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构想象到指导实践：“列宁主义”概念在华早期传播的知识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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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作者简介

丁丽琼，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史研究（1921-1949）”（项目编号：23&ZD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吕新雨，2015），以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为标志，列宁主义进入有组织的传播阶段（康文龙，2019：序二）。

石川祯浩（2001/2006：1-3）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称之为“知识革命”，不仅在于其本身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也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这一“学习”过程所表现出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发人深思，也使后来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带上了“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特属性。尽管此处的“知识”更多是指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正式的知识（knowledge about）（Park，1940），但相较多数研究只是将马列主义在华传播史等同于其论著在中国刊载出版的演化史而言，对马列主义文献在中国传播的知识来源的考察凸显了“知识”之维对理解马列主义在华传播的重要性。

刘海龙（2020）曾专门就“作为知识的传播”中“知识”的多重内涵作出论述，包括建构意义与想象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具有特定来源的知识、体现权力争夺的知识及媒介化的知识，以此重建传播学与知识社会学的联系。这为本研究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指明了方向。

知识社会学所试图领会的正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曼海姆，1936/2000：3）。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指出，列宁学说在中国最初传播时，既包括列宁本人的论著，也包括他人对列宁学说的阐述和发挥，还包括中国人对列宁和苏维埃俄国情况的转述介绍，所以，总体上把它们称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可以的（康文龙，2019：序一）。概念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郑永年等，2019），这一定义既为本文提供了讨论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逻辑基础，同时也提示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以“列宁主义”概念为切入点，呈现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知识图谱。

本文以中文报刊为中心，参照相关日文、英文报道，分析“列宁主义”概念在华早期传播的知识来源以及其如何被不同群体接受、定义乃至构成特定群体身份的过程，并借此对这一时期作新的时段划分，以期揭示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

一

建构想象：“列宁主义”的前史

列宁主义并非以学理姿态传入中国，而是与国人对苏俄局势的密切关注相关。列宁主义在中国自发传播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新闻性的报道较多（康文龙，2019：序二） 。从知识社会学来看，作为知识的新闻介于掌握的正式知识与了解的非正式知识之间（Park，1940）。对苏俄局势的新闻报道是国人建构关于俄国革命想象及生产对中国命运思考的知识基础，也是国人对列宁主义最初了解的最主要来源。由于交通封锁、信息审查等原因，国内报刊的消息来源主要是外国通讯社，因此，国人对于列宁主义最初的认识受到外国立场的影响，由此反映了列宁主义进入中国时最初的偏向。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检索十年间英文报纸关于列宁相关活动的报道，梳理出十月革命爆发后“Maximalist” “Extremist” “Bolshevik” “Bolshevism” “Leninist” “Leninism”等主要形容列宁一派活动及其思想主张的词，并分别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在上述数据库检索，统计其出现次数，得出表1：

可以看出“Maximalist”在1917年出现次数最多，此后几乎不再使用。“Extremist”在俄国革命爆发初期曾专指列宁一派，但后来通指各种过激分子。使用次数最多的是“Bolshevik”和“Bolshevism”，但有“ism”后缀的“Bolshevism”在1918年才出现，迟至1919年才剧增，到1920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而另外两个与列宁直接相关的词汇“Leninist”“Leninism”，前者仅在1919年出现8次后再未出现，后者则迟至1926年才首次出现，且仅有3次，之后一年再未出现。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爆发后，国内中文报刊在报道中对列宁一派的称谓可谓十分混杂，如天津《大公报》在首次提及列宁名字时称其为“社会民主党中之马克齐麻派首领”，马克齐麻派即Maximalist的音译，也有“美克齐美尔党”等翻译，还有“激进党政府”“无政府党首领林莲氏”“列宁一流之过激尤久”“柏尔斯维克政府”等表述。

由此出发，本文又在上述数据库检索，统计了国内中文报刊中“过激党”“过激派”“过激主义”“列宁主义”等词在十年间出现的频率，详见图1。此处之所以未统计“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因在于当时对“Bolshevism”的翻译五花八门，如柏尔斯维克、布尔失委克等，难以尽数，但译名的混乱也表明了当时的认识状况，后文将具体论及。从该图可看出，与“过激”相关的名称都在1919年达到高峰后开始持续回落，过激主义则到1919年才出现，总体到1921年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此后“过激”的使用急剧减少。从1924年开始，“列宁主义”取代“过激”相关称谓，但相较此前整体使用规模急剧减少。综合上述图表，或可将“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粗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1921年—1923年、1924年—1927年，但上述年份仅作为大致参照，本文将主要围绕“列宁主义”概念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展开论述。

