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与林彪、彭德怀并肩作战，为何惨遭马家军击败？

土地革命斗争时期，中央红军曾成立过九大军团，如红1、红3、红5、红6、红7、红8、红9、红10军团。其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红1、红3军团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力，战功赫赫，尤其是红1、红3军团两位军团长，林彪、彭德怀，更是红军中最负盛名的战将，锐不可挡。

然而，这是今天我们的片面共识，其实中央红军，还有一支部队，与红1、红3军团一样，是三大主力军团，那就是红5军团，其军团长就是那位说出“要打出一个生孩子时间来”的董振堂。

在红5军团之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1932年2月，红3军团长彭德怀作为前线总指挥攻打赣州。而此时的红5军团由于刚刚起义归建不到2个月，正在整顿训练期间，所以只将董振堂兼任军长的第13军派出担任总预备队。

先头部队红3军团，打开了赣州城的突破口，然后乘胜冲入城中，却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反突击，红3军团遭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城外。这时敌人4个师的援兵也已赶到赣州，城内敌人士气旺盛，对撤出城的红3军团发动猛烈追击。

追敌正当得势之时，半路杀出程咬金，董振堂的13军挡住了去路。

董振堂的士兵们全都赤膊弃枪，手持寒光闪闪的大刀静默无声，待敌人靠近之后，士兵们手持大刀对敌进行近身肉搏突击。此番搏杀，反复数十次，直杀得长空变色，敌人弃尸累累， 身首异处，仓皇败退。

而军团长董振堂在每次杀退敌人的进攻之后，都会坐地执刀向敌高呼：“谁来受死！”，犹如古代战神附体，吓破敌胆。后来据参加过此次战斗的俘虏交代，此战死于大刀之下的敌军数以千计。

此役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却展示了红5军团首战的风采，使得红5军团受到了红3军团的广泛尊重。后来，原红3军团的高层领导这样评价：

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红三军团）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搏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

不仅如此，红5军团与红1军团相比，可谓也是旗鼓相当，难分伯仲。

红军长征时，在当时的红军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足可见红五军团的地位：

“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红五军团殿后，是指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担负着绝命后卫的作用，可谓是长征中最艰苦的部队，不仅要面对数倍的敌人追杀，还要在军情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做好与主力红军独立作战的危险境地。

如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的绝命后卫师34师，掩护主力突破湘江后，被拦截，最后师长陈树湘及全师6000闽西弟子，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如巧渡金沙江，红五军团为了掩护主力过江，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最后使全体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所以有人说巧渡金沙江的“巧”是红5军团拼出来的。

正因如此，红5军团被誉为“铁流后卫”。

而在“铁流后卫”之前，红5军团长董振堂，因为卓越功勋，被选为中革军委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他还曾获得毛泽东亲别红旗勋章于胸前，并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可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军事奇才，出类拔萃的优秀将领，董振堂却陨命于西北马家军之手，令人悲叹，后人常假设，如若他不牺牲，1955年一定位列元帅之荣。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董振堂在生命的一刻，毅然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残狠的西北豺狼马家军，并不会放过他的尸首，他们割下他的头颅拍照、示众，以邀功领赏。

（在此一提的是，董振堂将军的头颅，直到78年之后才被找到下落）

当董振堂牺牲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之痛哭，并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以安慰英雄在天之灵。在追悼会上，毛泽东饱含深情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英雄可敬，悲壮可叹！

但我不禁发问：为什么在红军苏区时期、长征铁流后卫时期，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董振堂及其红5军团，为什么在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奉命西征的过程中，惨死于国民党地方势力马家军之手呢？到底是谁导致了他的惨败？

接下来，我就带着这些问题，追根溯源，还原一位可歌可泣的大英雄，并再一次缅怀他的卓越功勋与不朽精神。

一、热血起义；

二、铁流革命；

三、惨死西北；

四、君风万古。

一、热血起义

董振堂，出生于1895年，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人。自幼跟父亲习武，中学时获“优秀模范”称号。1921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学习，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 他跟随冯玉祥部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经历了驱逐末代皇帝出宫的“北京政变” ，随后又参加了与奉系、直系军阀以及直鲁联军的作战。

在历次作战中，董振堂英勇善战，深得冯玉祥的赏识，从排长一路擢升至旅长，成为西北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出师河南、湖北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董振堂因战功升任第36师中将师长。1928年6月，冯玉祥调13师守备洛阳，董振堂兼任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5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手讨蒋，中原大战爆发。董振堂又随冯玉祥率部参战，屡立奇功。不过这次战役最终以冯、阎联军的失败而告终。冯玉祥被迫下野，其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改编后, 董振堂任第25师73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一没有休整，二没有补充弹药，粮饷的二十六路军，急下江西围剿红军。

