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周刊】013期 明代-史可法《报国艰辛诗》赏析

一人一故事

一物一传奇

导语：史可法在晚明时期，有资料记载可法身体，曰“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高弘图、姜曰广皆蕴忠谋，协心戮力，而扼于权奸，不安其位。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

品名：庙貌萧萧诗 墨色泥金纸本 纵17.8厘米 橫50.5厘米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一

款识：庙貌萧萧点，英威社稷臣。遇人多壅蔽，报国独艰辛。气壮心同古，松愁地千春。至今乾出泪，湘浦一灵均。辛巳秋，书为荆翁老亲丈，史可法。

钤印：史可法印（白文）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二

后记：本《庙貌萧萧诗》扇页自署辛巳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秋，是年史可法为四十岁。先从诗中的字面文字来分析一下大概意思，第一句庙貌萧萧点，描写庙宇外观庄严肃穆却略显寂寥的景象，“萧萧”形容风雨或落叶声，此处引申为肃穆清冷之感；“点”字精妙地勾勒出庙宇在苍茫背景中的轮廓。第二句英威社稷臣，赞颂为国尽忠的贤臣，“英威”既指其英勇威武的气概，也暗含声威远播之意；“社稷臣”特指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典出《史记》“社稷之臣”的表述，与“中社稷依明主，安危托老臣”的典故相呼应。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三

整体通过庙宇的肃穆景象与社稷重臣的英武形象对比，形成时空交错的意境：既传达对历史名臣的追念，也暗含对当世栋梁之才的期许。这种写法与咏史诗“身死名不灭，寒风吹墓田”的怀古手法异曲同工。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四

第三句遇人多壅蔽，指贤臣在仕途中常遭小人蒙蔽阻挠，“壅蔽”典出《楚辞》“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形容谗言如屏障般隔绝忠良与君王的沟通。与“乱代乃潜伏，纵人为祸愆”的奸佞乱政情境相呼应。第四句报国独艰辛，凸显忠臣在政治黑暗中坚守理想的孤绝处境，“独”字既强调其孤立无援，又暗含《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的决绝姿态。此句与描写山都督“单骑出征”的孤勇、咏史诗“身死名不灭”的悲壮形成互文。整体展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政治困境与精神超越，与《鹧鸪天》“衮绣三朝社稷臣”的荣显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对封建官僚体系的深刻批判。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五

第五句气壮心同古，气壮“以《孟子》”浩然之气为典，指刚正不阿的精神气概。心同古“暗合《文心雕龙》与天地并生”的复古情怀，体现士人追慕先贤的志向，整体展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式的古今精神共鸣。第六句松愁地千春，“松愁”化用“陶渊明青松在东园”的拟人手法，赋予古松忧思品格，“地千春”以《诗经》“如松柏之茂”为源，喻指坚贞精神的长存，与“寒风吹墓田”的苍凉意象形成刚柔对照。通过松柏与士人心志的互喻，既表达对历史长河中忠贞品格的礼赞，也暗含对现实境遇的忧思，与“衮绣三朝社稷臣”的荣显形成精神对话。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六

第七句至今乾出泪，“乾”指《周易》“乾为天”的阳刚意象，此处喻指刚烈忠贞的品格，“出泪”化用《楚辞》“涕泣交而凄凄兮”的悲怆表达，暗含屈原投江的典故，与“犹是当年请死心”的决绝姿态形成互文。第八句湘浦一灵均，“湘浦”直指屈原沉江的湘水之滨，延续《远别离》“潇湘之浦”的地理意象，“灵均”为屈原表字，借代忠臣典范，呼应“谁为湘累费苦吟”的楚辞传统。通过屈原典故为当代书写，既抒发对历史忠魂的追怀，也暗含对现实政治中士人命运的隐喻，延续了所述“生别到死别”的永恒悲剧主题。

史可法《报国艰辛诗》 局部七

再回顾此扇书法，与上篇《名园竞日诗》稍有不同书风，但他的书法功底是可想见的。有资料载，在江苏扬州的史公祠里看过的墨迹，发现各种作品的字体差别也很大，有的端庄秀丽、有的苍老厚重、有行楷、有狂草，若不说明它们都是史公之墨迹，也很难相信出于一人之手。不管怎样，一切皆于实物为准，本扇与上幅的书体结构基本一致，只是形状有异，再从自作诗内容探窃，是十分符合史可法的本意。辛巳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此时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正值其政治生涯高峰期，也是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如诗“庙貌萧萧点，英威社稷臣”的国家缩影，体现一代名臣如何为家国绞尽恼计、献计献策的时候。上款荆翁，可能是史可法的姻亲或师长，明代士人常以“老亲丈”尊称岳父或长辈姻亲。

