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台：微信状态“连接”的社交调节实践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数字连接所产生的时间错置、干扰、边界模糊和暴露效应危及数字福祉，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断连和优化连接成为用户的另类选择。不同于“精装”朋友圈和“无人问津”的微博，微信状态用户通过想象可见性及平台具象可见性搭建了能够展示真实自我和获取关注的中台。在中台，用户驯化微信状态的部分功能以打破“线上围城”、降低社交倦怠，线上社交的“去连接”行为增加。为满足在线社交难被感知、能被遗忘和塑造认同的新社交需求，用户通过微信状态调用“电子日记”、网络“树洞”和仪式性“心愿池”等传统人内传播方式实现在线社交空间中区化，在平衡隐私与表达之间取径线上交往的“再连接”。无论是基于连接功能的去连接社交实践还是基于断连需求的再连接社交表达，都是用户驯化技术的反连接交往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线上社交调节。

作者简介

何国平，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江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推动塑造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战略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2BXW024）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微信创始人和核心开发者张小龙在2021年微信公开课“微信之夜”演讲中提及：2020年，2亿人将朋友圈设为3天可见，而2019年只有1亿（搜狐网，2021年1月20日）。2019年至2020年这一年时间里，新增1亿人“隐藏”自己的朋友圈。作为中国活跃度最高的社交平台的内置功能，2021年上线的微信状态顺应了这一线上社交隐匿化趋势。微信状态允许用户选择平台预设的主要状态（心情想法、工作学习、活动、休息）或自定义状态来展示当前心情和活动（图1），显示在微信“我的个人页面”上方。用户设置微信状态后，聊天对话框页面显示状态信息，好友能够互相点赞和评论，仅双方可见；状态持续期限为24小时，过期或者用户手动结束状态后消失。

在减轻社交压力、重现个人真实状态方面，微信状态满足了相当一部分用户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一个简洁纯粹、阅后即焚、志同道合的全新朋友圈。早在2013年和2016年，Snapchat和Instagram已经开发实时分享、瞬时可见的功能，不仅满足“千禧一代”表达自我、记录生活的需求，而且是其建立社交联系、获取认同的重要途径（Georgakopoulou，2017）。这些功能设计减轻了在线连接对数字福祉（digitalwell-being）的危机后果：时间错置（timedisplacement）、干扰、边界模糊和暴露效应（Vanden Abeele & Nguyen，2022）。

2024年6月以来，#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话题长期占据抖音热搜榜，相关视频播放量达5.9亿次（截至2024年11月）。实际上，近年来微信朋友圈因“人设”“精装”已引发广泛讨论与媒介反思（央视网，2022年11月17日）。“生活再苦，也不能苦了朋友圈”看似是网友对前台朋友圈精装行为的自嘲，却折射出其内心复杂而矛盾的心理需求：既渴望完美，又不希望背离世俗价值。而另一端，在微博“潇洒”“蹦迪”的网友吐露心声、表达真实自我的需求虽然得到代替性满足，却由于使用习惯和公共社交的平台定位与线下社交环境脱节，而陷入“说了没人听”的窘境。朋友圈精致展演成为用户表达自我的“前台”，微博则以宽松和私密特性，充当用户呈现个人情感和想法的“后台”。因此，一边是表演前台门庭若市的热闹，另一边则是剧场后台无人问津的寂寞。用户在满足表达欲和保护隐私的矛盾心理中，寄希望于在前台与后台之间寻找舒适社交的“中间地带”。通过微信状态展示即刻心情、状态和活动，用户实现社交表演的前台后移与后台前移，满足“既要，又要”的社交需求。

在线上社交层面，社交倦怠成为考察用户平台迁徙的原因（李慧，周雨，李谨如，2021），可见性、自我呈现、数字连接危害等成为探讨社交平台管理策略和连接风险的重要进路（吴风，谭馨语，2021；Vanden Abeele et al.，2024）。聚焦于微信平台，研究主要关注朋友圈和群聊，涉及话题包括自我呈现、情境崩溃、家庭驯化、谣言治理、社会支持等（董晨宇，段采薏，2020；方格格，张多，幸剑鸿，2023；黄建华，2023；王炎龙，王石磊，2021；张杰，马一琨，2022）。然而，微信状态所表征的中国社交生态演化以及用户线上连接的微妙心理有被忽视的倾向。基于已有成果及访谈资料，本文以梅罗维茨的场景（sense of place）（梅罗维茨，1985/2002：65）和数字断连（digital disconnection）（Vanden Abeele & Nguyen，2022）为理论谱系，经验考察Z世代用户如何通过对微信状态的技术驯化和功能挪用（Silverstone，1994：35，2005）搭建沟通前后台交往属性的中台，及其在享受中台过程中衍生的以实现舒适社交为目标的去连接和再连接实践。研究问题为：（1）用户基于何种社交需求驯化微信状态为社交中间地带？（2）中台具有哪些功能架构？与想象的受众建构了怎样的情感依托？（3）为实现舒适社交，用户在中台建构了哪些连接方案？

二

文献综述

（一）中区（台）与中区行为

戈夫曼（1959/2008：19-37、97-100）的拟剧理论将戏剧表演的“舞台”（stage）作为命题引入社会学，将人类的表演场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制度化的社会存在，人们扮演理想化和社会化的自我；后台活动破除限制，更多的是自发性讯息的流露。不同于戈夫曼的静态情境，梅罗维茨赋予情境以动态视角。后者将前台到后台的过渡地带称为“中区”（middle region)，在这个混合场景中的行为称为“中区”行为（梅罗维茨，1985/2002：44）。而从场景分离中产生的两类新行为被称为“深后区”行为和“前前区”行为。中区或“侧台”行为模式包括最初台上和台下行为模式的元素，但又没有这两种行为模式的极端行为。梅氏的中区即戈氏的中台（middle stage)，实际上《消失的地域》一书也将二者混用。中区的生成在于新的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能“重建大范围的场景”，进而产生“新的社会场景的行为”，所谓新媒介产生“新场景、新行为”（梅罗维茨，1985/2002：36）。

