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河沿的激烈枪声，1979年悍匪凌国良警匪枪战大案

1979年7月14日，辽宁省铁岭市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次警匪枪战。战斗中使用了机枪、手榴弹，甚至最后要动用坦克增援，战斗中警方牺牲6人。因案发地位于铁岭市柴河沿村的102国道旁，因此被铭记为——柴河沿战役（至于“战役”二词，来源于2019年8月31日新华社关于“柴河沿战役英雄群体”的报道及2004年11月3日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一、

1979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墙体材料厂因生产需求，经过市有关部门的批准，从郊区东陵区公社新城大队征用了五十亩土地。新城大队地少人多，经过与厂方的协商，决定由厂方从该大队招收60名固定工人。招工的条件是：男性年龄需在18至30周岁之间，女性则在18至25周岁（后调整为30周岁），且女性不得怀孕或有哺乳期的孩子。

这些招工指标下达到公社后，公社书记张文海和副书记王文录首先私自占用了10个指标，其中五个留给公社，另五个则分给了公社下属的另一个大队——兴农大队。张文海和王文录将公社留下的五个指标分别分给了郊区革委会副主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派出所所长以及两位曾为公社盖楼房出过力的人。而兴农大队的五个指标则全部安排给了大队干部的子女及亲属。

接着，公社将剩余的50个指标下放到了新城大队。大队书记赵春元等人又决定大队内部再留下10个指标。这10个指标被大队支部的7名支委每人分去一个，剩下的3个指标则作为大队用来拉关系。

这样一来，在招工指标还未到达生产队之前，就已经有三分之一被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了。

在分配剩下的40个指标到各生产队之前，大队书记赵春元还特意归纳了支委会给小队制定的招工条件规定：一是必须是纯农户，二是社龄要长，三是平时表现要好。。但事实上，实际操作各生产队并未按照这些条件进行评选，而是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如打电话、传纸条等方式“走后门”。墙体材料厂的四名领导干部为七个人开后门，其中一位副厂长更是一人走了四个后门；市里的某些部门领导干部甚至亲自开车到公社、大队进行“走后门”。这种行为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纷纷上访告状。

不久，群众上告信的数量就达到了三十余封。市、区纪检委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同时，市新闻单位也多次进行调查，并准备公开登报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公社书记张文海表示要“切实又切实地改正错误”，并要求不要登报。事后，公社做出决定，将公社留下的五个指标退还给新城大队，大队留下的十个指标也决定交回生产队重新评选。

然而，张文海并未改正错误。他仍然在给大队传纸条，通过“内定”和“带笼头”的方式开后门。被他内定的人可以直接找生产队长对号入座。这样一来，原本通过走后门获得招工机会的人又利用这种方式确定了招工。至于大队往下分配的40个名额中，就有11个是通过“内定”和“带笼头”的方式下放到生产队的指标。这引起了社员的极大不满。有的生产队甚至直接拒绝了这种“笼头指标”。对于被退回的指标，大队既没有进行研究也没有做工作就擅自安排了招工。

七队25岁的女社员王敏，按照劳动表现和社龄等条件来衡量，完全符合招工的条件。然而，七队的副队长张日华和队长黄谋奇却事先定下来让另两名女社员去。当招工名单宣布时，王敏和另一个女青年社员质问赵春元：“招工为啥不按条件评选？”大队书记赵春元回答说：“照顾困难户。”王敏不服气地说：“照顾困难户也不能用小队指标照顾。大队有走后门的指标为啥不可以照顾困难户？”赵春元冷漠地说：“走后门不但现在走，将来还要走！”听到这话，王敏气得痛哭失声，觉得自己的“前途完了，活着也没意思”。赵春元却无动于衷地说：“你别用死来吓唬我！”结果，王敏当场抽风倒地。

事后，王敏的心情逐渐平复，经过亲友的劝解，她决定放下怨气。但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劳动中，副队长张日华再次触动了她的痛处。张日华指桑骂槐地嘲讽王敏：“有我张日华在，你们想当工人，没门儿。你们爱上那儿告就上那儿告去。”言辞尖酸刻薄，令人难以忍受。

王敏强忍怒火，质问张日华：“招工的名额我已经让了，你为啥还骂我？”两人随即展开激烈的争吵。在争执中，王敏坚定地表示：“这次招工我无论如何不能让，非去不可！”

于是，王敏愤然前往公社上访。她找到了公社副书记王文录，反映了大队和小队在招工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然而王文录对王敏的诉求只有不屑一顾，他嘻嘻哈哈地回应道：“怎么不合理？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就是我老头子没有理！”他对王敏反映的走后门现象和赵春元儿子违规招工的问题不以为然，甚至说公社管不了这些事，轻描淡写地打发王敏回大队去，对她的诉求置若罔闻，王敏深感失望和无奈。

