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李大斌先生讲胡耀邦的1965年陕南早春之行

编者按：在胡耀邦同志陕西纠“左”新政六十周年之际，编者最近拜会了原《安康日报》主任编辑李大斌先生。大斌先生早年经常听老人讲耀邦治陕的动人事迹，从90年代初起，便沿着耀邦的视察足迹，采访当事人，搜集耀邦在安康调研的第一手资料，前后历时二十载，终于集结成《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201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会面，李大斌先生对耀邦同志的安康逸事娓娓道来，编者觉得很有史料价值，整理出来、与读者共享。

我们陕西安康，古称西城、金州，位于秦岭以南，属于汉江流域，与湖北、四川、重庆毗邻，属于四省通衢地带，是陕西少有的鱼米之乡，古代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不过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政策比较“左”，安康的经济发展迟缓下来，甚至出现了饥荒，一直到1964年还没有走出困境。根据1965年初陕西省民政厅给省委的救灾申请报告，1964年安康地区有132万人的月口粮不足20斤，也就是每天不到7两，占全地区农村人口的73%，多数农民处于严重缺粮状态。报告还说，“安康已经有120人处于浮肿状态”，紫阳、安康、汉阴三县有多人因为饥饿和疾病自杀。

在社教运动中，由工作组对干部大搞逼供信、人人过关，同时对农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大量无辜农民被划为“漏网的地富反坏分子”。以汉阴县为例，被划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干部501人，补划地主、富农成分69户，大小会斗争1040人，受各种党纪处分的共565人，占党员总数的17．1％，由于斗争过于激烈，发生自杀事件82起，非正常死亡72人。

（《汉阴“四清”运动始末》，《汉阴文史资料》第4辑，2002年5月出版）

总之，当时安康的气氛是很紧张凝重的，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较艰难。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耕来临之际， 1965年2月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胡耀邦同志在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速记员郭步越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行，开始了为期八天的安康调研之行，这也是他省委第一书记上任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

耀邦同志来安康的第一站是秦岭脚下的宁陕县江口区，区委书记沙怀贵听说有省里领导过来，急忙赶到汇报工作。胡耀邦看到一些农民住在岩洞里，公路两旁很多房子却空着，于是问：为什么这么多房子空着不给老百姓住？沙怀贵回答说：“钢铁厂的房子，老百姓不敢住”，胡耀邦严厉批评说：“太不像话了，共产党就应该为老百姓办事，房子宁可空着，也不给老百姓用！你们就没有同情心吗？”胡耀邦走后不久，沙怀贵马上通知钢铁厂把房子分给了无家可归的农民。

耀邦同志每到一地，就立即召集县、公社、大队的干部开会，了解当地情况，宣讲新政策，跟大队书记一起算经济账。他八天走了七个县，全程陪同耀邦同志视察的时任地委书记韦明海同志对我说，耀邦没有接受过一次宴请，没有正儿八经地吃过一顿饭，石泉县委书记看耀邦同志一行太辛苦，说“要为胡书记摆上一桌”，耀邦摆一摆手，让食堂做了一晚鸡蛋面就继续工作了。

耀邦最关心的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他除了听汇报，还一定要到生产队里去了解实情，有时候饭后直接甩开陪同干部，带上秘书警卫直接到农民家唠家常，问口粮多少、收成怎么样，当地老百姓见到外地人很好奇，耀邦同志穿的太朴素了，还以为是过来贩牛的南方人。

当时陕西很“左”，从上到下只敢讲阶级斗争，不敢谈抓生产，谈多了就是“右倾”。耀邦对安康的干部说，老百姓的生活才是天大的事，生产搞不好，还谈什么“形势一片大好”，谈什么“为人民服务”？！现在流行“好干部、赖生产；孬干部、好生产”，哪有这个道理？我们工作的根本就是为了生产的上升，其他都要围绕这个服务。耀邦同志还愤愤不平地说，你吃两个馍、我吃两个馍，你打个篮球、我打个乒乓球，怎么就成资本主义了？怎么就成腐化堕落了呢？

我们安康山多平原少，本来生计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靠山林经济、多种种植、手工业和商业，但是50年代之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以粮为纲”，其实是堵死了很多人的生路，原来汉江边上很多繁华的市镇，到处冷冷清清。