此时的董振堂看得很明白，知道这是蒋介石消灭杂牌的“一石二鸟”之计，他本受了共产党员刘伯坚的影响，对无意义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加之又受第26军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的影响，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当南下的第一列火车开到孙氏店小站时，董振堂一个团的人拒绝前行。蒋介石闻讯后,派人前往“诱导”,继之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

26路军到江西后,参加了对红军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二次“围剿”的失败，让26路军见识了红军的无敌神勇与高涨气焰。

于是，不愿与红军为敌的董振堂，消极作战，并制造假情报来规避与红军作战，结果被老蒋的眼线发现，惹得老蒋大骂董振堂“怕死”，要知道，老蒋是知道董振堂的部队，原是第26路军战斗力最强的队伍。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命令26路军困守宁都。同时，为了防止26路军擅自撤退，老蒋还特别在宁都和广昌之间派驻了嫡系朱绍良带部设卡。由于许多官兵水土不服染上疾病，加上医疗条件极差，几个月内死亡几千人，广大官兵普遍厌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民抗日情绪高涨，26路军官兵也值此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军，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一面电报请示蒋介石,一面下令全军北上。

但蒋介石坚决不让26路军离开“剿共”前线。部队开拔60多里到达湖岭时，受到阻拦只得重返宁都。26路军爱国官兵义愤填膺，第26路军的地下党员们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宣传党的主张，大力发展党员，仇蒋反日情绪普遍高涨。

在这样进退维谷的情况下，让参谋长赵博生和董振堂看到了起义的时机。起义计划，也被极速传到了瑞金的中革军委。中革军委对董振堂的起义极为欢迎与非常重视，高层专门开会讨论，双方还定下了对这支军队的整编和改造。

1931年12月14日起义，参谋长赵博生，73旅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率领26路军17000多名官兵全体起义。

全阵营起义，相当豪华，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还有2万多件武器，17000多人，相当于当时中央红军的三分之一多，因为当时中央红军只有4万多人。

不仅如此，26路军的武器也相对红军而言优良，在硬实力上胜出红军不少。可以说，26路军的起义，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实力。

起义部队第三天就进入了中央苏区，董振堂在此，见到了他日夜想念的朋友刘伯坚。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宣布了中革军委与起义部队之前的既定部署。原第26路军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一职由原第26路军74旅旅长季振同担任。

而主导起义的董振堂并没有一开始担任军团长，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为了争取74旅长季振同，一同起义，董振堂从大局出发，与他约定，一旦起义成功，让他担任起义总指挥，即后来的军团长。从这里可以看到，董振堂的起义并不是为了计较个人私利，而是满怀坦荡胸襟，寻找正义之路。

据红5军团军史可知，红5军团改编之初的组织框架为：

军团总指挥（军团长）季振同，政治委员萧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下辖三个军：
红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何长工；
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
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

新生之初的红五军团，其实力位居红军各军团之首。从此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立下了卓著功勋，彪炳史册。

二、铁流革命

加入革命队伍不到2个月后，红5军团迎来了首战赣州战役。不久，红军失利，在赣州腹背受敌，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急电毛泽东“暂停休养”赴前线指挥。

毛泽东大胆起用留作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果然董振堂不负众望，旗开得胜，红军主力解围。

1932年3月12日，根据中共中革军委命令，混合组编红1方面军的3个军团。红5军团被一分为三：红5军团红15军编入红1军团；红14军编入红3军团；红13军和原红1军团的红3军组成新的红5军团。

从此，红5军团和红1军团，红3军团一同成为中央红军的三大主力军团，而红军主力的三个军团中，又都有红5军团的部队。

1932年6月，董振堂升任军团长后，不久红3军又被划回红一军团。1933年6月，中央红军再次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五军团只下辖第十三师、第十四师和第三十四师。 但到了长征前夕，红5军团又发展到了12000多人。

尽管几经整编，裁撤，红5军团的实力依然可与红1、红3军团相提并论。继赣州战役后，接连打出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攻克漳州、大战南雄水口、北进宜黄、东安，东进赣东、西入黎川、建宁、泰宁等等，每战都取得了辉煌战绩，全程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勇猛又不失灵活，深得中革军委的表扬。

以南雄水口之战为例，从1932年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尸横遍野，这是红5军团首次独立作战，却留下了辉煌战绩，以粤军致使得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时任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写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