与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拟剧理论在分析同步媒体时更适用，因为其更能揭示其中的实时相互监控（Rettie，2009），即表演者能够不断地构建和呈现自我并根据观众通过媒体感知的社会规则调整自我（Song & Chang，2017）。然而，机构话语的非正式化和公共领域的“对话化”（Fairclough，1992：205-210）使后台和前台区域的界限模糊，社会行为向普遍中区化发展（周勇，何天平，2018）。在新闻业，“中台”为受众创造了参与文本生产的机会，但参与可能会被引导。受众自以为掌握了剧目的全部信息，其实陷入“后台”开放的陷阱，固化传者原本的权力主导地位（王斌，李岸东，2018）。有研究认为梅氏基于传统媒体建构的中区是“被动的中区”，因此提出“主动性中区”的概念以适应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骆正林，宋玉生，2021）。在社交平台领域，作为中区展演的语境移植，微信截屏传播经用户驯化后存在被动型、协商型、共谋型三种有区隔且可转化的中区情境以实现个人印象管理（闫岩等，2023）。

（二）连接、断连与去连接

社交媒体过度连接引发的社交负担与维护成本增加、为打造人设而不断接受自我与他人审查、社交比较引发压力与倦怠、私人生活的时空压缩，使用户感到“窒息”（彭兰，2019），因此社交媒体用户的断连愿望强烈（陈雪薇，张鹏霞，2021）。尽管媒体断连从电视时代既已进入研究视野，但数字媒体的崛起使它受到更广泛的主流关注（Vanden Abeele & Nguyen，2022）。挣扎于随时随地连接的用户转向数字断连以“重获控制”（Syvertsen，2020：178），通过“驯化技术”（Silverstone，2005：80-102）以维系数字福祉。众多成果考察如何通过技术和装备实现数字断连，但类似刚性断连干预的有效性存疑（Nassen et al.，2023），因此数字排毒计划（digital detox programs）作为从永久在线的数字世界中暂时退出以休养生息的方案受到用户重视并实施（Hiniker et al.，2016）。

毕竟，实现和维持刚性断连存在现实困难（Bucher，2020）：一是在高度数字化和永久在线的文化中，断开连接依赖连接而存在；二是退出新媒体不是个体选择，社会规范在连接还是断连方面比法律更有力。人们日益依赖数字技术进行交流、工作和日常生活，平台与现实生活的高连接性使完全断开变得困难和复杂。因此，不能仅视断连为问题或异化风险（Baumer et al.，2013），也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对技术的拒绝和抵抗，而要看它是否具备变革的积极力量（Hesselberth，2018）。通过断开连接，人们可能重新审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于是，尝试采用方法或策略驯化技术实现弹性断连，即“寓于连接性之中的断连”成为用户的选项（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2022）。

作为媒介非使用行为的断连分为非自愿不使用和自愿不使用。前者反映在数字鸿沟和社会不平等中，通常将不使用视为缺乏进入（access）、技能和手段的后果（Hesselberth，2018）；后者是抵抗和赋权的主动选择（Syvertsen，2017：119-122）。媒介非使用者分为抵抗者、拒绝者、被排除者和被驱逐者四类（Wyatt，2014）。主动媒介非使用行为又分为非连接与去连接：非联（连）接指通过平台技术可供性操作以行使媒介自主能动性的行为，去联（连）接则是技术可供性限制条件下通过不使用技术践行媒介抵抗的能动性实践（刘松吟，刘德寰，2022）。可见，作为断连类型的媒介非使用行为具有多维性与复杂性。

文献回顾发现，相关成果通过分析连接压力和社交技术设施，探讨用户选择特定平台或渠道断连的原因、过程、装备及行为意义，为本研究提供成熟命题和辩证分析思路。但已有研究对微信状态上线后承接部分从朋友圈流失到微博的用户，甚至吸引少数微博原住民返迁的“后平台迁移”现象缺乏关注。用户在连接与断连两种极端状态中寻找平衡、舒适的社交实践也有被忽视的倾向。

三

研究设计

（一）访谈对象

综合考量性别、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等因素，本研究于2023年11月16日至12月21日通过小红书、朋友圈、微博渠道招募微信状态使用者，进行40分钟—60分钟的半结构化访谈。当访谈对象不能提供新鲜内容，招募结束，最终确定23名受访者。鉴于研究主题与微信状态的使用频次相关，访谈对象聚焦于能够自由支配手机时间的群体。由于微信状态设置的功能较为细腻，使用者多为女性及学生群体，因此本研究将访谈重点人群定位于大学生及以上学历者和职场新人：女性15人（F）、男性8人（M），年龄在16岁—28岁；学生群体中高中生3人、本科生7人、研究生7人（均为在读），在职6人，均属于Z世代青年群体。按微信状态使用程度分为：高频使用者10人（S1—S10）、中频使用者9人（S11—S19）、低频使用者4人（S20—S23）。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访谈围绕“用户在去连接与再连接过程中涉及的具体实践行为及使用动机”展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受访者使用微信状态、朋友圈、微博及其他社交平台的动机、频率、权限设置、成本，不同平台发布内容选择渠道的标准、原因及使用体验，不同状态使用时的选择标准及动机，不同平台获得反馈对使用行为的影响等。访谈数据转录成文字后，选取信息量大的段落进行质化分析。经反复比较资料，发现“微信状态与用户的去连接及再连接实践”作为核心范畴具有统摄性，核心范畴故事线为：用户倾向于使用微信状态承接不适宜在前台朋友圈和后台微博发布的内容，以弱化社交表演与获取好友关注。依托用户的想象，微信状态在社交关系接口、数量、质量、反馈等层面打造的中台社交生态圈允许用户过滤部分连接与表演，打破人际交往的社交“围墙”。在中台的深度体验中，用户通过挖掘并挪用状态及功能实现“树洞”“日记本”“心愿池”等后台场所的中台化转向，达成基于人内传播的“再连接”。