耀邦到了旬阳，县委第一书记马凤来汇报说，该县每年可以产水果1200多万斤，生猪6万头，竹子、山货也非常丰富，过去都是顺流南下，运到湖北，所以老百姓生活很好，但是现在却要陕西省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翻山越岭运到西安，货物销路大受影响。

胡耀邦一路这种情况看的太多，这次他忍不住批评说： “愚蠢、死官僚！中央讲商业渠道，你们却堵塞商业渠道，这是自己封锁自己，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在商业物资上，我们有些同志太不负责，当官做老爷，是祸国殃民”。耀邦对供销社的人说：“你们大胆收购，这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特别物资外，90%以上销汉口

（价格高——编者注）

老百姓单靠种地很难吃饱饭，耀邦非常支持老百姓搞一些小商业和副业。耀邦同志路宿宁陕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后就独自在大街上查看县城商业情况。一位大娘挎着篮子，里面放了几颗葱，见耀邦是个干部模样，抓紧用布遮住、起身要跑，但耀邦和颜悦地说“城里干部工人都需要吃菜，你们农民应该多种菜，卖给他们嘛”，大娘委屈地说“不敢卖，被发现了就要挨斗”，胡耀邦说“不要怕，如果再有人来管，就说省里让卖的”。

耀邦同志对安康领导干部说，老百姓卖一斤香油就是投机倒把，开垦两分半荒地，就叫“资本主义自发”，这是整群众嘛！告诉税务机关、公安机关要把集市贸易放开，不要乱抓人；你们只管去吊销人家的营业证，人均生活困难，你们是否有妥善的安置? 耀邦还特意提到“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老百姓没有经营的自由，大队没有经营自由，这叫什么经济民主呢？

（80年代，胡耀邦视察农村，与农民在一起）

耀邦同志到安康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了解“四清”情况，解放被整的干部群众。在白河县，县里领导给耀邦介绍“四清”的洗澡经验，说先后处理1407人、逮捕42人。胡耀邦听了连忙摆摆手说，你们这两三年已经洗了五次澡了，就不用再洗了，人都难免有点小错误，以批评教育为主。

耀邦又问县委领导，土改时地富成分比例是多少，第一书记梁湛山回答说“百分之六七”。胡耀邦说，这个比例不低了，中央规定百分之五，不要再划新的地主、富农了，表现好的要摘帽。胡耀邦还告诉安康的干部，“社教”运动坚决不许整社员，对人民要有感情。

到了汉阴县，县领导班子给耀邦汇报处分干部的情况，耀邦反问县检察长武维桐：“你们是不是都逐个审查过？”武维桐回答说“没有”，耀邦说：“你这是官僚主义！”汉阴县受处分最严重的是凤亭公社党委书记谢选佳，因为给上级写信反映工作队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被判刑20年。胡耀邦当场询问在座的干部对谢选佳的评价，大家都反映该人只是工作作风有些问题，但是绝对没有违法乱纪行为。耀邦走后，县法院重申谢选佳案，给予无罪释放，同时还给100多位其他受处分的干部平了反。

耀邦住在旬阳县政府时，看到院内偏房里关着几名青年人。一打听才知道，旬阳中学有不少来支教的西北大学、陕西师大毕业大学生，年轻的老师因为谈师生恋，就被打成了“流氓集团”，要当成典型案件重判。胡耀邦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校长和教师们叫来，一起商量怎么处理这些老师。耀邦说，我们国家培养大学生不容易，要爱惜人才，对于犯错误的老师要以教育为主，不能一棍子打死，我的观点是把他们先放了，大家对耀邦的做法特别拥护。

当时社教越来越讲“阶级出身”，安康中级法院秘书何万枝很有才华，是大学学历，但因为成分问题，单位领导想把他调到其他不重要的部门。听说耀邦同志来了，他就写信给耀邦。耀邦第二天在安康三级干部大会把这件事当做典型，劝导在座的人说，我们的出身没法选择，关键在看后天的学习改造，我们党好多高级干部都是地富家庭和资产阶级出身，我们不能搞唯成分论，如果这个同志表现好，我看成分问题不要紧，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欢迎。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从来没有架子。有一次午饭时刻，恰好路过一个蒸面摊，他也买了一碗面，跟着群众一起吃，警卫员连忙劝阻，说“胡书记你怎么能在这吃？！”耀邦说，你不相信群众啊，群众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他到在汉江两岸做调研，很多路程是乘船，他坚持不吃小灶，而是让工作人员把饭菜摆到大案子上，跟船工和随行人员一起吃。

