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很多，但是能够完成大一统的却很少，无论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还是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又或者是后世的金朝，顶多只是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元朝和清朝是为数不多的特例。除了很难完成统一之外，这些政权存续的时间也往往相对短暂，五胡十六国时代的那些民族政权就不用说了，北魏与金朝都只有150年左右，元朝更是不到一个世纪就分崩离析，在这一块，清朝无疑又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存续了近300年之久，超过了大一统王朝的平均水平。
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清朝存续的时间为何会远远超过元朝，甚至不输给任何汉族建立的王朝呢？除了清朝前期的几位统治者相对勤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之外，鸦片战争后，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也让清朝续命不少。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满清贵族统治汉人的各项政策更加高明。除了自始至终都小心翼翼的提防汉人造反之外，更是在掌控汉族文人这一块绞尽脑汁。
毫不夸张的说，在清军入关后的岁月里，满清贵族自始至终都认为汉族文化人是难以掌控的潜在叛乱者，他们可能只要写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就可以激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所以清朝统治者对文化人始终采取高压政策。最直接的操作便是大兴文字狱，一旦犯罪证据被“坐实”，轻则自己被处死，重则亲属遭到株连。尽管这种高压政策在最初也引起了文化人的强烈不满，然而只要政策一直存在，即便它是错的，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们渐渐麻木。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到了清代中后期，当文化高压政策持续了近两百年后，公开反清的文人已是寥寥无几，不仅如此，大部分文人成为了清朝统治下的“乖宝宝”，他们或是闭目塞听，莫谈国事，或是愚昧无知，自诩天朝上国，对外一无所知。文字狱对于文化的压制可谓是罪在当代，遗祸万年，但是对于清朝统治的稳定，确是“功德无量”的。
除了大兴文字狱之外，清朝统治者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选择性的使用与改造。宋代以来产生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已经成为正统思想，由此延伸出的“礼教”也被视为万物的基础，到了清朝，更是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理论基础。经过改造之后的儒家精神，已经完全失去了孔孟提倡的“仁”与“义”的人文精神，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质的分离，虽然汉武帝是这方面工作的老祖宗，但满清统治者却“尽善尽美”，无所不用其极。
读书人一方面受到这些改造后的儒家文化影响，一方面也因为文字狱等恐怖政策的震慑，变得越来越顺从，也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但没有半点反清的意愿，甚至对清王朝的忠诚度超过了八旗子弟。以至于在出现反清起义的时候，主动帮助满清政权，成为镇压起义的最可靠“盟友”，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便是最好的案例。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僚与文人，几乎在起义的最初就坚定的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背后，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借助这股力量顺势推翻清朝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推翻满清政权的这一点上，他们的功劳甚至不及后来的袁世凯。
不难发现，元朝也好，清朝也罢，大部分汉族文人都是十分顺从统治者的，而且越是信奉儒学的文人就越是顺从清朝的统治。而另一方面，反对元朝与清朝的人似乎都与儒学没有半点关系，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大多都是披着宗教外衣，比如红巾军起义。而满清时期的反清起义，诸如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乃至于一些少数民族发起的起义，也都和宗教有关。至于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领导者也几乎都是基督徒，没有一位是笃信儒学的信徒。而那些儒学的虔诚者们，要么就是固步自封的守旧派，开明一点的顶多也是洋务派或者是立宪派，几乎不会主张暴力革命。这又是为什么呢？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
其实要理解这一点也不难，这恰恰说明了文化高压与改造后的儒学，对于文化人的影响或是危害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在民国建立之后，各种封建余孽依旧不依不饶。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领袖们才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归结于儒家文化，以至于提出了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极端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能够有这样的眼光，不得不说真的是跳出了那个时代，看的很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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