四

中台之需：无力迁移，寻找

连接中间地带

平台型社交媒体的崛起不仅加剧了竞争，也促使用户在平台间迁移，以寻求最优社交体验。怀有“既要，又要”心理的用户不再满足于平台的单一特性，而期待整合多方优势的新型平台。因此，他们在精致朋友圈与寂寞微博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中间地带：既满足表达需求，又能维护隐私安全，以实现健康适度的在线社交互动。

（一）前区后移：弱化表演

在满足用户拓展社交、维系关系、记录生活、获取信息等需求的同时，朋友圈出现过度社交展演、脱离现实情境等问题：“有些好友把朋友圈弄得比较精致，但接触下，她（他）们朋友圈会有很大不一样，（微信）状态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他们，所以我更想去刷他们的状态。”（S16，2023年12月8日）

“有时候看朋友圈其实挺尴尬的，比如A和B分手、C和D关系变淡，这些通过互动一眼就看出来了。”（S5，11月25日）微信朋友圈致力于打造熟人线上社交，但随着媒介嵌入社会程度加深，大量临时搭建的关系涌入微信，改变了朋友圈的社交环境。交往范围扩大使用户陷入角色混乱、交往情境分离等困境，线上自我呈现多元化成为趋势。因此，当朋友圈汇聚各种交往关系，用户难以保持或者只展示某一种社会形象时，会造成交往情境崩塌（context collapse）（Marwick & Boyd，2011）。当朋友圈好友感受到用户线上展示的形象与实际接触的形象反差大时，用户会陷入人设崩塌的境地，其在朋友圈的过度表演行为会影响未来社交关系。

“发朋友圈还挺有压力的，我会在意好友的跳赞行为以及不自觉比较与其他好友的获赞量，因为这能够反映人缘好坏。”（S2，12月8日）“可见性”（visibility）（Thompson，2005）意味着什么能被看见，什么能在视野中被感知。在朋友圈共同好友点赞、评论公开的社交压力下，用户发布的内容具有可见性与可量化性。点赞和评论的自我量化不仅被视为社交货币（social currency）（Bourdieu，1977：36），也是用户自我价值和社会接受度的体现。用户根据点赞及评论数量审视自己的品位和人缘，并反馈性调整展演策略，以更适应社交网络的期望和标准。同时，好友也根据点赞和评论审视用户的人际关系。在社交网络中，好友列表、互动频繁的联系人和社交反馈，共同构筑用户社交圈的可见性轮廓。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审视使用户身处于“全景监狱”（福柯，1975/2012：224-229）中，用户无法确定何时被谁看到，但会在持续观感中规范自身行为。由于使用人数较少、进入空间较隐蔽和24小时自动消失等原因，微信状态大大降低了被监视感与被约束感，处于社交压力下的用户可以频繁随意使用。

（二）后区前移：获取关注

多数受访者的微博好友人数少，刻意避开家人、朋友等线下强关系，微博被建构为隐蔽程度高的自我流露空间，但同时陷入隐私保护与想象的受众（imagined audience）（Marwick & Boyd，2011）稀薄的矛盾中。微信状态则构建了观众少且能够通过点赞、评论等感知社交可见性的验证空间。用户的目标受众由微博的笼统阅读量转变为对状态栏好友的确切感知，想象的受众范围缩小但清晰高效。个人不是信息孤岛，需要被看见、被连接（诺伊费尔德，马泰，2004/2019：14）。使用微信状态满足了用户被看见、被关注的需求。

“我发微博的时候觉得自己在演独角戏，因为在微博我没有任何好友，所以一些内容我会发在状态。”（S6，11月25日）在获取信息、结识趣缘群体、拓展弱关系等方面，微博具有优势，但由于平台特性及关系迁移成本高，微博难以发展熟人社交圈。越来越多用户将微博当作随意展示难以被他人接受的形象的后台，发布负面、私密和松弛的内容。然而，这在防止陌生受众“入侵”的同时也阻碍熟人和目标受众进入，用户陷入“自说自话”、难有共鸣的沟通困境。微信状态则处在公共平台与私密平台的中间地带，能够桥接（bridging）和承接自我消化和不适宜社交展演的内容。

五

搭建中台：调控可见性，重获

“附近”社交主导权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深度嵌入在线连接，而忽视与附近的互动。关于“重建附近”的倡议认为，流动的附近不断衍生新的关系和意识，个体需要回到“最初500米”（项飚，张子约，2022）。由于地理和社交的亲近性，“附近”使前后台区域的界限模糊化。通过具象可见性与想象可见性，平台与用户共同实现“附近”感知，完成中台搭建。因此，调控社交可见性是感知“附近”社交的必要手段，也是中台搭建的技术基础。

作为权利的可见性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定义被看见的权利、让他人被看见的权利”（Dayan，2013）。因此，在难以摆脱永久在线和异质交往的现实中，网络行动者可以通过调控社交可见性，决定传播内容的覆盖范围，以掌控附近社交圈的主导权，提高线上社交的临场感与参与感。