综合扇中之全文内容，且合此时的史可法状态，史虽不以书名，但其字亦卓然俊伟，盖与黄道周、倪元璐辈属同一流人物，观之令人心动。

2023、06、30、奇峰记于观云楼

作者简介：史可法(1602～1645年)，字宪之，号道鄰。顺天大兴(今北京市)藉。因祖上对朝廷的功勋得以世袭锦衣百户，称北京锦衣卫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史可法早年以孝闻名于乡，师从左光斗。传说史可法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常常梦见文天祥从梦中进入和托梦授意。

崇祯元年(1628年)史可法登进士第，初授西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八年（1635年），史可法迁升为右参议，负责镇守池州、太平两地。同年秋，总理侍郎户象升大举攻打农民军，史可法被改封副使，巡行安庆、池州等地，监江北军队。黄梅农民军攻掠宿松、潜山、太湖等地，史可法率军追击潜山天堂寨的农民军。崇祯九年（1636年），滁州的农民军被祖宽击败后，逃往河南。十二月，农民军首领马守应联合罗汝才、李万庆从郧阳向东进犯，史可法转驻太湖，扼守要道。崇祯十年（1637年），任佥都御史，巡抚安、庐、池、太及河南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薪州、广济、黄梅，江西德化、湖口。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农民军从安庆石牌的小路突围出去，驻扎在桐城。参将潘可大将其击败，农民军逃走途中又被庐、凤两地的军队阻拦，农民军被迫又逃回桐城，将桐城周围劫掠。史可法与潘可大率军围剿，农民军败走庐江，史可法与左良玉又在枫香驿将农民军击败。三月，潘可大与副将程龙在攻打宿松时阵亡，农民军分出同党摇天动，另外编为一营，合计八营共二十多万士兵，分别驻扎在桐城的练潭、石井、淘冲等地。总兵官牟文绶、刘良佐率军在挂车河将其击败。夏季，史可法因为长时间没有平定农民军而获罪，朝廷令他戴罪立功。

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因为岳父的去世而离职。丧满后，史可法被用为户部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朱大典总管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史可法弹劾罢免了三个督粮道，增设漕储道一人，大力疏通南河，使漕务大有整治。之后，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由于军队久不训练，没有战斗力，史可法上奏八条改革意见。时农民军张献忠等部出没于河南、湖北之间，史可法自请为池州(今安徽贵池)、太平(今安徽当涂)兵备道，以遏农民军东进。明廷改任他为卢象昇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因其与农民军作战有功，崇祯十年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今安徽合肥)、太平、池州四府。翌年夏，因逾期未能击败农民军，被谴，命戴罪立功。史可法更加奋勉，开府于安庆，四方有警则出击，老回回马守应军为其所败。十四年（1641年）冬，起为户部侍郎、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史可法听闻李自成进攻北京，率军进京勒王。军队抵达达浦口时，传来北京失陷、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的消息，史可法向北失声痛哭，以头撞柱，血流到脚上。史可法为朱由检发丧，收到了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的文书：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孙子，按辈分、排行应当立为君，但是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史可法也认为如此。但凤阳总督马士英暗地与阮大铖商议，主张立福王朱由崧，并致书史可法称论伦理、论次序都应当拥立福王。史可法告诉他们朱由崧的七个缺点，但马士英联合了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人，发兵护送朱由崧到仪真，史可法只得迎接。朱由崧访孝陵、奉先殿，出外住在内守备府，群臣上朝拜见朱由崧，朱由崧想避开，史可法劝说：“不能回避，应当认真接受臣子的朝见。”朱由崧上朝后，开始讨论战守的问题。史可法说：“福王您应当身穿孝服，住于郊外，发兵北征，来向天下显示您一定要报国家之仇的道理。”朱由崧连声说是。第二天朝见之后，大臣们出来讨论朱由崧监国的事，张慎言说：国虚无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说：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边来了怎么办？诚意伯刘孔昭说：今天已经说定了，谁敢再有更改？史可法说：慢慢再说吧，于是大家退出。

南明此时处在清朝、闯王两方面压力之下，史可法为首的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能够借重清朝的力量，首先剿灭流寇李自成势力，再谋求后续打算。然而南明朝中却不能同仇敌忾，反而仍旧党争不断，文、武官员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以及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说明了明朝廷的无法齐心向外，也因此种下弘光朝败亡的原因。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多尓衮致书史可法，扬言“联闯平南”，而史可法在给多尔衮回信中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没有拿出对付清军的办法。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劝说多尔衮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江南地区。而此时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也发生转变，多尔衮致书史可法，以正统自居，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南明君臣无条件投降。史可法离开后，马士英、刘孔昭等更加肆无忌惮。刘孔昭因为张慎言推举吴甡，在大殿上闹闹嚷嚷，并持刀追杀慎言。

