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19世纪中后期广东报业的史实与观念——基于海外新见刊物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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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托新发现的奥地利藏《中外新闻七日录》和英国藏《广州新报》原件，本文重新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广东报业发展的基础史实和新闻观念。文章论述了几个关键问题：其一，《中外新闻七日录》停刊于1871年，当前提及的1868年、1870年等均不准确；其二，《广州新报》承接《中外新闻七日录》而来，两者有继替关系；其三，《广州新报》是综合性新闻刊物，是西方对中国展开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其四，作为广东地区第一份以“新报”命名的刊物，《广州新报》在空间层面广泛呼应各地商业报刊的新闻观念，在时间层面承接教会报刊的实践理念，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新报”样本，代表着近代广东中文报业的过渡状态。

作者简介

操瑞青，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海外馆藏清代稀见中文报刊的发掘、编目与研究”（2023SJZD093）研究成果。

《中外新闻七日录》（以下简称《七日录》）与《广州新报》是19世纪中期广东中文报刊的典型代表，均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蒋建国，2007：52）。对于前者，学界常以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的影印原件作为核心史料加以考察（刘家林，1990；蒋建国，2008）；对于后者，学界主要依据相关中英文文献记载为主体展开论述。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两份刊物形成一系列基本认识，也留下不少未解疑惑，集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七日录》究竟何时停刊？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影印本《七日录》收录内容所止步的1868年1月23日即为停刊日期；另一种则认为该刊止于1870年。目前该问题悬而未决（赵晓兰，吴潮，2011：286）。二是《广州新报》办刊情形如何？具体包括：第一，创刊时间争议。目前有1806年、1865年和1868年三种说法，尚且难有定论。第二，办刊定位争议。从报名上看，该刊接近于综合类刊物，但既有研究的大量论述都指明它是我国最早的医药期刊（陈小卡，2020：122），或认为该刊以医药知识为主，附带刊登国内外新闻（王尊旺，2003）。第三，办刊形式争议。尽管学界多认定《广州新报》用中文出版发行，但不少学者认为它以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三种形式发行（陈小卡，2020：122）；三是《七日录》与《广州新报》是何关系？学界认为它们是同一时期，即1860年代同时出现于广州的两份中文报刊（宁树藩，2018：987），但并不认为它们彼此存在某些关联；四是《广州新报》与《西医新报》有何关系？不少人指出，前者于1884年（亦有研究者认为是1880年）改名为后者，两者为同一刊物的不同阶段（章文钦，2009：399）。

笔者在海外图书馆发现了新史料。奥地利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藏有4份日期不同的1869年《七日录》原件（影印版史料仅涵盖1865年-1868年），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46期《广州新报》原件。以新发现报刊为基础，本文试图解决上述争议问题。下文探讨，不仅期望考订既有论述中的史实偏差，也期望从办报方式、新闻观念等角度发掘相关刊物具备的新闻传播史意义。

一

新发现原件
与两份刊物相关史实考订

当前学界使用的《七日录》影印原件始于1865年2月2日第1号，止于1868年1月23日第155号。奥地利图书馆所藏4份原件均为1869年，分别是该年度1月13日第206号、1月21日第207号、1月28日第208号、2月4日第209号。目前未看到学界研究《广州新报》原件，本文搜集的原件始于第1号，止于第48号，缺41、42号，共46期。新发现原件能够对19世纪广东新闻史多个基本史实进行考订补遗。

第一，《七日录》终刊于同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即公元1871年3月9日。既然发现1869年的《七日录》原件，该刊止于1868年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确切停刊日期，可借助《广州新报》推断出来。《广州新报》第1号显示，它创于同治十年正月二十日，即1871年3月10日，目前学界认定的1806、1865、1868三种创刊年份说法均不准确。《广州新报》自称由“七日录改式”（广州新报，1872年2月2日）而来，前者的创刊与后者的停刊在时间上应当大体接近。《广州新报》第1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续印上当事书》的文章。其中提到这篇文章“昨于《七日录》节印过半，兹特续刊”（广州新报，1871年3月10日）。可见原本由《七日录》登在1871年3月9日的文章，现由改版后的《广州新报》在第二天续登，前一日即为《七日录》终刊日。简言之，《七日录》终刊于1871年3月9日，紧随其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871年3月10日，《广州新报》正式创刊。

第二，《广州新报》创办于《七日录》停刊后的第二天，两者有继替关系，既可以把它们视为两种不同刊物，也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份刊物的不同阶段。之所以突出这一点，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学界时常认为这两份刊物是同时出现在19世纪中期广州城内的两份不同的刊物，显然是误解，它们前后相替，并无时间交集；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解读历史资料，不致出现史料误读。例如，1871年8月5日出版的第147号《中国教会新报》载有《广东造谣诬西人》一文，该文注明转载自“七日录”。若不能意识到《七日录》与《广州新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同一份刊物，很容易认为前者的停刊日期并非1871年3月9日。事实上，该文首发于1871年7月21日的第20号《广州新报》，原标题为《冐捏放毒》，其内容与《广东造谣诬西人》完全相同。