耀邦开会，很多干部都是站着听，耀邦就让他们坐下来，一起谈话，说“大家都坐着才平等嘛”。他在安康电影院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有800多人参加，很多公社领导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领导，屋内光线又不好，地委书记韦明海问耀邦同志能不能到下面他们见个面，耀邦走下去，围绕会场走了一圈，边走边跟大家打招呼。

耀邦同志在视察中还多次现场“接访”，为群众排忧解难。白河城关贫民何有恩、卢忠秀一家，在解放前靠轧面条为生，公私合营后被强制疏散到农村参加劳动，但是由于夫妻两人年龄很大，已经不堪体力劳动，一年到头分不到多少口粮，生活很艰难。1962年后，按照中央规定，何有恩夫妇得以返城，镇上却不给上户口，也就领不到粮食供应，卢忠秀听说省里的大干部来了，于是来求见胡耀邦。耀邦亲自把她请进来，耐心倾听她的诉求，之后在烟盒背面写下两行字，大意是“请先解决口粮问题，上户口军属应该优先”。耀邦去世后，卢忠秀的儿子何吉祥给《安康日报》投稿，回顾了这件事情。

实事求是地讲，耀邦同志的到来，在安康引起了的巨大震动，很大程度改变了干部群众低落的情绪。一位教师说：“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心情如此舒畅过，我含着泪一个字一个字地听了胡书记的报告”。耀邦同志虽然没有去紫阳县视察，但是紫阳县的干部听了地委传达的耀邦谈话记录后，放下包袱做了对比检查，大家都说这是“解放以后开的最成功的一次会议”。

安康人民听说来了一位真正解决他们难题的书记，在耀邦同志作报告时，老百姓围着大礼堂，都想见一见耀邦，一时间附近道路水泄不通。地委出于保护耀邦同志的考虑，先让耀邦先到办公室休息，等群众散开以后，再让耀邦出来。但是群众久久不愿离去，耀邦回去的路上，边走边和他们招手。

（1986年春节，胡耀邦在贵州布依村寨，与农民共度新年）

2月13日深夜，耀邦依据一路走下来的所见所闻，口授郭步越写下了紧急发往各地委和县委的《电话通讯》，作为对新的一年陕西工作的系统部署。

《电话通讯》提出了“干部四条”，即：（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关于发展经济，胡耀邦也提出来四个对策：（1）减轻农民负担，即使今年大丰收，也不准增加征粮任务，同时提高粮食收购价；（2）增加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搞储备粮，自主扩大发展集体的饲养业； （3）农村必须破除“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陕南地区要重视发展山货土特产种植；（4）必须改变商业上冷冷清清的状态，要明确告诉大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

耀邦同志的这些提法，每一条都是安康干部群众所期盼的，符合民心民意的，老百姓齐声称赞胡耀邦。1965年安康粮食产量达到10.68亿斤，比1964年的6.99亿斤提高了52.8%。所以，到9月份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要求安康地委批判胡耀邦“右倾错误”时，大家都是非常抵触的态度。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耀邦同志已经去世多年，但凡是经历了这件事的安康干部群众对耀邦同志仍然特别有感情，我采访了几百个人，他们无不是抱着真诚的敬意来讲述耀邦的故事，这也是写书这件事情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但是能支撑我走下去的重要原因。

安康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对我感叹说，耀邦同志会见了全专区所有的十七级以上干部，开了十几场座谈会、报告大会，先后听他报告的不下万人，安康历史上有很多高级领导来视察过，但是都不过是白天听听汇报，晚上看看汉剧而已，只有耀邦同志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为群众解决难题，他真是一位亘古未有的好公仆啊！

当时担任安康专区供销社主任的孙杰陪同耀邦同志走了三个县，我采访他的时候，老人家已经87岁了，但提起耀邦仍然心情激动，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高级干部那样处理问题干脆、干劲足，如果中国的领导干部都像耀邦一样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没有成不了的事情。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我查询了所有的档案，耀邦同志安康之行长达八天，走了那么多地方，却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也反映了耀邦是发自肺腑地淡泊名利，从不考虑自己的名誉，视察既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记者拍照，真是一个心中只有百姓疾苦的高尚的、纯粹的共产党人啊！

（口述李大斌，整理王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