在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董振堂、赵博生双双获得“红旗奖章”--这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仿造苏联红军奖章样式，最早制作、最早颁发而且仅颁发一次的奖章，比红军后来制作颁发的“八一红星奖章”，还要早8个月。

毛泽东还曾派他的夫人贺子珍，来到红5军团，为大家表演节目。使董振堂感慨不已。

1932年4月下旬，董振堂入党时，他把自己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缴，惊动了毛泽东，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用，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他的举动让毛泽东大为感动。

这一幕，又让我想起了当年，董振堂告别母亲的一席话：“你不要惦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这一辈子，不会吸烟、喝酒，更不会逛窑子。即使我阔了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

可见，董振堂从这时开始，就与旧军阀中的绝大多数军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五军团由于首屈一指的战斗能力，奉命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完满完成了中革军委交与的战略任务。尤其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湘江战役中，负责断后的董振堂红5军团更是付出了惨烈的牺牲。红5军团仅有2个师，其中34师全军覆灭，自师长陈树湘以下6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后来由于减员较多的原因，1934年12月下旬，中革军委在贵州黄平县进行整编。经过整编,将红8军团与红5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5军团。

1935年1月，转折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正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的红五军团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接到参加遵义会议的通知。由于董振堂要布防和检查部队的设防情况，董振堂未能赶上这次重要会议。但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遵义城东南布防，阻止了国民党军的追击，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发生在巧渡金沙江时。

由于红军在抢渡金沙江时，由于渡船少，仅仅只有七艘小船，一艘还有问题，每次中央红军只能渡过数百人，二、三万红军一时之间难以过江，为了让全军有充足的时间渡过金沙江，铁流后卫董振堂又一次重任在肩。

董振堂领命后，率领红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面对严峻的形势，董振堂率部坚守九天九夜，得知红军主力胜利渡江后，才指挥全军团人员连夜渡过金沙江。

其中，一路护卫的红五军团，在整个长征期间，一直处于战斗状态。由于沿途各国民党派系为了保存实力，对担任开路先锋的红1和3军团并不拦阻，主要对红军的尾巴进行堵截，以致红5军团付出了更大的牺牲代价，但又次次让敌人得不偿失，始终未能突破后卫防线。

红5军团的喋血作战能力，使蒋介石必深为痛恨。1935年2月15日，他发出了这样的缉拿告示，于云南《民国日报》刊登如下内容的悬赏：

“（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我们可以看到：董振堂排在林彪、彭德怀之后，可见在老蒋心中必除之而后快的份量。

三、惨死西地

然而，本让蒋介石没有机会必除之而后快的董振堂，却让自己人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龌龊之事，白白牺牲了红军一员擎天大将。

1935年6月，红1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革军委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军。其中右路军主力为红1方面军，左路军的主力为红4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团被编在左路军中，受张国焘指挥。

后来，张国焘阴谋篡权，决定另立中央，于是身陷左路军的红5军团，突然被张国焘收走了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密码。从此，红5军团与中央断了联系。

张国焘针对能征惯战的董振堂及红5军团，开始了步步控制：先是将红5军的两个主力团和政委李卓然调走，接着将红一军团余部与红4方面军的第33军合编（第33军是游击队改编而来，战斗力弱），遂改番号为红5军，董振堂由军团长变为军长；最后又派自己的亲信黄超担任红5军政委，架空董振堂。

但即便这样，直到后来红四方面与红2方面会师，再到最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铁流董振堂率红5军，依然捍卫着红四方面军的后方。

后来，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争取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地区发展，既避开国民党强大统治的黄河以东地带，又可以打通和苏联的国际交通，获得苏联的帮助，中央军委（1935年7月芦花会议上明确这一称谓）制定了宁夏战役。

宁夏战役的部署，是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军，打过河西。

1936年10月25日，董振堂红5军受命保卫黄河渡口，掩护各军渡河。当红四方面军的9军和30军渡河后，胡宗南部队突然向黄河渡口杀来，逼迫红5军全部撤到了黄河以西，可是后续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以及彭德怀红一方面军却被阻隔在黄河以东。

此时，渡过黄河的红军部队，是9军，30军，5军三个军外加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总数为21800余人，其中董振堂的5军不足4000人。