第三，《广州新报》承接了《七日录》的很多版面特征，但也出现一些明显变化。两者相同的地方有三点：其一，两份刊物均为单页周刊；其二，篇幅大体相当。专题文章每期大体在六篇左右，少则四五篇，多则七八篇；其三，报头与中缝的版式设计基本一致。譬如两份刊物均在页面顶部用大号字体横向书写了报纸名称，且名称左侧书写发行时间。两份刊物不同的地方，也有三点：其一，《广州新报》取消公元纪年，仅采用年号纪年，而《七日录》则同时采用两种纪年方法。可以看出，《广州新报》更明确地以中国人作为其核心读者；其二，《广州新报》取消《七日录》自第106号以来在刊物版面上以大号字体在左右两侧印刷各类宗教劝诫语录的形式，淡化了宗教宣传色彩；其三，《广州新报》同时出现纵向与横向两种版面分栏方式，《七日录》仅出现横向分栏。《广州新报》每个版面都采用上下左右、纵横结合的两种分栏方式，容纳信息量更大，与现代报纸更为接近。

第四，《广州新报》是以中文编纂发行的刊物，不存在所谓的日文版和英文版。认为《广州新报》存在多语言版本的观点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多次出现，让人不得不严肃对待。笔者发现，最早提及该观点的，可能是王尊旺（2003）发表的《嘉约翰与西医传入中国》一文。该文得出上述观点，援引史料为1890年英文文献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中国新教传教士大会记录》）。笔者找到该文献后，发现其中确实有一张表格记载了《广州新报》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献给《广州新报》列出了英文名称，分两行撰写，第一行写“The Canton News”，第二行写“[ China, Japan & the East”。照此推断，该刊似乎确实存在中、日等多个语言版本，可事实并非如此。该文献所载表格是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统计的中文报刊名录，每份报刊都同时罗列中文报名和它的英文译名。但是表格中有一个例外，即序号16的刊物The Flying Dragon Reporter for China, Japan & the East，它仅被列出英文名称，未列出中文名称。这份刊物的中文名称是《飞龙报篇》，在英国伦敦出版。因表格空间有限，该英文报名在表格序号16那一行未能被完全容纳，转而将名称的后半部分“China, Japan & the East”上移至表格序号15的对应行数，并用“[”号加以区分。而序号15对应的中文报刊，恰是《广州新报》。此前研究者可能未注意这一排版细节，也可能不熟悉《飞龙报篇》，将“China, Japan & the East”看成对《广州新报》的描述，出现了误读。

第五，《广州新报》可能停刊于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1872年2月2日，与1880年创办的《西医新报》无承接关系。关于《广州新报》停刊时间，笔者未找到直接的史料论据。尽管不少史料都曾注明该刊的停刊时间，但都与所得报刊原件不符，因而是错误的。笔者推论，所寻《广州新报》原件的最后一期，即1872年2月2日发行的第48号，就是终刊号。一方面，该刊第48号的《本馆谨启》一文提到“惜流通未畅、限于篇幅，尚冀善重译者起而广之”，表明办刊过程并不顺利，难以为继的可能性很高；另一方面，《广州新报》创刊后，《中国教会新报》时常转载其所登新闻，被转载的最后一条新闻是《香港禁白鸽票谕》（中国教会新报，1872），正是《广州新报》第48号所登新闻，此后《中国教会新报》再没有出现相关转载记录。综合多方史料，可以肯定《广州新报》出版时间并不长。亦因如此，不少论著提及的《西医新报》系《广州新报》更名或改版而来的说法也无法成立。《西医新报》创刊于1880年而非1884年，此时《广州新报》停刊已久，无承接关系。二者的直接关联，是创办人均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嘉约翰曾指出，“长期以来想要创办一份中文医学刊物的目标，在这一年（指1880年）实现了”（Keer，1881）。可见创办《西医新报》是嘉约翰的一项新行动，它并非从《广州新报》改版而来。

二

医学传教活动
与两份刊物的继替关系

《广州新报》是《七日录》改头换面后的接续产物，这是学界未注意到的重要史实。人们忽视二者关联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前者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创办，后者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主持，前者设在广州博济医局（Canton Pok Tsai Hospital），后者设在广州惠爱医馆（Kam-li-fau Hospital，又称金利埠医院），除了同在广州之外，两个刊物看起来毫不相干。既如此，为何两者存在继替关系？其背后的原因，又能为理解19世纪的广东新闻史带来哪些新的观察或思考？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和“医学传教”活动结合起来。其中牵涉到两份报刊分别所属的两家医院，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传教士组织——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还牵涉一个关键人物，即前文提到的《广州新报》创办者嘉约翰。