首先是1917年到1918年“列宁主义”一词出现前的前史。十月革命爆发前后，来自苏俄的消息鱼龙混杂，多称之为“俄乱”，对于列宁一派还未形成固定指称。这从当时眼花缭乱的列宁译名中就可看出，如“烈银”“李宁”“李年”“里林”“雷宁”等（邓绍根，丁丽琼，2021），但一些与后来“列宁主义”相关的词汇均已出现，“激进”与领袖“列宁”在报道中被频繁提及。可以说，一开始，国内报刊报道中的“过激派”就打上了深深的“列宁”烙印。进入1918年后，随着俄国局势日渐稳定，“列宁政府”开始受到愈来愈多关注。列宁被视为“俄国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主谋（康文龙，2019：34） 被一再提及。“列宁政府”则反映了二月革命后俄国政局短期内不同派别轮番上台的影响和以列宁为首的党派执政地位的获得。因此，“列宁”是谁就成为国内报刊的主要关注点。

国内第一篇介绍列宁生平的中文文章刊登在1918年3月15日的《东方杂志》上，题为《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署名“善斋”，是根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布施胜治的通信翻译而成。译文文末注释时间有误，应是转译自1917年12月17、19、20号的文章，日文标题为『過激派の頭目　レーニンとは如何なる人物ぞ』（《过激派的首领 列宁到底是何人物》）。这篇长篇通讯不仅介绍了俄国最新情况，指出俄国第二次革命之发生，列宁占据主动，“至为伟大”，评价“李宁之为人，生平抱定宗旨，始终不变更其主义者也。……彼所怀抱之主义，范围至广，不分畛域，故不独故国之观念甚为薄弱，其眼中且并无德国，彼之尽力于社会主义也，惟知有目的，不选择手段”。

但该文的意义不仅在于第一篇，作者在选译过程中还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判断。比如原作虽否认列宁是德国间谍，但指出将来他将不仅是德国皇帝，而且还将是世界的帝国主义、资本和帝政的敌人。该句中文并未翻译，显示出包含着列宁主义重要价值取向的这一判断并未引起译者的重视。另外，原作写道：“列宁氏自是伟大，但让列宁氏一举而得天下的俄国国民也是非常伟大的。当然不用说这里的伟大是愚蠢的伟大的意思。”最后这句“愚蠢的伟大”译者并未翻译，并对原句语序作了调整，将重心放在列宁之“伟大”上，译作列宁掌权“此实俄国国民性使然，亦李宁人物之伟大使然”。

最早坦率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吴稚晖主编的《劳动》，在1918年3月20日创刊号发表《欧战与劳动者》一文，介绍过激党所“标揭之主义：1、无政府共产；2、自由平等博爱”。第二号发表署名“持平”的《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史略》，这也是笔者目力所及第一篇国人自撰列宁传记。文章介绍列宁是俄国社会革命里头“最著名最有势力的人”，表达了对列宁不顾诋毁“仍是劳动他的主义”的赞赏，指出他所抱的主义“是要这世界的人。男女同一样。贫富一班齐”。第三号刊登的《李宁之解剖》指出“今俄国之所谓广义派主义Bolshevism实即马格斯主义Marxism（均产主义）……。李宁即隐然为倡导此主义之魁首”。这里的“Bolshevism”是笔者所查国内中文报刊首次使用该词。

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到，与“列宁”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列宁的“主义”，列宁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对“主义”坚持不懈的追求。此外，“广义派主义Bolshevism”一词的使用还在“过激主义”之前，也比现在一般认为李大钊首次使用“Bolshevism”一词还更早。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89：26-28）就指出，《劳动》与其他期刊不同，它的报道从新闻扩展到对革命性质和历史意义的评估上，而且，李大钊很有可能对该杂志颇为熟悉。

李大钊在1918年底写作的《Bolshevism的胜利》大量引用了当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所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和平》（