二、

凌国良（有的资料中写为凌国梁）是大队民兵连的军械员，与大队机电厂锻工徐中正（有的资料中写为徐忠正）关系很好。两人因工作关系，常住于大队部，对大队在招工过程中的徇私舞弊、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行为心知肚明。看到那些条件不如自己的人都能通过这些手段获得招工机会，凌国良和徐中正心生不忿。两人多次找到大队书记赵春元，希望他能给予关照。但是赵春元以种种理由搪塞他们，要求他们回小队参与评选。在谈话中，赵春元还批评凌国良春节期间参与赌博的问题，认为他不符合招工条件。这让凌国良和徐中正感到十分不满，对赵春元心生怨恨。

时间来到1979年的6月上旬，凌国良、徐中正与王敏在讨论招工问题时，得知王敏未能评上招工名额。凌国良和徐中正觉得王敏的条件明明比那些被选上的人要好得多，如果她都不能去，那就太冤枉了。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徐中正愤然说道：“我要是去不上就把赵春元杀了！”王敏也情绪激动地表示：“我要去不上就把张日华杀了！”

就这样，在共同的愤怒和绝望中，三人产生了杀人的恶念。7月11日晚，凌国良率先行动，盗走大队的三支63式全自动步枪和1500发子弹（有的资料中为两支步枪和5000发子弹），并剪断了大队的电话线。他叫来市工程处的司机穆春林开解放牌卡车到村东公路的大队干部处行凶。但穆春林在关键时刻反悔了，凌国良和徐中正当即将其打死，穆的尸体连同600多发子弹和一支全自动步枪埋在苞米地中。

三人开车向北逃窜，当行至新民时，汽车没油，他们便弃车乘别的车辆继续向北逃窜。

三、

铁岭地区公安局接到省公安厅通报的时间是1979年7月14日早上5点多钟，通报称：有两男一女3名持枪杀人嫌疑人携带三支全自动步枪、5000发子弹，杀人后潜逃进入铁岭境内。之后，铁岭地区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堵截，警方一共组成5个追捕组，分别奔赴重点地段堵截。与此同时，铁岭、开原、昌图等县级公安机关也迅速控制了车站及交通要道。

当时公安机关配备的都是杂牌枪，一些枪打出去的子弹都不走直线，而犯罪分子却带有两支全自动步枪，上千发子弹，与犯罪分子交起火来，公安人员在装备上很不占优势。

上午9时，指挥部接到一个重要情报：在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发现罪犯行踪。指挥员率领追捕组迅速向地运所大队集结，并兵分两路，一路进柴河沿村逐户搜查，一路顺着哈大公路沿途追捕。此前的8时40分，供销社营业员看到有两个背着枪的男子，挺年轻，还有个女的，大高个，上身穿蓝衣服，他们在供销社用3两粮票买了饼干和一把木梳，向102国道方向走去。群众反映的情况与通报追捕的人特征完全相符，于是抓捕重点转向了柴河沿地运所大队村。

搜捕小组立即乘车出发，在路过东大岭时，从看押犯人的人员处借了两支半自动步枪。汽车很快到达地运所村，村民们说，几个人沿着另一条路跑了。这时是早上7点左右，天下着小雨，正是交通高峰，路上的人车很多。汽车向北追了三四公里后没有发现罪犯的踪影，考虑到他们不能跑得那么快，汽车原路返回。在一个岔路口处看到有很多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女人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当时只知道女罪犯叫王敏，两名男子的名字还没有查清。

这个女子两手叉着腰，脑袋顶着块手绢。侦查员下车问她是哪儿的，对方回答是这儿的，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叫王敏。由于当时问得特别快，对方来不及多想。听到对方说叫王敏，机敏的侦查员认为十有八九就是罪犯，一下子把她铐住塞进车内。很快，王敏交代另两名犯罪分子在柴河沿村，公安人员立即分成三组包围柴河沿村。指挥员部署一个小组继续审问王敏，其余警力沿公路、铁路两侧搜索，防止另外两名男性嫌疑人越过铁路，进入庄稼地继续逃窜。

抓获王敏时，另外两名歹徒就藏在100米远的公路东侧的树丛中，警方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两人悄悄地端着全自动步枪窥视着公路上的情况。

9时30分，铁岭地区公安局四处副处长朱德俊带领追捕组，沿公路东侧靠路旁树丛搜索前进。当他们行至距捕获王敏的位置约200米处时，凌、徐二人突然从茂密的槐树丛中站起来，端起自动步枪疯狂扫射。