西方传教士医学传教活动的正式兴起，源自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他是美部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医学传教士。伯驾有两项举动与此后的广东新闻业变迁密切相关：一是在1835年11月4日创办广州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1855年，眼科医局由嘉约翰掌管，后在被毁重建时取名“博济医局”（嘉惠霖，琼斯，2009:120-121），这正是《广州新报》所在的医院；二是伯驾在1838年推动成立“在华医务传道会”。传道会成立后，伯驾的眼科医局成为管理该组织的医院，后来的博济医局依然如此。早在1835年，来华西医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就曾主张各国派遣医生传教士来华，眼科医局和传道会组织的创办将这类理念转化为行动，影响到此后西方的对华传教策略。譬如，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于1836年回英国休假两年期间，极力主张伦敦会应派遣传教医生到中国，又在巡回各地演讲时不断宣扬医药传教的理念”（苏精，2020：133）。这直接影响到另一个人成为了来华的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合信是英国伦敦会派在广州行医传教的第一人，他于1848年在金利埠地区开设了隶属于英国伦敦会的另一家医院，即惠爱医馆，也就是后来《七日录》所在的医院。

1865年以前，在华医务传道会管理着广州博济医院，医院的管理者是嘉约翰，而同时期的英国伦敦会也有一家惠爱医馆。转折点发生在1865年，从这一年开始，惠爱医馆在数次更换管理者且难以为继的时候，被正式移交给嘉约翰，成为在华医务传道会在广州拥有的第二家医院。1866年1月17日，嘉约翰指出，1865年的“9月1日，惠爱医馆已经移交到我的管理之下”。如此，同时由嘉约翰管理，并同时隶属于在华医务传道会的医院便有了两家。对本文来说，1865年是关键年份，它正是《七日录》创刊的时候。那么，由湛约翰在惠爱医馆创办的《七日录》是否与嘉约翰有关？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难以还原其中的全部细节。同为美国传教士的那夏礼（Henry Vernum Noyes）在回忆录中给出了一整段的办刊历史描述，信息量很大（Noyes，1914）：

它是我所知道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其发起人（originator）、筹办人（promoter）和出版人（publisher）是嘉约翰博士，它的主编（leading editor）通常是湛约翰……它每周发行，单面印刷在一张大约1平方英尺的纸上，在街上售卖的价格是1文钱。它的账面总是亏损（deficit），会议成员只能通过捐款和购买的方式应付该问题。人们对此感到厌倦，于是把它重新推给嘉约翰博士。嘉约翰不仅为刊物出资，也编辑了它。而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我曾是它名义上的出版人。

这段内容，基本符合已知史实，除了《七日录》售价是2文钱而不是1文钱这个小的错误。这段回忆录中最关键的、全新的观点，无疑在于它指出嘉约翰是《七日录》真正的创始人，嘉氏本人曾直接编辑过该刊，且那夏礼本人担任过该刊的出版人。

笔者认为，回忆录所述此类情节基本属实。尽管缺乏直接史料，但几个关键细节印证了回忆录的真实性。第一，湛约翰，包括接替湛约翰编辑《七日录》的丕思业（Charles Finnery Preston），与嘉约翰同属在华医务传道会成员，他们的相互交往非常密切，回忆录并不违背这一事实。第二，嘉约翰1867年曾中途突然介入《七日录》的发行销售工作。该刊第106-113号中，刊物中缝处的发行人明确写上了“谷埠美国人嘉氏发售”。当时正值湛约翰、丹拿（F. S. Turner）双双离开，丕思业接任主编的过渡期，整个刊物的编辑人员、编辑地点、发行人员、发行地点等安排相当混乱。嘉约翰在这一时期短暂现身并承担发售工作，表明他事实上是刊物背后的管理者。他还主动给傅兰雅（John Fryer）寄去了《七日录》，傅在1867年4月29日给嘉约翰的信中也将其称为“你的中文报纸（your Chinese newspaper）”（戴吉礼，2010：282）。与之类似，一篇专门介绍《七日录》的文章也表示，“它是一份很有用的出版物……可以从嘉约翰博士那里订购”（Missionary Recorder，1867）。第三，嘉约翰应该确实直接承担了《七日录》后期的编辑工作。目前已发现的最晚一期《七日录》是在1869年2月4日发行的，仍由丕思业主编。虽然此后直至1871年3月9日的停刊号均未有原件问世，但丕思业已于1870年4月抵达美国旧金山（Baldwin，1870），直到1871年下半年才再次来到广州（The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71）。也就是说，《七日录》1870-1871年的主编肯定不是丕思业。如果那夏礼所言不差，最后1-2年的《七日录》应该是嘉约翰自己编的，而那夏礼是“名义上的出版人”。第四，那夏礼承担“名义上的出版人”亦合情理，因为彼时嘉约翰的妻子正是那夏礼的妹妹（区结成，2020：252）。作为办刊活动的亲历者，上述回忆在关键情节上不会有很大偏差。