The 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

王汎森（2017：199）曾指出，俄国大革命的成功把一个人们原先认为是彻底空想的社会落实了，对时人既是震惊，亦有鼓舞。也有学者指出，“主义”帮助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理解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知识”宝库，并在新形势下给出一个快速的方向（Spira，2015：135）。李大钊的理解一方面固然受到写作该书时作为国际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托洛茨基的影响，但对俄国革命中蕴含的世界平等的憧憬也是其本人和当时寻求救国道路知识人心境的写照。

正如德里克（1989：23）所言，虽然十月革命的消息在爆发后立即传到中国，但在整个1918年，关于俄国的报道是零星的，并且强调革命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一时期“列宁主义”概念还未产生，而且对于列宁党及俄国的认识受到欧美和日本报道的很大影响。因此，“过激党”“过激派”在大多时候成为“列宁政府”的代称，而“过激主义”的出现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成为指称以“列宁”为代表的政府的主张、政策、理念的另一关键词。但吸引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列宁主义的内在动力也使国人对列宁主义有着不同于西方和日本的理解，以“列宁”生平和品格为基础对“主义”的正面肯定逐渐压倒以“过激”为中心对列宁党的负面印象。而词语的使用是态度转变的重要风向标。以“Bolshevik”“Bolshevism”这一英文原词的使用为标志，国人对列宁政府的态度逐步由负向正转变。而从关注“过激党”的活动转向讨论“主义”，既是认识“主义”的前提，也说明了了解的深化。

二

溯源分流：“列宁主义”的出场

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认识之一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成有意识的过程， 并不是在一切时代都可能发生，而是只有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中才成为可能（曼海姆，1936/2000：6）。如果说前一时期十月革命在中国引发的震动是“列宁主义”概念出现的前奏，进入1919年后，一系列事件加速了列宁主义在华传播的进程。共产国际宣告成立，五四运动爆发，尤其是1920年3月底到4月初，苏俄对华第一次宣言登上全国大小报纸，掀起了国人了解苏俄的热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4月抵达北京，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设，也带来大量有关苏俄的情况介绍和宣传材料。以上情况使得列宁主义在华传播转向自觉，集中体现在对知识来源的追溯与识别上。

（一）“列宁主义”一词的出现

1917年5月17日，天津《大公报》首次使用“列宁”译名，但迟至1919年11月18日《晨报》的一则消息标题中才首次出现“列宁主义”（邓绍根，丁丽琼，2021），但正文并未出现该词，而是以“布尔塞维克主义”代之。前一时期对列宁的认识和对“主义”的关心是“列宁主义”一词产生的前提，而进一步追问列宁主义的内涵，追溯列宁党产生的历史语境，则推动了“列宁主义”的出现。

在“列宁主义”出现之前就有“李宁主义”“列宁的主义”等表达，进入1920年后，“列宁主义”一词的使用有所增加。2月14日《民心周报》刊登君柔译自美国时事杂志的《列宁之人物》，文中明确提及“波尔歇维者，意云多数赞成列宁氏之主张也。俄之报纸常以列宁主义为波尔歇维主义之代名词”。显示将布尔什维主义等同于列宁主义是当时的一般认识。4月《法政学报》发表谢濂署名的文章《趣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将列宁主张概括为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土地公有，人人得于经济上有均一平等谋生之地位；废除常备军警察，代以武装平民；人类普遍的真正平等之结合。

8月，邵飘萍（1920：85）编著的《新俄国之研究》出版，也使用了“列宁主义”一词，但并未对其进行解释。同月，天津《大公报》连载的《俄国过激派之真相（续）》中也提到：“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也，此非产业发达极盛断不克实现。”这一认识显然来自马克思主义而非列宁主义。但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开始更多关注“主义”的内容而非“过激”手段。

此外，回溯概念的历史也是提出“列宁主义”的关键。《改造》第三卷第一号刊登的《宝雪维几的研究》回顾其起源指出，1903年社会民主党内部分裂，“赞成蓝宁主义的竟居多数。俄语波尔心斯特福（Bolschistvo），是多数的意思……占多数的蓝宁这一派，就成了宝雪维几”。这里的蓝宁主义就是列宁主义，英文拼写虽然有误，但指的就是布尔什维克。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对列宁主义进一步阐释的基础上回溯历史，明确了过激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历史脉络与密切关联，但“列宁主义”一词的使用还不普遍。且考虑到此时“列宁”这一译名还未完全统一，其他文章中出现“李年主义”“里宁主义”等以列宁的译名+主义构成的短语亦有可能，因此，此时的“列宁主义”还未固定成一个概念，其所指更接近“列宁的主义”这一具有描述性的偏正短语，包含了列宁及苏俄政府所主张实行的一切理念、政策，而非后来作为专有名词的“列宁主义”。