（一）具象的可见：中台的功能架构

平台通过具象的可见搭建有形的附近，构成中台的技术底座。平台在关系数量、质量与接口三个方面赋予用户能被看见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见性带有“人为筛选”特征。换言之，平台不再只是简单提供技术与功能接口的机器，而是打通前后台社交区域壁垒、充当关系过滤的第一层把关者。在打造微信附近社交圈上，用户社交中区化行为表现在社交表演弱化与袒露心声强化两个方面。“状态就是随手一发，不会P图、构图，文案也不会想半天，有时候甚至只有图或者文。但是朋友圈我绝对不会这样，有点浪费刷存在感的机会。”（S23，12月15日）“玩的人确实不多、发的东西也没那么私密，属于自己的小空间。”（S17，12月10日）

在关系数量方面，由于入口隐蔽及用户特定使用习惯，微信状态使用人数比朋友圈少，形成“小剧场效应”：表演者稀少，服装、灯光等装饰道具较简单，观众有限，演出和看剧行为随机性较大，观众对剧场演出期待也低。表演者根据观众的人数及表演内容决定呈现或袒露程度，甚至把剧场当作“与自己对话”的心灵空间，而放弃使用道具且忽略观众存在。由于人数较少、关系简单、表演成分较低，微信状态的小剧场效应帮助用户逃离繁琐复杂的社交圈，重获舒适社交的自我主导权：“大家一到期末这种重要节点，就会设疲惫、勿扰这些状态，但是朋友圈依旧光鲜亮丽。因为自己精神状态不好，所以就会关闭朋友圈一阵，刷状态。”（S1，11月23日）

在关系质量方面，微信设置分类呈现状态功能，用户在状态栏能看到设置相同状态的好友。基于心情、状态相同而临时搭建的圈子与基于血缘、业缘、趣缘的圈子差异明显。前者的成员不需要遵守圈子的规约，也没有与其他成员维持社交的义务，但能带来身份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当朋友圈呈现“美好生活”，用户在状态栏看到其他用户“过得不太好”时能带来慰藉，甚至通过感受到的“悲欢离合”开启新话题，巩固社交关系。

在平台接口方面，用户有两种渠道看好友的微信状态：一是个人页面上方的状态区域，二是经聊天框、朋友圈、列表等指引的好友备注旁。状态与聊天框、朋友圈连接进一步缩小人际关系圈。因此，状态的可见性从“朋友圈裸奔”转向“二次过滤提纯”，范围也相应缩小。在这一小剧场中，从演员数量少且有身份认同感，与观众共同维护临时搭建的剧院。戈夫曼（1959/2008：45、113、147）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并没有对观众进行明确分类，本文将该著的“观众”“剧班”“局外人”等概念融入微信状态用户的角色描述，将其分为三类：闯入观众、忠实观众及剧外演员，以展现不同场景下用户的使用心理。

闯入观众一般通过朋友圈、状态栏进入剧场，具有偶然性：一是他们恰好经过剧场，二是他们恰好对演员抱有好奇与期待。闯入行为也分两类：通过点赞和评论表明身份的可感知行为与不留下互动痕迹的不可感知行为。面对突然闯入的可感知观众，演员可能会惊悚，调整演出内容并遵循“最大公约数”原则以保证所有观众能接受，甚至设置权限限制此类观众进场。当然，也有演员并不反感突然降临的观众，视为社交之外的惊喜：“会感到很惊讶，但是也会觉得是一种认同。”（S12，11月24日）面对不可感知的观众，演员通常持不在意与怀有期待两种态度，对应后文想象的受众的模糊化与清晰化行为。

忠实观众通常是经过聊天页面进入剧场的受众，包括目标受众和非目标受众。目标受众即演员想要传递特定内容的对象（如好友、恋人等），非目标受众指频繁关注演员而与表演内容无关的受众。忠实观众具有很强的可感知性，不仅给演员传递点赞、评论信号，还通过演员的想象来构建。不同于搭建在剧场外的第二平台（如朋友圈和聊天框），演员与观众通过眼神、表情、掌声等非语言符号及呼喊、赞扬等语言符号交流，在保持边界感、减轻交往负担的同时保留、拓展原有关系。

剧外演员指同在剧场演出的其他演员。由于剧场规模小、剧班成员的流动性弱，因此剧外戏班演员构成观众的一大部分，甚至超过其他观众。演员之间通过点赞、评论，既提高剧场的存在感和氛围感，也维持社交和保持身份认同。“关了朋友圈又想看看大家最近在干嘛”（S9，12月15日）“自己会发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可能觉得别人也会发得真实点”（S17，12月10日），这些是演员关注其他展演场的主要原因。青睐强关系交流、替代前台社交分享圈、了解好友个性，这些刷状态的原因表明：用户渴望可控的、舒适的附近社交圈。

（二）想象的可见：中台的情感依托

在线交流的用户会想象受众的轮廓，用户的自我披露行为受制于脑海中网络节点的想象的受众（Dayan，2013）。想象的可见性进一步指明用户如何控制和确定想象的受众画像，即判断目标受众是否、能否看到的过程。通过想象的可见，用户感知的模糊而无形的附近构成了中区的情感依托。由于没有明显的技术装置搭建交往边界，想象的受众增加了传播不确定性。然而，微信致力于强关系连接，好友覆盖用户现实生活的大部分亲密关系，因此微信状态有被所有好友看见的可能性。用户判断目标受众可见性的过程，决定传播效果的流动性和中区行为的流动性，即用户从社交媒体环境中获取线索来确定附近社交地带，而支撑用户附近社交的是想象的受众与平台的情感。