由此可判定：（1）《七日录》的发起人、出版人其实是嘉约翰，但主要的编辑工作最开始由湛约翰承担，后来则依次由丹拿、丕思业接手；（2）丕思业回国后，即1870年4月至1871年3月，《七日录》的编辑工作回到了嘉约翰手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广州新报》能够直接从《七日录》改版而来，因为它们本就是同一人主持的报纸；（3）早期《七日录》主要在惠爱医馆编辑发售，改版后的《广州新报》则转移到博济医局，除了因为嘉约翰同时是两家医院的管理者，可以因人事安排差异自由选择两份刊物的出版地点，还因为惠爱医馆所在大楼于1870年被出售和拆除，医馆不得不关闭（Keer，1871）。

笔者大费周章地论述两份刊物的内在联系，并非只是为了考证两者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史实，还期望借此对中国新闻业，尤其是广东新闻业有一些新认识。

第一，“医生即报人”“医局即报馆”构成19世纪中国报刊事业发展的一条独特路径。《七日录》与《广州新报》均由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推动，又同时在医局内编售，堪称此种路径的最佳代表。鸦片战争后，此路径与“书局加报馆”“书院加报馆”等办报路径结合在一起，建立起19世纪中国报业的生长点。该世纪五十年代，较有影响的几份中文报刊中，《遐迩贯珍》（1853）关联“香港美华书院”，《六合丛谈》（1857）关联“上海墨海书馆”，而宁波的《中外新报》（1854）则由医学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创办。六七十年代，此种格局依然强劲。《福音新报》（1875）关联“福州美华书局”，《格致汇编》（1876）关联“上海格致书院/室”，而除了前文所述两份刊物分别关联广州惠爱医馆与博济医局，《中西闻见录》（1872）同样关联了“北京米市施医院”。

第二，以嘉约翰为典型，医学传教活动对广东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西医之一，嘉约翰不仅在医院建设、医学教育等领域成就卓著，同样在广东新闻史上留下许多遗产。他的一生至少与4份中文报刊联系在一起，分别是《七日录》（1865）、《广州新报》（1871）、《小孩月报》（1874）以及《西医新报》（1880）。前两份刊物交替持续了至少8年，填补了19世纪中期广东中文报业的真空；他的《小孩月报》是最早一批儿童刊物，虽很快停刊，但“他劝服了上海的范约翰接手”（Noyes，1914），延续到20世纪；《西医新报》同样如此，它常被视为最早的中文医药刊物。以一人之力，贯穿单个地方20多年新闻史，并开创性设立多份不同类型刊物，在19世纪极为罕见。若非依托医院、医局等空间场所以及作为教会医生的特殊身份，显然难以实现。二次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作为中西跨文化交流的优势地位逐步淡化，中国报刊事业的重心转移到香港、上海，并不断向内地延伸。恰恰是医学传教活动串联了该时期广州报业，构成一道奇特景观。

第三，医学与传教的结合，医生与报人的结合，医学传教活动使19世纪中期的广东新闻业以多重路径嵌入同时期的国内外新闻业发展脉络。早在伯驾来华前，美部会就在给他的指示中指出，“你将用学到的内外科知识……去减轻人民身体的痛苦，但你不能忘记，除非它们成为福音的女仆，它们不能吸引你的注意”（海达德，2015：146）。因此，他们不仅是中西医学的中介，中西宗教的中介，也不得不成为中西文化的中介。嘉约翰等人的相关办报活动，正是宣传西方宗教的重要文化手段。我们应当知道，《中外新报》创办者玛高温最早就是在华医务传道会的成员，《小孩月报》创办的时间恰是海外各类儿童刊物大行其道的时候，《七日录》曾转引过伦敦《飞龙报篇》的文章观点，而参与声名卓著的上海《万国公报》工作的花之安（Ernst Faber）早期其实是嘉约翰《广州新报》的稳定撰稿人（详后）。通过个人交往、组织互动、国际交流，医学传教活动将广州新闻业纳入到19世纪中西方报业演进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之中。

三

《广州新报》是综合报刊而非医药刊物

稍显激进的学界观点认为《广州新报》是我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中文医药刊物，温和一些的观点则认为它主要登载医药内容，附带刊载新闻，或认为该刊介绍的科学知识中以医药学知识居多。这些观点都不准确。《广州新报》其实是一份以海内外时事新闻为主要内容，兼及医学、教育、化学等各类科学知识，同时附带宗教宣传和新闻评论的综合性刊物。该报几乎不登广告，46期原件中仅6期出现简短“告白栏”，内容均为推广嘉约翰及其所在博济医局的书籍或药物。这符合该刊自我定位，即“一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一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一辑各种新奇如医疗方药及水火机器”（广州新报，1871年3月10日）。