（二）对译名的自觉省察

发现“过激”一词的来源，也是国人深化对列宁主义认识的重要步骤。这一时期，国内报刊对以“过激”开头的译名日益显现出自觉和批判意识，体现在对“防范过激”声调背后的隐藏因素，即对日本以及欧战后协约国对俄态度的洞察上。这一发现也促使国人转变用词，出现了“过激主义”与“Bolshevism”两词共用的状况，且逐渐以后者取代前者。

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光祈指出：“素抱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口中的过激派，已非真正的过激派。我们根据这种消息断定过激派的主义行为，未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若愚，1919年3月1日）同一时期，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颇为熟悉的《晨报》东京特派员陈溥贤撰文表示，称列宁等为“过激派”“是不大适当的”。他指出，过激派原语意为“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政见急进一派被称为Bolsivike，主义则称Bolsivikism，中文原译为“广义派”，但后受日本影响袭用“过激派”，实际上对其主义并不了解，并提出现在称为“‘布尔司维克派’较为稳当”（渊泉，1919年4月13日）。至于欧战后协约国对俄国的敌视，国内报刊也有指出。邵飘萍（1920：2） 指出国人不仅难于获悉俄事真相，“且以某方面外交作用故意讹传之结果”。冯自由（1920：24-26）则更为具体地列出“协约国仇视波尔色维克的缘故”。

对于知识背后偏向的自觉是走向自主阐释的第一步。这一时期国人对翻译的文献多进行了转译，或将“过激主义”转以音译，译为“布尔塞维克主义”，或从意译，译为“广义派主义”。如1919年7月1日《晨报》副刊登载的晨曦翻译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原文是吉野作造发表在《中央公论》的『民本主義·社会主義·過激主義』；最早中译列宁著作的国人金侣琴在翻译《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今译《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节译）一文的短序中专门指出：“至鲍尔雪维克一字或译过激派，或译广义派，均不甚妥善，试从音译”。同样在《解放与改造》第4期刊登的堺利彦的《广义派之建设》，原文是1919年2月日本《新社会》杂志的『ボリシェヴィキの建設的施設』，ボリシェヴィキ是音译的Bolsheviki的日文片假名写法。

从上文不难看出，在摒弃“过激”称谓过程中，代之而起的是英文的“Bolsheviki”与“Bolshevism”。《新教育》第2期《过激党之主义及历史》标题中醒目列出：“过激党西名为波尔雪勿克Bolsheviki其主义为波尔雪勿士姆Bolshevism”。第3期《过激主义（Bolshevism）与普及教育》、《新中国》创刊号《布尔札维克党（即过激派）之第一日》等也是以两词相互指代的形式出现，显示了“一意多词”在过渡时期特有的混乱。

最后，音译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写法百出，常引发混乱，反不如英文原词使用普遍。当时钱玄同（1919）主张中文改用横行的首个理由就是今后中文书里必定常要嵌进西文。他认为除了人名地名，还有许多译不正确的名词，其中就包括“Bolsheviki”：译义为“过激派”（或广义派）既嫌他意义不正确，译音为“布尔札维克”，写上许多笔画复杂，意义不连贯，声音又似是而非的汉字，又觉得麻烦讨论，难于记忆。这些在他看来“都应该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的” 。这或许算得上知识传播中的偶然因素，因其难写难记而难于推广。

（三）列宁主义研究的起步与分化

追溯知识来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考察特定群体的知识如何被其他群体所认可（刘海龙，2020）。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知识的分流，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在对列宁主义的研究中逐步走向分化。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团体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戴季陶等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中心的国民党员，以及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主持《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及《解放与改造》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区分这三类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许纪霖，2020）。首先提倡对“过激主义”加以研究的主要是国民党系和研究系知识分子，而中国共产党相关知识分子则迅速转向正面肯定。

在1920年5月前国内仅有四篇翻译列宁的文章，三篇刊载在研究系刊物上（石川祯浩，2001/2006：66）。《晨报》也在1919年4月26日连载《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专门列出一节讨论“布尔塞维克主义”，分析了“人家都骂他做过激派”的两个原因。戴季陶也曾在《星期评论》上撰文呼吁研究俄国的劳农政治，而不是“瞎排斥，瞎害怕”（季陶，1919）。