“在乎我的人自然会看到我的状态。”（S11，12月9日）微信状态展示的内容即使不会收到好友反馈，但由于传播范围小、受众关系亲密而被认为是高效传播。传播范围取决于用户具有明确的想象的受众：“如果我想要某个人知道我的某件事情，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口，我就会发状态。”（S1，11月23日）即使微信状态是一对多传播，但当用户希望通过状态间接向特定受众传递信息时，可将状态定义为一对一的人际传播。用户想象的受众以某个确定的画像为中心，此时附近由一个范围面变成一个点。平台既是架起传受双方沟通的桥梁，又是超语言传播介质。用户在状态栏委婉表达想法，看似展示给所有微信好友，实际上只给特定想象的受众。这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传播行为既让沟通更加高效、生动，又不会产生社交压力。

“暧昧期的时候想确定他对我有没有意思，我就会在状态上问有谁和我一起去看这个电影这样比较笼统和一些模糊含蓄的话。如果没有回应双方都不尴尬，因为难以确认他有没有看到。”（S7，12月9日）传播不确定性给双方营造更加广阔、自由的对话空间，即使用户没有收到目标受众反馈，也能想象成目标受众“没有看到”。即使目标受众看到了，却不想明确反馈，也不会暴露“看过”痕迹。“此时无声胜有声”，在某些情境下，超语言介质的交流比语言更有效力。然而，由于低反馈性，用户需要借助其他交流情境判断传播内容是否到达目标受众，这有时会降低用户使用超语言介质的意愿：“有时会发歌词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但是发现他只是以为我单纯欣赏，后面发的就会比较直白。”（S1，11月23日）在确定传播效果后，用户进一步仔细审查自我披露的信息，在含混的有限表达中二次弱化或增强可见性（周睿鸣，王祎琛，2022），以达到预设的传播效果。

当想象的受众画像模糊时，用户会产生“不知道谁会看到，但是关心、好奇我的人会看到”（S13，12月17日）的信念。即便目标受众不确定，用户仍坚信微信状态能取得传播效果。尽管传播效果的既定标准是模糊的，不能追溯到谁看到了，但用户相信“关心他（她）的人”会看到他（她）的状态。不仅传播对象与前文探讨的不同，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也各不相同。此时传播方式转变为一对多，且传播内容广泛，不具针对性。相比一对一传播，用户显然不再那么在意和期待传播效果。用户更倾向于将状态反馈定义为锦上添花的“装饰品”，而非雪中送炭的“必需品”。无论目标受众清晰与否，无论传播方式为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在公共平台说悄悄话”既是社交技巧也是社交新需求，即用户希望打破两极社交模式、融合不同平台的社交实践。

六

享受中台：逆用连接，调节

在线社交

逆用连接，是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2005）驯化理论体现在新媒体时代的新的社交方式：用户主动对平台的连接程序和生态反向操作，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拓展社交可操作空间，在连接维度进行去连接操作。在本文，逆用连接指两个方面：使用连接功能进行的去连接社交调节行为与抱有去连接意愿而进行的再连接社交表达行为。前者是对外的社交调节行为，涉及人际传播；后者是一种新的个体社交表达方式，涉及人内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去连接”指用户使用微信状态减少线上连接的程度，不是技术受限条件下的断绝使用，也非用户主观上对网络连接的整体性拒绝，而指对产品功能的控制；“再连接”指在泛连接传播生态中，用户在摒弃社交产品及功能的同时，挖掘部分产品的特色连接功能，享受再次连接带来的便利，而不是已有关系的再调整或再恢复。因此，去连接和再连接属于“连接”范畴的两个向度，体现基于技术可供性的弹性、情境“连接”，二者不是对立、互斥关系。

（一）“连接反被连接误”：基于连接功能的去连接社交实践

在“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permanently connected，POPC）（Vorderer，2017）的连接化生存中，用户随时随地保持信息接收与回应。使用老人手机、卸载软件、创立大小社交账号、关闭朋友圈等整体性拒绝连接，是用户减缓社交倦怠的刚性断连策略。这种反向操作所产生的社会隔离效果，走向现代社会的对立面。但是，年轻用户经常挪用社交媒体的部分连接功能作为断开连接的工具，帮助他们在永久在线的桎梏中适时喘息和重新审视在线社交的意义。基于微信状态连接的技术可供性实现去连接和线上社交实践，表现为弹性断连方案。

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由于共同好友看得到评论点赞，用户往往不会将好友的评论“晒在一旁”，以免被扣上“高冷”的帽子。在聊天对话框中，已读不回显得更加困难。用户在不情愿回复信息的过程中，场景和关系是区隔前台与后台的围墙。而微信状态的功能、特征、社交生态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堵墙。

1.打破场景围墙：弥合情境崩溃

“勿扰模式”是微信状态能够直接展示好友即刻社交意愿的信号灯，允许用户在不希望被打扰时管理自己的社交可见性和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用户通过设置勿扰模式来控制消息接收，以保持专注力，避免线下空间被线上工作、社交挤压。然而，发送了勿扰信号会被好友看到且严格执行吗？“寻求心理安慰”（S2，12月8日）“释放压抑情绪”（S9，12月15日）或“当作不想回复的免死金牌”（S13，12月17日），可见它不过是一剂缓冲剂，旨在减轻数字行为对用户线下生活的影响。“设总比不设好”（S19，12月21日），即使消息依旧需要回复只不过延迟而已。但在“缓期执行”中，用户能够平缓心情，暂时在永久在线文化中得到一张“请假条”，且有利于维护已有社交关系。