首先，大量登载国内外新闻，篇幅有时能占到整个版面的1/2以上。报道对象上看，主要包括英国、德国等外国新闻，以及北京、上海、香港等外省市新闻。信息来源来看，主要是转载沪港两地中文报纸，不定期选录传统京报，有时翻译在华外文报纸。与《七日录》相比，《广州新报》的一大特色，在于它给大部分登载的文章都直接注明了信息来源或作者名字。沪港两地中文报纸，是该报国内外新闻最直接的信息源头。《香港中外新报》《香港近事编录》《上海新报》等是《广州新报》频繁转载的对象。对于京报，《广州新报》没有像此后《申报》那般重视，也没有稳定转载，和《七日录》情况基本一致。可见，与同时期沪港两地商业中文报刊注重航运、电报等信息获取方式不同，《广州新报》在国内外新闻报道方面没有稳定的独立信息源，几乎完全靠转载支撑版面。偶有借助电报等方式独立获取的国内外新闻，则会以诸如《本馆新闻》等醒目标题注明。

其次，广东本地新闻是《广州新报》新闻报道的亮点，但内容较少，很少超过整个报纸版面的1/4，经常不到1/8。本地新闻通常被放置在“琐闻”专栏下，有时也会直接以“羊城新闻”“羊城近事”等文章标题或专栏标题的形式出现，以广州市的新闻报道为最多。本地新闻篇幅长短不一，有时只有一句话，如“三月廿六日原任广东巡抚李公福泰薨于粤西任所”（广州新报，1871年6月2日），多条新闻拼成一个本地新闻专栏。有些本地新闻也会独立成篇，如第31号刊载的《新会近事》一文 （广州新报，1871年10月7日），视信息获取的丰富程度而定。本地新闻多未注明信息来源，根据信息内容判断，它们应当直接来自博济医局相关人员在广东本土的所见所闻，包括亲身经历、投稿通信、官府通告、官宪牌示或广东地方的古代报纸辕门报等，如“广府宪牌示，定于廿四日开考府属文童试”（广州新报，1871年6月2日）这则报道，信息来源就是广州府的牌示。

再者，医学、教育、化学等科学知识类文章虽数量不多，但不仅稳定出现，而且单篇文章篇幅很长。若1-2篇的相关文章出现在同一期，则会占据整期刊物1/2左右的版面，如《英国火车路》（湛雅各，1871年8月18日）一文便占据当期刊物版面的一半。主题上看，各种类型的科学知识均有出现。笔者对46期原件所载相关内容进行了粗略统计（部分只言片语且未赋标题的短论未统计），发现该报以物理化学类的一般知识（如制陶、炼钢等）以及西方教育学知识为最主要内容，医药知识其实并不凸显（见表1）。

从来源上看，这些文章来自多个渠道。一是对其他书籍的转载，如《航海金针》《格物入门》等；二是对其他报纸的转载，如《活字版考》一文便是从《中国教会新报》转载过来的（王谦如，1872年1月19日）；三是来自其他在华西人的供稿，包括花之安、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

最后，《广州新报》也会出现宗教宣传、新闻言论等其他内容，但数量很少，且不定期出现，没有固定版面。对于宗教知识，该刊多半还是来自对其他宗教书籍的转载，这些书籍包括《圣经之史》《圣经新约》等。新闻评论与之类似，《广州新报》登载的评论文章不少是转载沪港报纸新闻时一并转引的。该报自身撰写的言论只有几篇，有的未署名，可能是嘉约翰本人所作，如31号登载的《劝勿贩淫书》。较有意思的是，该报46-48号连续登载一篇中文小说，这也是该报明确登载的唯一一篇小说。该小说是《张远两友相论》的续作，而《张远两友相论》是米怜（William Milne）创作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章回体白话小说。“它可能是19世纪翻印次数最多的中文小说，当时在传教士及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该书创造的叙事框架数十年间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在华传教士的写作”（宋莉华，2005）。《广州新报》对该书续作的连载，有其独特的文学史和传播史意义。

以上是对《广州新报》内容的梗概式介绍。在此之外，该刊在新闻资讯报道和科学知识传播实践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亮点，值得进一步说明。

第一，该报对“神仙粉”事件的报道较为集中，表明此类事件确实触碰到了医学传教活动的核心利益。该事件大致情节是，“1871年6月间，华南地区流传外国传教士主使施放毒药害人的谣言，其中又以广东佛山地区最盛，并且引发东莞石龙地区教堂被毁，教民房屋被焚事件”（张照，2010）。广东“神仙粉”事件还扩散到福州、厦门、宁波等地，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又将矛头对准了西方医生和医院。他们以此为名，拆毁了很多医院，迫使部分医生停止营业”（王尊旺、李颍，2010：141）。《广州新报》从第20号起，直至第25号，连续6期刊登该事件的新闻和评论。作为周报，相关报道的时间跨度达40多天，这在该报中是绝无仅有的报道规模。“神仙粉”事件是同时涉及传教活动与医疗活动的重要教案，给医学传教活动带来很大的冲击。在华医务传道会关于1871年广东医院活动的年度报告中，嘉约翰即以此事作为报告开篇，指出“席卷这个国家的‘神仙粉’热潮减少了门诊病人的数量”（Keer，1872）。为此，《广州新报》不仅时刻关注该事件进展，更是破天荒地发表3篇原创长篇新闻评论质询事件本身的诸多疑点，指责“神仙粉”事件对西人西医的污蔑。它指出，“粤人选事，层出不穷，前污西人以拘捉华孩，兹复捏以派药放毒，其居心叵测”（广州新报，1871年7月21日）。学界对“神仙粉”事件多有撰述，《广州新报》的连续报道提供了来自本地媒体的新观察视角。