如果说前述报刊仅是对“过激派”观感有所转变，提倡研究，态度较为中立，陈独秀等则已开始转向肯定。《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号上著名的《谈政治》一文，正式宣告了他对列宁主义的皈依（许纪霖，2020）。而石川祯浩（2001/2006：50）更进一步指出，陈独秀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这种颠倒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以往的国际共运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反而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容易在中国被接受。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时间围绕社会主义尤其是俄国道路的讨论如火如荼，但很难说时人对列宁主义已有正确的理解。郭沫若在1920年4月27日“学灯”副刊发表的诗歌《巨炮之教训》，借列宁之口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欢呼，后来文集出版时将前述三词改作了“阶级消灭”“民族解放”“社会改造”（茅盾，1981：200）。此文写作时正值国内大量报道苏俄对华第一次宣言之机，各大报刊表现出两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对苏俄政府洋溢的浓厚友谊，以及对于宣言的认识大多集中于自由、平等、人道、正义、博爱（陈永志，1998）。由此也可以理解上述误读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总的来说，到1920年下半年时，关于“主义”的讨论使得国人对于列宁主义已有了自己的理解。当时《民国日报》（1921年1月19日）刊文介绍俄国的组织时就提到：“年来各国多注意于俄国之布尔塞维克，始而惧，继而研究其主义……其中加以主观的意见者，自然不免相互矛盾。”这种“矛盾”既是从研究主义而来，也预示着主义成为划分立场的标准之一。

三

联结转化：“列宁主义”的接受

据费正清（1994：482）观察，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的使用有所扩大，“Bolshevism”一词也被列入辞典。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列宁主义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列宁主义为特定群体认可或者排斥的背后，是国人试图在联结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将列宁主义转化为指导实践的知识，由此知识的钟摆也逐渐由“乌托邦”转向“意识形态”。

一方面，围绕罗素来华演讲所掀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成为社会主义各团体分化的标志性事件，主要参与者是陈独秀、张东荪等两派知识分子。

1920年10月，罗素应邀来华讲学，直到1921年7月离开中国，其间在北京、湖南、上海等多地演讲，他给中国开出的救亡图强处方是：“不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林衢，1997：759）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罗素对“劳农俄国”的态度，或者说中国是否要仿照俄国方法进行“社会改造”是导致张东荪、陈独秀二人态度截然相反的根源。张东荪等以《时事新报》《改造》为阵地，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有待于发展实业的意见，反对陈独秀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实行社会主义，再发展实业的意见；而陈独秀等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反驳。这场争论持续了一年多，表明了国人对于列宁主义态度的分化不再是学理层面的争论，而是源于实际应用方面的分歧。也是以此论战为契机，中国知识界讨论数年之“俄国革命”终于从遥远的“他者”迅速转变为引发强烈共鸣、影响中国自身命运的重大事件（王雪楠，2014）。

在这种氛围下，“列宁主义”一词的使用也有所扩展。天津《大公报》（1922年10月4日）的报道中就有议会代表提到：“将来社会革命。且将取列宁主义而反对吾人今日所倡之主义矣”。而列宁主义的同义词“Bolshevism”也被收入辞典。192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文化辞书》将“Bolshevism”列入词条，后面并排注着“布尔札维主义”“过激主义”，显然将两者视为同义词。词条解释道：“这是指俄国列宁（Nicholai Lenine）一派，就是布尔扎维克党人所崇奉的主义。这主义的特征，在于主张‘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并以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唐敬杲，1923：65）由此也可看出，列宁主义的内涵从最早的手段过激、公平自由人道、代表劳农等模糊认识到明确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

同样，收入辞典的还有“列宁”一词，介绍其为“俄罗斯劳农政府底领袖”，并且在介绍列宁生平后列出了列宁的著作一览表，除了与《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刊登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中的19种一致外，还另外介绍了7本（唐敬杲，1923：561-565）。这也说明知识传播的媒介由新闻报道转向理论著作，列宁主义已逐步成为一种正式的知识，越来越受到国人重视。

另一方面，到1920年底，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加快，多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参加者这时已完成了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在政治上接受了列宁主义的观点（杨奎松，2021）。加之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列宁主义的指导，宣传并践行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在华传播的轨迹日益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足迹合流。