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在11月11日时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红军西路军，以陈昌浩为军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继续西征新疆，以完成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从此，西路军走上了孤军深入，没有后方根据地，也得不到弹药补充，缺衣少穿的征途，他们沿途要不断与拥有大炮和骑兵的马家军作战，人员在屡次作战中不断消耗却得不到补充，他们拥有的，只有一个信念，打到新疆去接受苏联外援，然后再狠狠地打回来，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于是，长征中一直担任“铁流后卫”红5军团，此时即为红5军，在西路军前进的征途中又成了开路先锋，他们一路攻到了甘肃高台。

然而要命的是，此时的董振堂，处处被黄超掣肘。

当董振堂占领临泽，带红5军两个团离开，解放高台后，在临泽留守的黄超，并未在9军和30军陆续到达的情况下，带领5军的另外2个团支援高台，使得最后当马家军合围高台危急之时，徐向前不得不另派新成立的骑兵师前往救援，错过了战机。

从1937年1月5日起，当合围高台的马家军陆续抵达时，善于审时度势的董振堂就意识到高台不守，他秘密派了一部分士兵在北城附近挖了一个地洞，上面覆盖上薄土，准备突围时使用。

正当董振堂率领全军突围时，结果被黄超派人化妆入城，以党纪军纪的名义命令死守。董振堂身边没有电台，无法与总部联系，董振堂只得放弃突围，死守高台。董振堂召集仅存的50名干部开会，向部下发出了“与高台共存亡”的命令。

经过8天8夜的激战，高台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警卫员和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逃出去。敌人合围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他用一颗子弹壮烈殉国。

黄超不仅害了红5军，还害了新组建的骑兵师。这个没有经验的骑兵师被马家军打散，师长和政委双亡阵亡。

而以党纪军纪要求董振堂死守的黄超，对自己却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当马家军进攻临泽时，却没有半点与临泽相存亡的精神，一跑倪家营子，再跑到了新疆。但最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在新疆被杀害。

徐向前后来在《血战河西走廊》中回忆说：“董振堂是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董彦俊、秦贤道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

四、君风万古

董振堂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人品高尚，深受战友叹惜与追忆。

在长征中，正值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刚打响，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突然临盆难产。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

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陈慧清身边时，都怒目而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80多年前，董振堂说出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说明了他高尚的人格情操；80多年后，后人每看到这一段文字，无不莫名感怀。

领袖毛泽东后来，也在不同场合提出董振堂。他在瓦窑堡会议上曾特别强调：“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变成红军的董振堂，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在新保安，当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特别提到了董振堂。 再在1936年，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又特意提到董振堂：“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

在董振堂牺牲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高度评价：“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1956年11月，叶剑英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仰望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时，感慨万千，赋诗一首：

“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1979年8月，当年任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原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萧华，来到高台吊唁董振堂，不禁涕泪沾襟，也写了两首诗：

“肃立高台悼忠魂，犹闻宁都号炮声。击案愤起干城将，振国英雄拭雱锋。”
“战死错路志未酬，留取碧血化红旗。七天七夜一步书，悲壮千古泪沾襟。”

红军的其他战友也始终在怀念他和关怀其遗属。董振堂牺牲后，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曾到河北新河县董振堂家中探望。

1946年，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董振堂的堂兄辗转找到了贾明玉一家。解到具体情况后，将贾明玉和儿子女儿火速接回了解放区。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毛泽东特批：边区政府分配了50亩良田给董振堂家人，后来他还派人送了60万边区币过来。

在此，还要特提一件枣红色毛毯，因为它记载着革命元勋们的深厚情谊。

宁都起义后不久，董振堂到红军总部开会。在朱德住处，董振堂地发现，朱德的木板床上只有一个垫褥和一条很薄的军被，根本无法御寒。第二天，董振堂拿了自己的毛毯送给朱德。朱德连连推辞。董振堂真诚地说：“这条毛毯是我用干净的钱买的，可不是发的洋财，如不嫌旧的话就请您一定收下。”
朱德只得感动地接了过来。后来这条毛毯跟着他，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长征途中的日日夜夜，一直到了延安。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经常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经常工作到深夜，朱德就把这条毛毯送给周恩来抵御。
后来董振堂牺牲噩耗传到延安后，周恩来睹物思人，一边用手轻轻抚摸这条枣红色的毛毯，一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革命不易啊！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率领八路军上前线抗击日寇，周恩来又将这条毛毯回赠朱德。朱德又带着这条毛毯南征北战，直到新中国成立。

幽幽后世，君风高节，功德绵长，后人长忆：

相貌堂堂武艺高，铮铮铁骨叹人豪。
早前征战驱强虏，日后争锋树赤刀。
绝地征途拖后敌，凋荒西地挫蛮獒。
犹留佳话为谁死， 壮烈千秋后世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