第二，该报邀请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作为特约供稿人，它不仅是花氏早期参与中文报业的典型活动，也是他此后相关著作底稿的首发机构。据统计，46期《广州新报》原件有不低于23期都发表了花之安的作品（绝大部分署名，少部分可结合其他史料推定），且他的文章基本都发表在该报的头版头条，是该报当之无愧的第一撰稿人。23期中累计发表15篇文章，多篇分期连载。笔者发现，15篇文章构成花之安在两年后，也就是1873年出版的《大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底稿。该书后曾更名《德国学校论略》《泰西学校论略》以及《西国学校》等，是“鸦片战争后比较系统地论述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山之作”“在晚清知识阶层中广为传布，并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教育改革方针的文献依据之一”（肖朗，2000）。尤当注意的是，花之安译述这批文章，恰是《广州新报》主动邀请的结果。该报表示，“布国迩来基业恢宏，蒸蒸日上，武功文德，炳如日星，皆书院培育人才之力也。本馆忻然慕治，寅请布牧师花译其章程，续为刊刻，以公同好”（广州新报，1871年5月5日）。晚清教育史、新闻史、出版史等领域对《德国学校论略》多有研究，但无不忽视了其与《广州新报》之间最初的媒体关联。花之安在该报发表的初稿与此后成书也有很大不同，这对学界从报刊史、传播史、版本史等多个角度理解西方教育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四

作为广东第一份“新报”的新闻史意义

李秀云（2004：37）指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与中国古老的‘邸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开始出现‘新报’的称呼”。《广州新报》是广东地区第一份被命名为“新报”的新式报刊。19世纪中期，宁波出现《中外新报》，上海出现《上海新报》，香港出现《香港中外新报》，福州出现《福音新报》，汉口出现《昭文新报》等，俨然在各通商城市形成遥相呼应的“新报”网络。将《广州新报》置于19世纪中后期“新报”的实践脉络中加以观察，它的独特性立刻凸显出来。

该时期命名“新报”的报刊有两种实践类型，一种以《上海新报》《香港中外新报》等为代表，此后在《申江新报》中被发扬光大，它们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立足城市定位，凸显商业新闻、本地新闻的重要性；另一种则以《中国教会新报》《福音新报》等为代表，它们虽不乏新闻信息，但淡化城市定位，强调以宗教内容或科学知识等实现传教目标，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外新报》。然而，诞生于1871年的《广州新报》却与这两种类型都不完全匹配。据上文分析可知，《广州新报》从报名开始就定位于广州这座城市，在版式和内容上非常注重国内外新闻信息，这很接近第一种类型。同时，它又给予科学知识与新闻报道几乎同等重要的比重，且广州本地新闻的篇幅较为稀少，这又很接近第二种类型。就此而言，《广州新报》是一个奇特的“新报”样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独特的实践方式带来何种影响？对我们理解近代“新报”媒介又有何种意义？

实践方式的背后，是特定观念的支撑。《广州新报》的独特运作，源于它同时吸纳了教会报刊与商业报刊的新闻观念，并尝试将它们糅合在同一份刊物当中。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从空间上看，《广州新报》与沪港两地的多个商业报刊互动密切，它们确实同属19世纪中国“新报”网络的一部分。上一部分提到，《广州新报》以国内外时事新闻作为最主要的登载内容之一，而这批新闻多半来自同时期沪港两地的商业报刊，它对沪港两地新报的依赖非常明显。这表明，从办报内容到理念，19世纪中期的广州报业对同时期的沪港商业报刊十分熟悉，且多有参照。早在《七日录》时期，该报已与沪港商业报刊联系密切，前述《上海新报》傅兰雅给嘉约翰的信件中，就提到要从《七日录》等穗港两地报刊中为《上海新报》采集新闻信息，并指出嘉约翰等人在《七日录》中未能对修改并转载的《上海新报》文章予以必要说明，流露出不满情绪（戴吉礼，2010：282）。广州《七日录》曾要求该报的投稿者“送新闻纸来，函内求写一真名，复求写一别号”等要求，并指出“香港新报如是，上海新报如是，本馆不能不如是”（中外新闻七日录，1867年10月3日），亦可见其对沪港地区新闻观念的借鉴。尽管无从知晓嘉约翰将报纸名称从“七日录”改为“新报”的具体原因，但能够肯定的是，它无疑是19世纪中期中文报刊命名潮流的一部分。进一步说，此种互动的空间甚至不局限于国内，《七日录》曾专门发表一篇文章，论述了伦敦中文商业报刊《飞龙报篇》关于办报活动的认知观念（中外新闻七日录，1867年6月28日）。从时间上看，《广州新报》和《七日录》办报理念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接续了鸦片战争以来教会报刊的许多基本观念，并被此后教会报刊延续下来。这集中体现在《广州新报》（1871年3月10日）的发刊词当中，全文摘录如下：