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陈独秀已多次表明他对列宁主义的信仰。蔡和森也是党内最早认同列宁主义的人之一（许纪霖，2020）。毛泽东也在1921年初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明确表示，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中“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1-2）。

著名学者高放（2013）指出，党自宣告正式成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主要以共产国际自认为符合马列主义的有关指示作为行动指南。根据张静庐（1957：452-456）的统计，1920年5月以后，国内陆续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主要来自共产党刊物。《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改组后，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开始第一次翻译列宁著作，并连续7期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翻译介绍了32篇文章，其中14篇翻译自

Soviet Russia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刊物最早出现“列宁主义”一词是在1921年6月《新青年》第9卷第2号发表的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虽然正文中没有出现，但在文后参考书中列出了室伏高信的《列宁主义批评》。对照日文原文，可知该文为室伏高信发表于日本《雄弁》1919年10月特别号上的『ボルシエヴヰキ主義の批判』一文，《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2卷第16号也曾刊登该文译文，直译为《布尔塞维克的批判》，但李达却将之翻译为“列宁主义”，显然更进一步凸显了列宁。

除了《新青年》，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第一个纯粹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内容的理论性刊物（方汉奇，1991：198） 。陈独秀在创刊号《短言》中号召“跟着俄国的共产党”。选择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日创刊，也是借此表明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通俗工人刊物《劳动音》也是如此。《先驱》半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写道：“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包括列宁全书14本。1922年1月，该社出版了我国第一个列宁生平的单行本。

经过这一时期，列宁主义在华传播的知识路径完全从新闻报道转向了理论著作，揭示了“媒介化的知识”对认知的影响。此外，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使其开始转向实行层面，并对现实政治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党的“三大”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下，党开始向国共合作的方向努力，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国民党的改组则依照列宁党的组织方式进行。

四

斗争武器：“列宁主义”的定型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被认为是莫斯科在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起了最直接和最细微作用的阶段 （史华慈，1951/2013：40）。列宁的逝世打开了对列宁主义的系统化之路（迪康热，沃里科夫，2018），由此掀起的阐释列宁主义的热情，不仅显示了理论层面的理解和深化，也体现了情感在接受列宁主义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日趋重大，“列宁主义”这一概念逐步定型，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斗争的武器。由此，列宁主义彻底显示出“意识形态”的特征，即统治集团可以在思维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曼海姆，1936/2009：41）。

（一）俄共（布）及共产国际关于“列宁主义”概念的提出

列宁主义的形成以及它作为一种信条的建构紧密地与苏联的历史和共产国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1923年1月3日，“列宁主义”这个术语在苏共莫斯科宣传负责人索林笔下正式出现在当天的《真理报》上（迪康热，沃里科夫，2018），但大量使用则是在列宁逝世后。随着列宁逝世，俄共（布）党内斗争日益浮出水面，共产国际也受到影响，鲜明体现在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争夺上。

1924年初，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斥责托洛茨基反对派“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这一决议后来由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列宁逝世当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通篇仅提到一次列宁主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64：367、395）。

斯大林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论列宁主义基础》讲演，从9个方面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概括归纳，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6a：63-64）

托洛茨基的文章也在4月汇成《论列宁》一书出版，他笔下的列宁主义是列宁学说、工作、方法、事业等的统称（托洛茨基，1980：150）。季诺维也夫（1989：1-5）在1924年底的讲稿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谈论作为一种学说的列宁主义”，并在1925年整理出版《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他的定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定义均强调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特点，但斯大林的定义更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及党的领导，托洛茨基则主要凸显列宁的领袖人格，季诺维也夫则对世界革命有所侧重。上述差异也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得到体现。

11月，斯大林在全苏工会讲演《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激烈批判托洛茨基主义。随后，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将之斥责为“不要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64：526）。与之相应，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通过对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库恩，1965：54），并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合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高放，2008）。之后召开的第五次扩大全会明确提出在共产国际范围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任务，将之视为列宁主义的对立面。

随着斗争扩大化，1926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斯大林的报告提纲，批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反党联盟“建立了他们特殊的、非法的、反列宁主义的党的基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6b：193）。1926年底到1927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先后被开除出党。随着斯大林在苏联党内地位的确立，他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也成为标准答案。