关系亲密程度是影响勿扰模式效果的因素之一。延迟回复符合私域社交特性，即在没有围观者的社交互动中，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关系密切的朋友可能选择忽略这一设置和社交规则，因为他们对彼此的期望和理解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和延迟回应限度。部分访谈者表示有时候设置勿扰模式只针对部分人，但确实可能产生“一棒子打死所有人”（S13，12月17日）的结果，即目标受众与实际受众产生偏差。还有用户设置勿扰模式时没有考虑状态的含义，“单纯觉得月亮图标好看”（S17，12月10日）而将其当作装饰个人名片的小挂件。这种“无心插柳”之举虽然使传授双方的编码解码有错位的可能性，但帮助用户阻挡了部分非紧要消息，以“社交切断”的方式完成差异化的“社会连接”（Tandoc Jr，Lou & Min，2019），弥合现实场景与线上空间的交往情境坍塌。

2.打破关系围墙：缓解可量化社交压力

“朋友圈的有些评论其实不想回复，但是又怕别人觉得我高冷。状态的话因为评论的人基本都是关系亲密的，所以不想回复也没事。”（S10，12月17日）双向传播在有效沟通、维持社交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在线上社交中暴露弊端。当为记录生活而在社交媒体分享时，用户关注内容传播而非效果反馈，因此更多地将平台当作电子日记本来满足表达欲，并开放权限以实现表达可见性。鉴于朋友圈共同好友能够看到点赞与评论，为维护他人面子、塑造自身形象，用户往往被迫到朋友圈完成反馈任务，帮助自己与好友搭建前台，共同完成展演。此时，双向传播在给用户压力的同时，也影响受众和好友的社交状态。对受众而言，传播内容得到反馈使传播闭环得以实现，既避免单向传播的尴尬，又使传播行为意义化。对好友而言，他们是面子工程的最大推动者，即前台表演的观看者、审视者、评判者，点赞与评论成为他们审视用户与受众关系程度的尺度。

“看朋友圈看的不是内容表演，还有关系表演。”（S19，12月21日）朋友圈是微缩名利场，用户在线社交互动折射并维持线下社交状况。如果好友长时间不在用户朋友圈互动，受众可能会推断他们的关系出现裂隙。相反，好友在另一用户朋友圈的点赞与评论可能被受众视为双方关系更加亲密了。即使裂隙与亲密是暂时的，也可能影响好友与传受双方关系的建立：“如果私底下不想和A走得太近，但是A和B在朋友圈经常互动，那也会注意一下和B的距离。”（S8，12月15日）一条朋友圈引发的点赞与评论成为用户、好友、受众三方展现和博弈社交资本的平台。

微信状态没有共同好友可见的点赞和评论功能，这在缩小传播范围的同时，也促成大众传播向双向传播的转变，减轻了用户与受众的社交压力。由于没有围观压力，传受双方可以随意发表评论。当用户认为双方关系亲密时，往往不刻意回应评论，原因有三：一是评论区话题的严肃性不强，不需要立即回复；二是话题可能在其他场景再次聊起；三是状态24小时可见使“没有回复的评论”被暂时遗忘。

（二）“欲将心事付云端”：基于断连需求的再连接社交表达

在高可见性、传播扁平化的数字传播时代，保持社交距离、抵制社交压力和重视隐私保护成为用户线上再连接的影响因素。前互联网时代，树洞、日记本、心愿池属于人内传播的重要媒介，承载私密性强的内容，属于社会交往的后台。在社交媒介时代，传统的人内传播行为大幅度减少，用户通过精心修饰个人形象进行过度表演。然而，他们仍然渴望脱下修饰性外衣，将隐藏的秘密适当公开化、将私密的心事去互联网化。因此，社交媒体时代的人内传播场所从后台前置到中台，传统人内传播也出现了与专门、独立的环境相匹配的可能性，走向了更加极端的深后台（deep back-stage）（梅罗维茨，1985/2002：47），甚至脱离互联网场域。

1.表达：难以被感知的网络“树洞”

树洞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在线虚拟的情感交流平台，人们通过它分享心事、倾诉烦恼，寻求理解和支持。在Web2.0时代，各种账号、网站和软件纷纷开通树洞功能。网络树洞有别于传统树洞：形式上，网络树洞是中介化（mediatization）的准人际传播而非对空言说的人内传播；内容上，具有议题类型化和表达故事化等特征（蔡骐，刘瑞麒，2022）。

“有听众，但不亮明身份”是微信状态与网络树洞使用者的共同目标。在功能上，微信状态旨在为用户提供“简洁、快速”的方式来表达心情和状态，而“简洁”使用户在表达复杂情感和想法时受限。微信状态的展示位置较为隐蔽，降低了被好友感知的机会。因此，就连接与维护社交而言，微信状态存在功能缺陷、入口受限以及位置隐蔽等弊端。然而，用户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状态的功能缺陷进行“挪用”，通过实践“规训”装置使其符合需求和习惯。由此，微信状态扮演网络树洞角色，承载了用户困扰。对于不善言辞或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分享个人情感的用户，微信状态成为他们理想的倾诉平台。用户将好友的零互动视为“没有人看到”，将平台的公开性视为“能够有人倾听”。同时为进一步保护隐私，用户采取降低可见性范围和文本高语境化等操作，将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部分中频使用者认为，微信状态难被感知是平台吸引力所在。私密空间允许用户更加自由地表达内心想法，不必过多担心社会评价。因此，难被感知成为用户表达的内驱力，推动用户更加真实、深入地表达自己。表达的高语境化成为横亘在传受间的传播隔阂，它在提升传播内容私密性的同时降低了传播效果。对于用户，高语境文本旨在表达：“我有情绪，但我不想那么矫情。”（S15，12月17日）模糊的措辞令人捉摸不透，提高了沟通难度。“我有时候很烦就喜欢设勿扰、裂开、疲惫这种负面情绪的状态，看到同学也在发，其实是有点被安慰到的”（S19，12月21日）。但是传播范围的部分公开及同类状态的位置接近性为用户提供了互相倾诉的机会，增强了社交圈强关系加持下交流的共情性和共鸣感，缓解了因文字晦涩、语境缺失造成的传播效果难题。