新报之设也，拟集遐迩之大观，用佐足迹之未逮。比来火轮舟舶，骆驿往还，邮递风驰，神速倍昔。此外复有电机遥布，若无新闻纸以为播宣，则隅处者将壅于传闻。中外事理，奚由而悉。况泰西电线，不日绕抵香港，则新报宜复设于广州。本新报之旨有三，一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一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一辑各种新奇如医疗方药及水火机器。夫学问贵乎相资，巨识每繇扩览，以中外之大，其所见所知，故多可因以翻陈出新。垂采而推毂，是所望于博雅之君子。

第一，《广州新报》明晰了新闻记事增广见闻、沟通远近的基本功能。以新闻纸传播中外新闻，并使得偏远之人能够洞明远近时事，不再闭塞于传闻异辞，是该报对报纸信息沟通功能的直观认识。第二，格外强调新闻纪事的真实性要求。该报提及的三项宗旨，第一项意在表明其注重新闻报道，第三项表明其注重科学知识，均从内容分类上来谈，唯独第二项突然提到要“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可见其对内容真实问题的高度重视。事实上，此办报理念承接《七日录》而来，它曾多次发表文章阐发报道真实的重要性，主张“凡传新闻，务求真确而扬善贬恶，一切不敢持以偏心”（中外新闻七日录，1867年2月7日）。第三，强调运用报刊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该报主张“学问贵乎相资，巨识每繇扩览”，与此前《七日录》所说的“为格物致知之一助”（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2月3日）亦一脉相承。

将《广州新报》和《七日录》的办报理念与此前教会报刊略加比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承接性。例如，香港的《遐迩贯珍》（1853）主张“创论通遐迩”，《广州新报》则要求“集遐迩之大观”；宁波的《中外新报》（1854）倡导“序事必求实际”（浙江省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2011：1084-1085），《广州新报》则诉诸“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上海的《六合丛谈》（1857）期望“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务使苍穹之大，若在指掌”，《广州新报》则追求“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笔者认为，《七日录》和《广州新报》对《遐迩贯珍》等早期教会报刊的理念借鉴非常明显。《遐迩贯珍》1856年停刊时曾表示，“前所刊布者，共得三十三号，愿诸君子珍而存之。或者中邦人士，有志踵行，则各省事故，尺幅可通，即中外物情，皆归统贯，是所厚望也”（遐迩贯珍，1856）。嘉约翰等人显然遵从了《遐迩贯珍》的建议，该刊停刊多年后，1866年第71号的《七日录》和1871年第2号的《广州新报》依然在转载《遐迩贯珍》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正是《广州新报》及其前身《七日录》将19世纪50年代所开创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办报模式带到了六七十年代的广州，并与同时期沪港两地的其他中文报刊遥相呼应。既有研究指出，19世纪传教士报刊在新闻报道活动中形塑了“益闻”传统，“注重阐述道理，格外强调报道真实与新闻伦理”（操瑞青，2018），非常强调新闻真实问题的《广州新报》无疑是这类传统在19世纪70年代广东地区传承与延续的典型。

商业与宗教两种报刊观念的糅合，看似博采众长，但也带来《广州新报》的局限性，它其实未能很好地实践自身所宣扬的各项“新报”主张（尤其是首个办报宗旨“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这可能也是导致它“流通未畅”、影响有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作为一份立足特定城市的报纸，《广州新报》的本地新闻数量稀少且质量不高。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虽时常转载该报，但通常只转载其转载的香港报纸中所述的国内外新闻；香港的《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年6月24日）也曾转载过该报文章，但同样不是它的本地新闻。《中外新闻七日报》曾专门开设“羊城新闻”专栏，其内容甚至比《广州新报》对广州地区的报道更为丰满；另一方面，与同时期《上海新报》以及稍晚的《申报》相比，《广州新报》很少登载评论，也未见其接受华人来稿，信息来源局限在华西人的交际网络中。与此相对，该报恰恰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上，有大量原创内容。结合这两点来看，《广州新报》其实既不“广州”（本地新闻不仅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也不“新报”（科学知识而非新闻报道更具原创性）。它更像一个杂糅体，在新闻信息层面借鉴《上海新报》等注重新闻报道的办报模式，在科学知识层面又充分借鉴《六合丛谈》等注重科学知识的办报模式，两种观念模式的杂糅并重反而使它缺乏了内容特色。