从上述发展可以看出，1924年—1927年是苏联对列宁主义系统阐释的起始期、争论期和定型期，其本质是苏联领导力量和策略重心的转移，生动呈现了“列宁主义”概念作为“体现权力争夺的知识”的重要性，也形成了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强调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及同等的重要性；二是列宁主义被当作列宁的“遗产”，与列宁的个人品格交织在一起；三是关于列宁主义的阐释并非空谈，而是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而上述表述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影子。

（二）列宁逝世：国人定义“列宁主义”的初步尝试

列宁逝世正值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在获悉噩耗后，在会上演说高度评价列宁功绩。此后一系列悼念活动展开，进一步宣传了列宁主义。但总的来说，虽然国内报刊对列宁倍加称赞，但对列宁主义却表示了不同的态度。

《申报》2月12日刊登的《世界党魁之模范》，指出“世界贫苦之人之数必多于富豪之人之人数，故列宁之主义为常胜”，但认为中国既无贵族也无大资本家，“故于列宁主义感觉较少，惟最无公心之议员政客反用为依附时髦之术”。国共刊物也利用悼念列宁的时机，广泛介绍列宁著作及思想，但传播主体是中共党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陆续发表纪念文章和相关译文，据粗略统计，有近50篇之多（胡运锋，2014：132-138）。从6月8日起5日连载赵世炎的《列宁》一文，引用托洛茨基的悼文，指出“列宁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斯主义在行动中，其骨髓充满了战略，也充满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之理论”。

中国共产党刊物更是发表了大量介绍列宁主义的文章。《向导》第52期第一时间刊登了仁静的《悼列宁》。《中国青年》第16期推出“列宁专号”。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悼念列宁之声，中国共产党不乏批评言论，显然是有主张列宁主义正统的意味在。如《向导》第53/4期刊载一篇读者来信《有诚意敬悼列宁吗？》，批评曾经反对列宁主义的人也来悼念列宁。陈独秀也在下一期发表《列宁碑》一文评论这一现象。此后两刊还分别推出了纪念十月革命特刊，将列宁主义称之为“我们的武器”，“所包含之根本点就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农民，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之理论与策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定义还未被提及。

综上所述，列宁逝世在中国引发了强烈关注，同时也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即一边赞颂列宁的功绩与事业，但另一边对列宁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产生疑问。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悼念列宁的过程中不遗余力推行列宁主义，并宣示其正统性，“列宁主义”成为其旗帜和口号。另外，这一时期中国虽译载了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但俄共（布）内部斗争还未在中国有明显反映。

（三）列宁逝世周年：“列宁主义”阐释的定型

列宁逝世一年后，国内报刊关于“列宁”本人的关注热度逐步褪去，不多的新闻报道也将重心放在苏俄内部斗争上。中国共产党则成为诠释列宁主义的主力，并不断尝试对列宁主义作出新的定义。与此同时随着大批莫斯科归国党员担任党内要职，苏联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唯一解释。国共合作也在孙中山去世后迎来拐点，国共双方对“列宁主义”的态度成为国共由合作走向对立的一个标识。

苏俄党内论争引起国内关注，并紧密联系到列宁主义。《晨报》副刊1925年1月23日刊登驻俄通讯员文章《杜洛斯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将两派冲突归于权位问题而非主义之争。1926年10月19日《大公报》也援引大阪《朝日新闻》社论论述苏俄共产党“内讧”情形，认为“反对派之没落，亦即列宁主义告终之日将至”。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前，《民国日报·觉悟》还出版了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的专号，但此后列宁主义的正面传播几乎都到了共产党一边。尤其是中共“四大”前后，大量党员从莫斯科回国担任重要职务（郑超麟，2004：218） ，更是深化了苏联的影响。“四大”闭会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中共中央以这次大会名义发表了纪念宣言，更重要的是，这次大会按照共产国际“五大”会议精神，通过对宣传工作及托洛茨基态度的议决案，奠定了这一时期党内外宣传列宁主义的基调。

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布通告就列宁周年纪念日进行部署。党报党刊也围绕列宁周年纪念日及十月革命周年进行了专门策划。笔者整理了1925年1月—1927年7月党的主要刊物出版的列宁专号及十月革命特刊，共计10期，达76篇文章之多。

