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公知”，克林顿高调宣传他，后来怎么样了？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一个清代中国人的名字——徐继畬。

原来，早在19世纪中叶（清咸丰年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今天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家广场，兴建了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并向全世界征集纪念物,

当时的浙江宁波府，在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下，向美国政府赠送了一块纪念石碑——立于华盛顿纪念碑旁边，上面镌刻的中文内容，则是一段来自于徐继畬著作《瀛环志略》中热烈赞颂华盛顿和美国的文字：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段出自清代的称颂美国“民主”、华盛顿“伟大”的文字，其态度之热烈、情绪之钦羡，跟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崇西方的“公知”立场和风格何其相似！但前者的时间早于后者一百多年，在此意义上看，前述文字的作者徐继畬，无疑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公知”。

公知的本来含义，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公共知识分子，其词义本身是褒义的。但由于近三十年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言必称欧美西方，动辄以“民主”、“自由”说事儿，以致于“公知”二字变成了大众眼中的贬义词，用于泛指那些仰望西方文明而否定民族性的人士。为此，本文特意对“公知”一词加注引号，以示特指。

前述克林顿特意提到徐继畬这个清代人士的名字，目的当然是为了强调中美“友好”历史、称赞“公知”群体对中美交流的巨大作用。不得不说，在1998年的时代背景下，克林顿的说词肯定让很多中国人受用——彼时“公知”视角是大有市场的。

本文无意探讨“公知”的先进性或局限性，并且对“公知”不持特定的感性立场。这里旨在客观叙述徐继畬这个历史人物。

徐继畬是山西五台县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他的父亲徐润第是清代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专注于做学问，其著作《敦艮斋遗书》推崇“心灵自由”，并对中华传统文化范畴的朱熹理学持批驳立场。而徐继畬受父亲影响很大，因此崇尚自由、批判性看待儒学的精神，很早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道光十六年（1836）起，徐继畬远赴南方任职，历任广西浔州知府、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等。

徐继畬道光二十四年（1844）题匾 时任福建布政使

南方沿海省份，西洋传教士较多，徐继畬特意跟传教士往来密切，目的是通过他们了解世界形势，譬如，徐继畬在任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期间，长期居住在厦门，多次“采访”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向他询问“外面的世界”，包括但不限于外国地理人文、西方政治制度、世界技术潮流等等。

在那之前，中国社会还没有专门介绍外国的读本，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发现新大陆的徐继畬，如饥似渴地“采访”一切他所能接触到的外国人，并记录下种种有价值的谈话内容。

清代西方传教士

经过对中西方文明自觉和不自觉的比对，徐继畬逐渐对大清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幻想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阐述主张，说服道光皇帝对大清政治制度做系统性的变革。

凡此种种，出于各种考量，徐继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完成了著作《瀛环志略》的写作（出版于道光二十八（1848）），该书不仅介绍了大量外国的地理、风物、人文，还引入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为此，徐继畬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徐继畬著作《瀛环志略》

实事求是地说，徐继畬对于西方世界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以及他的著作《瀛环志略》，在道光时期对朝野上下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譬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道光皇帝特地召徐继畬入京觐见，向他询问海外各国的风土形势等，也就是说，道光也想通过徐继畬这扇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这跟前朝乾隆皇帝拒绝正视西方各国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

道光皇帝像

事实证明，道光皇帝对于徐继畬是很看重的：后者觐见皇帝后，仕途前景一路看涨，道光二十六年（1846）先后升任广西巡抚、福建巡抚，并兼任闽浙总督，从而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道光皇帝对徐继畬和西方文明的好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许可转化为大清政治制度改革也未可知。但历史没有假设。彼时大清社会并不乏对徐继畬的“公知论”持批判态度的声音，舆论氛围不会允许徐继畬向西看的“民主”论调影响到大清的根本。

实际上，即便是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他跟徐继畬也存在立场之争。

林则徐画像

当然了，徐继畬和林则徐的家国情怀并非天然对立的，他们的本意都是为民请命、为大清江山社稷着想。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是反抗英军侵略的领军人物、民族英雄，而徐继畬期间在任汀漳龙道，他也在抗击英军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时英军舰队从广东北上，福建清军奋起阻击，无奈势不力敌，厦门很快沦陷，但徐继畬镇守漳州港与英军对战，始终未让英军攻入漳州。此一则。

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

另一则。道光三十年(1850)，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占到便宜的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周边的煤炭资源,并向清政府提出强硬“要求”。但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畲，站位坚决，言辞拒止了英军的图谋，使之破产。

可见，徐继畬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想要的是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而不是所谓的卖国。这是徐继畬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知”的思想底色。

但在民族主义爱国思潮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下，徐继畬对外国势力时而强硬、时而柔软的灵活姿态，还是激起了林则徐等民族主义政治家的不满。

譬如，根据中英通商条约，本不允许英国人通过口岸进入中国城市，但道光三十年(1850)，两位英国传教士兼医生租赁了福州乌石山神光寺的房屋，用于居住和行医。

清代西方传教士

消息传出，福州民情愤怒，当时因官场调整暂时闲居家乡福州的林则徐，联合地方乡绅势力，要求采取强硬态度驱逐英国人。而福建巡抚徐继畬，则采取柔软姿态，通过劝说的方式让英国传教士搬离寺庙——最终也实现了目的。但林则徐对徐继畬的不满情绪，由此发酵。

由上可见，在林则徐等民族主义者看来，对待英国侵略势力，要么强硬，要么就是投降主义，中间不存在什么灵活或柔软的爱国方式。在此舆论大环境下，徐继畬很快受到了弹劾。

适逢咸丰皇帝登基，而他对英国人的态度显然也要比道光皇帝更强硬一些，因此，徐继畬便被降职了。这也是徐继畬向西看的“公知”主张逐渐走下坡路的信号。

咸丰皇帝画像

咸丰二年，徐继畬因莫名的官场纪律问题（不赘述），被彻底罢官。总之，在咸丰朝，徐继畬的“公知论”是不受欢迎的。期间，他回到山西，隐身于平遥超山书院讲学——过程不述。

同治年间，因慈禧太后看重，徐继畬得以重新起用，出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跟外国人打交道的“通商事务”，这对徐继畬来说也算人尽其才了。期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至此，大清朝廷对于徐继畬看世界的“公知论”，总算给了一个官方的正面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