而部分高频使用者认为，难被感知是微信状态的缺陷：“朋友圈太多人看了不好，微信状态没很多人看也不好。”（S5，11月25日）“我在状态上发一些我觉得很好看的自拍照、风景照其实还是希望能更多人看到。”（S8，12月15日）不同类型用户需求的差异性以及同一类型用户需求的多层次性反映在线用户对保护隐私与追求公开传播的复杂心理。然而，人际交流圈层的模糊性，以及信息传播的动态性、分散性和不确定性，使个人信息分享的边际处于隐匿而动态失调状态（蒋晓丽，林正，2019）。当平台难以满足用户平衡传播与隐私保护的需求时，用户通过心理说服与功能驯化两个途径满足个人需求：（1）调整个人心态：“相比人多，我还是喜欢人少，毕竟生活是给自己看的。”（S5，11月25日）（2）调整社交可见范围：“很好看的照片状态发完还会在朋友圈发一下，是那种先自己可见，过几天再全部打开的方式”（S8，12月15日）。

2.记录：能被遗忘的电子“日记本”

日记是人类古老的媒介形式。个人通过日记本这一可写文本，记录所见所思所想，在人内（intrapersonal）完成信息的处理和记录。相较而言，日记以叙事为主，目的是留下个体记忆；树洞以抒情解忧为主，为了抒发情绪、寻求共鸣。

微信状态在历时性长、可见性低两方面与日记具有相似性。一方面，在整体呈现形式上，微信状态与日历相似，用户在个人页面能够查看个人过往状态发布的历史记录，清晰地看到过去每一天的状态图标及每个月使用最多的状态。但在局部、单条状态上，与传统日记相比，状态类电子日记实现了从文字叙述到图文叙述、从语言逻辑到视觉逻辑、从时间文本到空间文本的转变（刘涛，2019）。另一方面，微信状态的低可见性与日记的私密性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状态好友使用数量不多使用户的想象的受众数量大幅减少，增加了传播内容的私密性。此外，状态在位置摆放上具有隐蔽性。位置私密性也是传统日记本的特质：日记本通常被放在隐秘的地方，以防他人偷窥。微信状态的位置隐秘性增强了用户的安全感，使用户相信状态进入通道隐蔽且狭窄，适合隐藏与安放心情和想法。

媒介技术演进改变了人类记忆的储存方式。与日记本相比，平台具有数据永久伴随性的双刃剑特质，为用户驯化后成为其记录生活、存储信息的首选渠道。用户S23从中学以来坚持手写日记，智能手机普及后尝试在便签上写电子日记，但经历换手机对日记传承性的破坏后，转移到在线平台：“不用担心日记本会丢或者手机会坏。”（S23，12月15日）数据的持续留存性及短暂公开性成为她使用微信状态作为日记本的重要原因。用户发布的内容24小时后自动消失，好友无法再次查看。这满足了用户的被遗忘权（rightto be forgotten），使用户能够更轻松、自由地表达想法与情感。然而，短暂公开性仍然无法消除用户对数据留痕的担忧：“24小时太久了，还是无法保证隐私。”（S4，12月5日）为避免外界干扰，S4用户在设置状态后会立即取消分享，仅将其视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这样，微信状态转变成“电子日记”，达到只记录个人想法和感受而不与他人交流的人内传播效果。

然而，互联网场域的日记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去私密化”特征。例如，诸多名人日记被在线公开后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原本个人的孤独言说转变为群体性窥探（刘涛，2019）。在线用户有时主动暴露部分内容甚至主动邀请好友共同建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S8认为并非全部日记都具有私密性，公开部分日记能够起到社交润滑剂作用：“没有什么别人不能看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而且亲密好友还能了解我的最新动态。”（S8，12月15日）此外，部分用户选择将私密程度高的内容存放在其他更合适的平台上，如微博小号吐槽（S4，12月5日）、朋友圈仅自己可见（S18，12月11日）、小红书发帖隐藏身份（S20，12月17日）等等。社交平台给用户提供将隐私性弱的日记内容公之于众的机会。微信状态因功能入口便利及平台、用户营造的真实表达环境，成为用户展示“电子日记本”的窗口。

3.激励：承载认同的仪式性“心愿池”

与具有断连属性的树洞和日记本的功能不同，心愿池以特色方式连接社交圈。作为数字时代的仪式心愿池，微信状态巧妙融合个人表达与集体价值，既加强用户对自己愿望的积极肯定，也加深对所属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时间投入少、情感投入低、期望值不高，线上求锦鲤成为一种低成本、低卷入度的在线活动。“每到各种考试以及公布成绩期间，我都会设置一个求锦鲤的状态，很多同学也都会设置。看到大家一起紧张、祈祷，会心安一些。”（S7，12月9日）

常使用微信状态求锦鲤的受访者（S1、S3、S6、S7、S20）将锦鲤状态分为三类：为自己而求、为他人而求和为事件为求。由于微信状态的社交属性和传播范围有限，用户发锦鲤状态时，更多是为了表达情绪、传递信号，将具体的事件、心情、愿望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在地震、火灾、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后，用户选择微博转发锦鲤以达到表达祝愿、增强事件曝光度、提高集体认同的目的。在情感寄托和共同体认同过程中，微信状态通过特定的符号和行为，将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紧密联系，在引发个体情感共鸣中增强集体认同。