出现此种现象，直接原因就是在两种观念的糅合之下，《广州新报》的办报定位与办报主体之间存在某些难以调和的冲突。从报纸命名、版面布局、栏目设置等外在形式上看，《广州新报》模仿的对象是《上海新报》和《香港中外新报》等商业报纸，它们立足上海、香港等城市，以新闻报道作为核心内容的刊物。《上海新报》和《香港中外新报》是《广州新报》最突出的信息转载来源，后者以“广州”嵌入报名，又大量登载各类新闻报道，无疑期望将自身嵌入前者所代表的立足城市、传递新闻的办报趋势。然而，该定位却与嘉约翰等人作为医学传教士的主体身份、传教目标、行动方式并不吻合。《上海新报》等刊物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成功，并不只是因为它们立足城市、注重新闻的办报定位，更因为它们采用了依托商业力量、注重商业新闻、强调商业运作的商业化模式。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商业报纸，格外重视登载广告，不断缩短发行周期，且与《北华捷报》《孖剌报》等成熟的英文商业报刊出自同一机构（李小青，2021；卓南生，2015：123-124）。反观《广州新报》，作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它完全摒弃商业广告，发行周期上也选择较迟滞的周刊模式，连原创性新闻报道也很少出现，反而大量登载有原创价值的西方科学知识。因此，从内容偏好、行动目的、办报模式等内在诉求上看，它继承的又是《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早期传教士刊物开创的科学传教路线，即以科学知识等内容实现宗教宣传的最终目标。

《广州新报》这份糅合了两种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的独特“新报”，能够拓展我们对于新闻事业和报刊媒介变迁的基本认识。对广东新闻业来说，这种糅合意味着该地区的新闻事业并未在19世纪中后期脱离整个中文报业的演进脉络，它以医学传教活动的独特路径对接了当时沪港两地中文商业报刊立足特定城市的发展趋势，带来了第一份以广州城市来自我定位的中文“新报”，代表着该地区中文报业发展的阶段性状态。对中国新闻业来说，这种糅合则意味着整个中文报业的早期发展虽存在商业化、宗教化等多重路径，但多重路径之间有着充分的借鉴、互动和融合，它们共同构成国人自主办报以前，中文报刊多元摸索与尝试的过渡时代。而对报刊媒介本身的变迁来说，这种糅合则意味着即便是单一媒介自身的形态演进，同样具备多种可能性。它会受到不同实践主体、实践时间、实践空间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呈现出多元面貌，影响到媒介内容、媒介形式的新旧交替。就此而言，对近代报刊媒介的历史性考察，依然有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有待展开。

五

结语

综上，可得出以下几个与以往新闻史研究不同的结论：（1）《七日录》创刊于1865年2月2日，终刊于1871年3月9日。它的发起人和筹办人是嘉约翰，历任主编依次为湛约翰、丹拿、丕思业、嘉约翰；（2）《广州新报》创刊于1871年3月10日，终刊时间很可能是1872年2月2日，创办人和主编均为嘉约翰。花之安、艾约瑟等传教士是该刊核心撰稿人，其内容对近代教育史、文学史、出版史和报刊史等领域有重要价值；（3）《广州新报》是《七日录》改版后更名的产物，两者都是综合性单页式新闻周刊。《广州新报》并非医药专刊，不以医药内容为主，也不存在英文、日文等多语言发行的版本；（4）《广州新报》与1880年同为嘉约翰创办的《西医新报》没有承接关系，后者而非前者才是中文医药专刊；（5）《七日录》《广州新报》《小孩月报》《西医新报》等19世纪中后期的多份广东中文报刊均与嘉约翰有关，它们均为西方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与在华医务传道会等医学传教组织密切相关；（6）作为广东地区的第一份“新报”，《广州新报》提供了一个理解“新报”的地区性样本，它承接了此前教会报刊的许多基本理念，又糅合了商业报刊诸多观念和形式特征，见证了该地中文报刊较为独特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广东扮演过关键角色。作为早期西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通道，广东孕育了最早一批内地新闻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刊物长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两次鸦片战争后，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中国报刊数量不断增多、办报理念渐趋成熟的重要转折期，但广东的报业地位已不复存在。因广州沙面租界的中文报刊不仅在数量上比不上香港、上海，其影响力也完全比不了上海的《申报》等刊物（赵建国，2020：182），所以19世纪中后期的广东新闻业淡出了学界视野。《七日录》和《广州新报》在二次鸦片战争后填补了广东中文报业的空白，不仅将同时期的中文报业理念带到广东，也与全国其他地区报刊多有互动，共同拼贴了19世纪中文报业的生长图景。这表明，对地方新闻事业之持续性的关注，有可能从区域视角窥见中国近代媒介变迁的别样面貌。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2期。

本期执编/任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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