《新青年》复刊后出版的第一号为“列宁号”，被国民党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列宁主义之最初的亦系最具体之介绍”（沈云龙，1982：63）。在这一期上，目录页后登载了整页大幅列宁头像，次页中间竖排三句话：“我们的旗帜——列宁 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 我们的任务——全世界革命”。

这一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瞿秋白对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的译介。他将这本书由7万多字“改译”为1万多字，其中涉及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和阐释，被认为是将其首次介绍到中国，并由此完成了“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确切内涵的政治概念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梁化奎，2014）。但瞿秋白“改译”的概念并未强调斯大林“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的方面，而这恰是斯大林所定义的“主要点”，由此区别于季诺维也夫将农民问题视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舒新，2019）。

事实上，早在1925年初《中国青年》第63/64期“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周特刊”刊登的任弼时的《列宁主义要义》就已完整引用斯大林定义。此后，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一文也陆续译载。

1926年列宁逝世第二周年，党的宣传力度并未减退，斯大林的影响日益显著。《中国青年》第110期出版了纪念列宁号，刊登了孟冰的《论列宁：读史达林“论列宁与列宁主义”札记之一》。另外，这一期《列宁主义与中国青年》一文也使用了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前半段定义，并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作为“中国青年现时应当明瞭的列宁主义”的三点之一。《政治生活》也出版了列宁纪念号。赵世炎在这一期发表了《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际》，是当时最为系统论述列宁主义的篇章之一。文章长达26页，在斯大林的定义基础上将之解释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执行世界革命，把世界革命里一切实际问题都集中汇合，找出政治上经济上策略上的总原则”。这一定义对经济的关注是其自身的创造。

对比此前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可以看出，在关注民族解放理论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越来越得到重视，这与中共“四大”后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有关。到列宁逝世三周年时，这也成为各方势力争论并分裂的根源。国民党政论类刊物《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1期发文引用斯大林对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以此来证明列宁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刘霆，1927）。与之相对，《向导》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刊载彭述之的《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肯定斯大林的定义是“非常之对地，是很科学的”。郑超麟在《“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一文中则直接将列宁称为“导师”。

卡尔·曼海姆（1936/2009：37-39）指出，“政治讨论具有根本上不同于学术讨论的特征”，“只有当它用某种政治哲学、某种关于世界的政治概念充实其目标时，它才实际上第一次具有了根本上的重要性”。从上述争论不难看出，列宁主义在此时已彻底发展为一种政治讨论，成为斗争的武器。对于“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实践成为划分不同阵营的一把标尺，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已成为统一认识，其标志就在于“列宁主义”概念的定型。

五

结论

回顾和梳理“列宁主义”概念在华早期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国人对“列宁主义”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援引斯大林的定义使之定型为一个专门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从表面上来看，“列宁主义”概念的传播主要体现在国人词语的选用和转译上，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上。

一方面，吸引国人关注“列宁主义”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中国问题，由此国人天然地对这一外国知识抱有审视的目光。列宁主义由学理讨论转向现实实行，也为知识分子团体的分化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列宁主义”仍然深刻烙印着其知识来源的价值取向。“过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以及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都在各个时期国人对列宁主义的态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锚定了知识的边界。

此外，列宁主义在华传播的“知识之维”不仅显示了传播的偏向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也提示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其中具有显著影响的事件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国内报刊的全文刊发以及列宁的逝世，而翻译水平、由新闻报道向理论著作的媒介形式转变、语言书写的繁杂程度乃至印刷错误都会对知识的传播造成影响。

总的来说，曼海姆试图将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从政治用语的情境中抽离出来，将其转化为更具普遍意义的认识论和历史社会学问题（伯格，卢克曼，1967/2019：13）。但正如格尔茨（1973/1999：234）所说：“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真正的非价值取向（non-evaluative) 意识形态概念，……逃避曼海姆悖论的方法在于完善概念手段，它们要能够更为灵活地处理意义。”而通过知识社会学“这种研究程序”，“研究者可以考察理念的社会—历史选择过程”（伯格，卢克曼，1967/2019：11）。事实上，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知识图谱正可以从国人对“列宁主义”概念的表述和理解中得到清晰的呈现。“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并不是天然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知识累积过程中，不断满足其理论知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同时保证其理论知识同经验现实的一致性（赵超，赵万里，2015）。“列宁主义”概念在华早期传播的知识之维揭示的正是列宁主义由建构国人对俄想象到成为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知识选择过程。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3期。

本期执编/王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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