与“求锦鲤”类似，“元气满满”“冲”等微信状态，是用户通过公开给好友可见的仪式来设定目标和获取社会认同的途径：“我感觉大家都喜欢用这一类状态来自我激励或者让别人监督，我的好友有经常发打卡健身的，也有发打卡记单词的。”（S7，12月9日）在日常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吉登斯，1991/1998：111）。微信状态用户既在自我驱动下完成数字仪式的交接，也在好友点赞互动下找到社会认同与群体融入的密钥。他们利用微信状态的“身体标识”，实现日常生活的分散瞬间与相似爱好群体的连接，并通过社交激励建立群体监督框架，在共同打造的仪式场中推动个体朝既定目标前进。

人内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得益于技术可供性，更受到用户在线社交新需求的驱动：用户倾向于使用难被感知、可被遗忘等具有断连属性的功能当作线上再连接的“保护伞”。在选择信息进行在线呈现时，用户在传统意义上的后台再次搭建剧场。此时，适合公开的后台内容留在剧场，不宜公开的“细糠”则放置在完全去个人信息、去熟人圈的深后台甚至脱离互联网场域。“不喜欢电子日记，也没有手写日记的习惯”（S1，11月23日），用户难以表达的深后台心声该向谁诉说？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但线上交往空间的边界始终悬浮不定，无法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各种信息披露策略，不仅反映了用户对于自我形象管理的复杂算计，也在个体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达上引发了对社交媒体角色扮演的深入思考。因此，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个体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影响对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有何作用，需要被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七

结语

在媒介学知识版图中，从麦克卢汉到基特勒再到斯蒂格勒以及博尔特（Jay Bolter）等，媒介的调节（mediation）与再调节（remediation）属性或功能（米歇尔，汉森，2010/2019：1-7）成为公理性论断。受此启发，本文以微信状态这一单个的媒介形式（medium）（米歇尔，汉森，2010/2019：4）为研究对象，考察青年用户在破解“人类困境中的在线交往”这一时代难题时，如何将状态打造为沟通前后台、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中台，并通过去连接和再连接的社交行动和社交表达实现线上社交调节。研究发现，在社交平台等技术物媒介中，各类应用往往并不表现为“总体媒介”（media）所抽象的居间性（in-between）和中间人地位，而是承担可供性角色。媒介潜能的释放、激发与创造有赖于用户的技术驯化和功能挪用。“基于连接的去连接”与“基于断连的再连接”是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支持或妨碍数字福祉的连接悖论，也是用户与数字连接矛盾关系的微妙具象体现，即用户既希望与在线社交保持一定距离，又希望尽可能减少因为断开连接而失去的福祉。因此，永久在线社交和全景敞视可见性带来的社交倦怠，促使用户通过微信这一高频使用的在线社交工具的状态将社交连接转化为抵制超载连接的功能装置，利用它来筛选信息、控制社交圈规模，甚至选择性离线。

微信状态为用户提供的基于技术可供性的场景化社交策略——无论是通过无需反馈打破场景围墙和关系围墙的去连接，还是再连接中的记忆、认同与仪式建构——都在编织社交平台中区化场景下“连接”的多层纹理，在中台搭建中实现可见性管理和重获“附近”的主导权。去连接和再连接既是用户应对过度连接和高强度在线社交产生的社交压力而采取的情境化社交断连策略，也是用户通过发布“电子日记”、开通网络“树洞”和建构仪式性“心愿池”实现舒适社交的微妙再连接工具。基于理性计算和享乐动机，用户充分发掘中台功能的舒适社交面向。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是与他人共在。”（张汝伦，2012：352）当前，数字连接成为实现“与他人共同存在”以及世界“此在”和“同在”的技术本体，也成为维系社会韧性的必备操演工具和释放澎湃社交红利的传播基础设施。用户对社交媒体连接功能的双重驾驭——既利用又抵制、既依赖又警惕——反映用户对于连接与隐私、开放与保护、“受人左右情绪”与“无人问津”之间平衡而微妙的追求，使状态这一技术装置成为混合的中台，其本质是用户在场景混合中“重获控制”（Syvertsen，2020：178）自主社交空间。微信状态的技术可供性及用户创新性运用，既部分解构传统社交模式，成为洞察数字连接时代社交模式演化的窗口，又调整用户自我边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世界的有机连接。因此，用户通过对微信状态技术可供性的驯化及挪用，在建构融合性中台场景中，取径去连接和再连接两种方式，在情境化、弹性化连接中实现以舒适为尺度的社交调节。

需要指出的是，从以“实体墙”区隔不同场所的拟剧理论（戈夫曼，1959/2008：113）到以“虚拟墙”区分不同行为模式的媒介情境论（梅罗维茨，1985/2002：44），作为本文核心概念之一的中台在融合前后台中得以建构，为在线社交的用户行为提供解释框架。梅氏所论的（电视）中台行为受渠道稀缺性制约使传者居于传播闭环的支配地位，尽管在意愿上表现出“主动性建构”特征，但在方式上产生“被动性展示”的客观结果，即：用户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刻意在镜头前展示部分后台行为，使原本的后台行为经由电视关注后在位置上前台化，从而实现中台表演。在社交媒体时代，为塑造人设和获取线上资源，前台展演往往突破线上限制，向用户的线下生活与社会网络（后台）延伸。用户通过调适可见性、重获“附近”社交，弱化、摆脱“随时随地”的前台表演，进而打造具有社交性、展示性的刚性中台——这一技术实践过程已然成为他们掌控线上社交空间的时代追求。因此，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台依旧具有前后台要素融合的特征。与电视 时代的中台不同的是，在线社交中台更多指主动展示后台及弱化前台两类行为，激 活了中台打造行为的主动性，丰富了打造方式的多元性，弱化了打造场景的围观性 和打造效果的社交性，并且成为关注自我舒适社交的新空间。由此，中台形塑了丰 富而微妙的用户传播行为，本文姑且称为“中台传播”。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2期。

本期执编/程羽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进入官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