技术逐步形成一股传播形塑力，对乡村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交往实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影响。近年来，乡村传播研究的主要趋势从功能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从追求技术发展转向开展文化反思。乡村传播的研究议题围绕电商助农直播、代际数字反哺、短视频实践、新媒介赋权、乡村平台治理而展开，返乡青年、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乡村传播的重要研究对象（牛耀红，2024；苏涛，彭兰，2024；周孟杰，2023）。然而，从目前乡村传播的具体研究来看，存在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目标过分强调政策导向，缺乏学理深度，甚至可能加剧乡村传播的边缘化。二是研究现象一味追求短平快，田野调研浮光掠影，导致研究难以“抵达”乡村。三是研究方法尚未完全更新，乡村传播应该坚持“到乡村去、在乡村里”，而不是在都市里、在书斋旁，或者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关研究（郭建斌，念鹏帆，2023；孙信茹，王智勇，2023）。相比之下，建制民族志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为当前乡村传播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参考。

农民群体不仅是乡土文化复兴的主体，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行动者。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既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李红艳，2021）。然而，传播学界对于乡村残疾人、乡村创业女性以及村“两委”干部等群体的关注仍显不足，缺乏对乡村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入阐释。建制民族志挑战了依赖权威知识生产的传统，鼓励研究者从权力边缘者或弱势群体的真实经验入手，进入农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去寻找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受到外部力量决定和控制的现实线索。通过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研究者可以将村民的个人生命历程、乡村的传播政治经济结构、数字乡村的发展等问题置于全球化、平台化、媒介化的分析框架与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与阐述，并进一步围绕村民的政治参与、地方知识的生产、数字媒介的实践、“新农人”身份认同等议题展开深入、充分的讨论。建制民族志以生动且真实的“人”的经验断裂作为研究的立足点，有助于打破在行政导向和功能主义研究路径下“只见宏观结构，不见主体行动”的局面。

同样，建制民族志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探析其面临的客观世界，描绘出他们真实的“在地观点”。因此，建制民族志的研究取径可以作为数字人类学或网络民族志的一种补充。倘若只是隔着电子屏幕或者浅尝辄止地进入乡村进行访谈和观察，那么研究就可能陷入困境。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反对将媒介技术简化为发展与落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对立关系的比较基点，他们更关注媒介作为变革力量如何嵌入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机制，并致力于考察和探究乡村被卷入全球资本化进程中的不平等社会权力关系（沙垚，2015；张微，彭兰，2023）。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中，许多学者主张在乡村研究中将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结合起来，在“全球到村庄”和“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中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发展（赵月枝，2020），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性和动态化的“乡村主体行动-媒介制度-城乡关系结构”的新视角。

五

结论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种相对“公式化”和“脸谱化”的分析思路和方式（Hong & Harwit，2020）。本研究提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应实现相互建构，以重新建立微观个体、中观组织与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联系，以及社会结构与“行动中意义”之间的动态关联。

这主要表现在，建制民族志将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发现问题的起点，将个体行动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和研究，从而有效地拓宽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并使其展现出丰富的理论阐释力。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通要求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更多的维度和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并加深对本土经验的理解，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行动实践，在深入剖析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语境的基础上，敏锐地发现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组织文本和制度话语，将文本置于重要位置，这能够极大地弥补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宏大叙事中所缺失的微观叙事。

也就是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通将有助于我们透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权力网络，揭示出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和权力结构之间复杂且多维关系，从而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提供不竭的动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倡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互构，不仅仅是将“作为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作为方法的建制民族志”进行简单的接合。一方面，本研究更倾向于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为除理论或学科之外的一种方法、立场，甚至是独特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的融合更多地指向一套理论、一组方法和一种学术实践。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并主张建构一种整体的学术观，以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实现批判性认识和理论把握，这不仅为整个知识界做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更为社会变革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王海燕，莫业林，2016；Della Ratta，2020）。另一方面，建制民族志也超越了其作为研究方法的局限，提供了一种理论化的建构方式和批判性的认识论，实现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度融合，并孕育出一系列崭新的、开放的学术实践。本文希望这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融通关系的探索性研究，能为未来的相关讨论提供一个有益的学术起点。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2期。

本期执编/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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