在猝不及防的遭遇战中，由于犯罪分子受过丰富的军事训练和射击，动作突然、火力精准，两支自动步枪的速射火力向所有暴露在其视野的警察罩去。带队走在前面的朱德俊当即身负重伤，仍迅速拔出手枪卧地还击，又被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

一名侦查员端着半自动步枪在路边搜索，突然有人在背后打了他一拳，“趴下”，他一回头，是地区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徐金发，话音未落，路边的树丛中突然站起两个人，“哒哒哒……”全自动步枪扫射的声音非常刺耳，徐金发和身后的两名民警在原地转了两圈后倒地。

“当时我穿着雨衣，被误以为是歹徒，两边的子弹一齐射过来，在马路上乱飞。”事后民警回忆说。

正在四周搜索的警力闻声集结，在对方火力压制下与两名持枪嫌疑人隔路对峙，并建立了简易的前沿阵地，在外围布置了包围圈。在对敌只有二、三十米远对峙战中，警方分组相互掩护，向嫌疑人射击。两名嫌疑人藏身不易观察的槐树丛中，占据着地形优势，手中是全自动步枪，与警方的手枪相比占据着火力优势。敌暗我明，手枪射击难以奏效，指挥部从军分区立即调来两箱手榴弹。警方一边用手枪射击，一边用手榴弹压制。

在这里隐蔽的地区公安局局长和几个人一起向北撤，以免被误伤，他们在距歹徒不到20米远的地方隐蔽下来，并迅速组织警力。地区公安局信访接待员尚琦、警犬训练员李长华等人先后赶到，双方展开对射。歹徒使用的是制式长枪，警方使用的是拼凑的杂牌手枪，明显处于劣势。

公安人员向犯罪分子喊话没有奏效，警犬训练员李长华带着警犬，决定放狗咬歹徒，李长华捡起一块石头撇向歹徒隐藏的树丛，警犬一下子冲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没有一点动静，警犬把石头叼了回来，连续三次都是同样结果。

两名歹徒都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枪法精准，歹徒的弹着点基本上和公路路面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抬头就有被击中头部的危险。

一年前才转业的尚琦不停地向歹徒射击、投弹，可是由于出战紧急没来得及换下浅色衣服，目标完全暴露给了歹徒，在他探身投弹的一刹那，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28岁的李长华在投弹时也不幸被歹徒击中，他牺牲时，右手小指上还紧紧套着一个手榴弹的弹环，而他的婚期就在半个月后。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法警单兴忠带着爱人到沈阳看病，回来的途中听到枪声，他让爱人先回家。由于离事发地很远车辆就已禁止通行，他走了一段路摸了上来，他带的是一支“王八盒子”，打了一枪后就卡壳了，他转身看枪的时候，歹徒的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歹徒占据着公路东侧的有利地形，并凭借着一辆停放在那里的手扶拖拉机做掩体，时南时北，疯狂地对警方实施火力压制。时间已到中午，先后有6位战友倒下，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经过上级领导同意，临时指挥部开始请示上级调动坦克增援。省公安厅下达最新指示：不允许罪犯逃出铁岭界,不允许再出现警察伤亡,可以击毙歹徒。

四、

子弹、手榴弹快打光了，怎么输送子弹又成了一个难题。由于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指挥部的指令需要通信员口头传达。到指挥部联系和取弹药，在歹徒的火力威胁下随时都有被击中头部的危险。干警们冒死输送弹药，几进几出，保证了正面攻击的顺利进行。

随后干警们在公路边上发现了还有一丝气息的徐金发，干警把徐金发背到车上驶向医院，但徐金发还是牺牲了。

Wu警铁路守桥部队的官兵赶到了，几个人研究决定用机枪进行扫射的同时，投弹将歹徒炸死，机枪班班长说机枪已准备完毕，可是机枪只响了一声就停了下来，原来是卡壳了。

下午5时左右，枪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民警们看到公路对面踉踉跄跄走过来一个人，身上别着两把手枪，公安人员一眼认出就是那个歹徒。“就是他！”几个人一同扣动板机，歹徒中弹后跪到地上，一颗手榴弹沿着路面扔到歹徒脚下，爆炸声过后，这名歹徒倒在地上，此人正是凌国良。

看到凌国良已断了气，继续向歹徒隐蔽的树丛方向搜索，“当时走得非常慢，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树丛里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另一名歹徒徐中正。

此次战役中牺牲的5名人民警察、1名法警被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79年7月24日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烈士的骨灰安葬在铁岭市龙首山革命烈士陵园。

朱德俊牺牲后，同是警察的妻子曹淑华独自撑起了有着三个儿女的家。三个孩子都秉承父亲遗志走进警营，奋战在公安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