史可法失势之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当时，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先到扬州边界，一路大肆奸淫掳掠，所经之地尸横遍野。城中开始惧怕，登上女墙守备，高杰攻打了两个月。泽清也在淮上大肆掠夺。临淮不接纳刘良佐的军队，也遭到攻击。朱由崧命令史可法前往劝解，得功、良佐、泽清都听从命令，于是，到高杰那里去。高杰一向惧怕史可法，听说可法要来，他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埋葬地面上的尸骸。第二天早上来到军营中拜见史可法，脸色和言辞都变了，汗流浃背。史可法却坦诚地接待他，跟他的偏将讲话也用温和的语气，高杰喜出望外，然而从这以后他也有点轻视史可法，开始用自己的优势兵力防护左右，文檄也一定自己过目后才肯传递。史可法简单地把他们的情况上报给福王，又把他的兵力驻守在瓜洲，高杰对此又非常高兴。等他离去后，扬州得以安定下来，史可法于是在扬州开设府署。

一六四五年，李自成被清军击败，放弃北京率兵向西逃跑，青州等各郡县开始争先恐后地杀死他设立的官员，占据城堡自卫。史可法请求朱由崧颁布监国、登极两个诏书，安抚山东、河北军队和百姓的思想。并开设礼贤馆，招收各地有才智的人，让监纪推官应廷吉主管此事。八月，史可法外出巡视淮安，检阅刘泽清的兵马。返回扬州，向朝廷请求粮饷，作为进取北方的费用。马士英吝啬不肯送发，史可法上疏朱由崧催促他。借此对朱由崧说：“近来人才日益减少，入官门路日益混乱，由此慕名之心胜而务实之心少，议论的事情很多但成功的事情很少。现在的局势更和以往不同。一定要专心于讨伐乱贼，报复国仇才行。除却筹兵筹饷不应有什么别的议论，除却治兵治饷没有人才之可言。如有捡拾空虚词句，谋取高官厚禄的人，有罚无赦！朱由崧只以诏书回应史可法。

当初，史可法担心高杰蛮横不法，派黄得功在仪真驻军防备他。九月，黄得功与高杰兵戎相向，高杰理亏，靠着史可法的和解事情才得以解决。北京原来投降大顺的大臣们，此时纷纷南下回朝，史可法上书建议说：原籍在北方的大臣，应该让他们到吏部、兵部听候录用，否则恐怕会使他们南下回朝之心绝灭。又说：北京的祸变，凡属臣子的都有罪愆。在北方的官吏如果都应当跟先帝一道去死，难道在南京的都不是先帝的大臣？像我不才，在南京主管枢机，马士英沾了国恩担任凤阳总督，都没有能率领东南的全部优势兵力迅速支援北都。镇守大臣刘泽清、高杰因兵力不能支持，倒过来向南方逃跑。如此说来，先应该追究的，是我们这些大臣的罪过。竟然因为圣明的陛下您入继王位，不仅没加诛杀，而且一次次得到恩典。南方的大臣如此，而单单对于在北方的大臣们毫毛不放，一概绳之以法，岂不是闲散小吏，罪责反比南枢、凤督还要重大了吗？我以为应该选择那罪状显著的降官，严加惩治，以示指教。如果大臣未曾接受乱贼的任命，或曾受乱贼刑罚的，可以撇开不加问罪。那些在北方逃避战乱，犹豫多时而后才到朝廷来的，允许他们戴罪入官，讨伐敌人，这些人可以到我领的军队里酌情录用。朝廷经议论听取了他的意见。

高杰驻兵扬州，很不驯服，史可法对他开诚布公，用君臣的大义启发、开导他，高杰终于感悟，接受上方的领导。十月，高杰率领军队北讨，史可法到清江浦，派遣官吏在开封屯田，为经略中原地区做准备。各镇兵力划分防守地区。从王家营向北到宿迁一带最为要冲，史可法亲自负责，沿黄河的南岸筑起了一道堡垒。十一月四日，史可法乘船驻于鹤镇，信使报告清军部队已进入宿迁地区，可法率兵进抵白洋河，命令总兵官刘肇基前往支援。清军部队回头攻打邳州，肇基又援助当地驻军，与清军相持半个月才解邳州之围。

最后扬州城被攻破，多尔衮让多铎去劝降史可法。史可法还是拒绝，选择与官兵拼尽了最后，慷慨就义。由于当时是夏天，尸体与众官兵一起，一时无法辨认，年仅四十四岁。一年后，其义子史德威以袍笏招魂，扬州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史可法，但是又因为找不到史可法的尸身，只好给他筑了一座衣冠冢，位于城北梅花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朝廷下旨在此地建了一座史可法的祠堂，称为“史公祠”。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史可法殉国后，南明赠谥“忠靖”。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赠史可法谥“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