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论究竟有何魔力？

1990年代，俄罗斯著名拓扑学家、科学院院士福缅科主导编写了七卷本丛书《历史：虚构还是科学？》，正式提出所谓“新编年史”理论，重构了一条远短于主流历史体系的时间线。在这条时间线中，新石器时代不过是神话杜撰，古埃及是俄国历史的翻版，古巴比伦与美索不达米亚是中世纪晚期的移植，古希腊文明是拜占庭历史的“二创”，古罗马则是中世纪俄国的镜像。福缅科声称，世界真正的历史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所谓古代文明，皆为后人伪造。

他最终得出结论：16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遭大规模篡改，以配合包括梵蒂冈、神圣罗马帝国及罗曼诺夫王朝在内的多个阴谋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合力掩盖了“历史真相”——一个以“俄罗斯汗国”为核心的全球性帝国。

换言之，“新编年史”的本质只有一句话：西方历史是伪造的，俄罗斯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该理论一经问世，立即遭到学界全方位批驳，《历史：虚构还是科学？》更是在2004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上，以最差出版图书之名，获得了“荣誉文盲奖”。然而这并不影响其在民间的传播，尤其是在前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诺夫的推广下，仅仅数年时间，该理论便从俄罗斯本土蔓延到了土耳其、中国、欧洲以及埃及。

据历史学家查尔斯·哈珀林2011年发表的研究，约有30%的俄罗斯人对“新编年史”持同情态度，一些学校课程和部分政党纲领中甚至包含其内容。尽管福缅科本人已沦为学界笑柄，成了阴谋论的代名词，但他的理论依旧在俄罗斯社会中拥有较为广泛的潜在接受度。

这段往事不禁给人一种强烈的既视感：说白了，国内流行的“西方伪史论”不就是“新编年史”的本土版本吗？虽然我没查到其在中国社会接受度的可靠数据，但从近些年的传播速度看，恐怕只会高于俄罗斯。

那么，“西方伪史论”究竟有何魔力？能赢得大量公众甚至不少高知群体的支持？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谈一个十分重要但却时常被忽略的因素，即历史这类人文学科的普遍特点—相对较低的学习门槛。这一点可以在历史学与物理学的对比中体现出来。

首先是内容的抽象程度。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的活动，比如“拿破仑为什么失败”“秦朝何以二世而亡”，这些问题贴近生活，仅凭社会经验与直觉就能理解。而物理学则研究自然规律，比如基本力、能量、不可见的粒子，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内容极度抽象且反直觉，只能靠数学与模型构建来认知。

其次是语言工具的复杂度。历史学的语言工具是人类语母语，因此，除了一些艰深的史料需要一定训练才能理解外，大多数历史知识对普通人而言没有门槛。而物理学的语言工具是数学，从初中的简单方程、公式变形、比例问题，到高中的代数、函数、向量，再到大学的高等数学，光是语言难度就将大部分人排除在物理学习之外。

再就是知识结构。历史学如网状结构，虽有逻辑，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先学近代史再学古代史或者先学战争史再学制度史，都不会造成学习壁垒。而物理则是高度系统化的金字塔结构，概念之间紧密相连，不懂牛顿力学就学不了电动力学，不懂电动力学就学不了量子场论。

正因为历史的学习门槛低，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懂历史就能研究历史。导致一些毫无学术背景的门外汉大着胆子跨行搞起所谓历史研究，甚至一度有了类似“键政”般全民参与的迹象。好像只要是个人，读过几本历史书，看过几篇历史文章，就能自创一套历史发展体系了。

“西方伪史论”在中国社会的盛行，正是建立在这一庞大历史爱好者基础之上的。至于其魔力，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伪史论”本质上依旧属于阴谋论。就像曾经流行过的美国登月造假、共济会操控世界一样，拥有天然受众。他们喜欢这种颠覆性叙事，享受“掌握真相”的感觉。

2.区别于以往的阴谋论，“西方伪史论”有两项重大革新，一是出书立传，比如《希腊伪史考》、《言不必称希腊》，二是打造了自己的“学术”平台，即“西史辩伪和中华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前者构建了一套看似系统的理论，树立了何新、黄河清等人在历史爱好者眼中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而后者则为该理论披上了一层学术外衣。这两点足以震住那些对学术研究规范不太了解以及缺乏逻辑能力的人。

3.虽然我们常把抵制西方中心论挂在嘴边，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对全球的影响力与塑造程度而言，西方历史是现代世界形成中最重要的一条主线，不了解西方历史脉络，就无法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然而，在我们的历史通识教育中，为了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先进性”，西方历史被过度边缘化了，成了为理解中国史而存在的背景板，占比很小，且大部分集中于1500年后的近代史，古代史只占5%-10%，比日韩都要少，也更浅薄。

尽管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无可厚非，但其带来了的问题是：公众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背景，尤其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中世纪的因果链条，好像西方突然就从“黑暗愚昧”的中世纪跃进到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知识空白带来的割裂感为“西方伪史论”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

4.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是，“西方伪史论”在国内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普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去中心化。好处是信息生产与传播不再由权威机构与公共知识分子掌握，像我这样的自媒体以及无数普通人也能通过网络各抒己见。不过坏处是，话语权虽从金字塔形变成了橄榄形，但认知水平依旧是金字塔形的。

于是，在一个人人都能讲史、写书的互联网时代，在一个低门槛创作+高情绪渲染+算法推荐的流量时代，传统史学界的观点必然会因为复杂枯燥的特性，在诱惑力上败给那些颠覆常识的“惊天真相”。比起从西方古代史的演进中理解工业革命，偷自《永乐大典》的叙述肯定要快得多，爽的多，也易懂得多。

5.如果说互联网的普及是催化剂，那民族主义就是第一推动力，其在时间线上是与西史辩伪运动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合的，只是内在因素要复杂的多，既有历史创伤、祖先崇拜、民族认同，也有文化自卑与意识形态冲突，这与“新编年史”在俄罗斯大行其道的原因是相似的。

因此，我们才急于证明自己，证明中华文明才是世界的中心，再不济也要证明我们的独一无二、自古有之。在这方面，除了“西方伪史论”，古人类学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人类起源于非洲已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是学界的主流共识，但依旧不乏专业学者宣扬“多地区起源说”，每当中国境内发现了新的古人类化石，他们便等不及要认祖归宗。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原因虽有重要程度之分，但并非线性孤立，而是相互影响。比如当我们将历史创伤屈辱化，赋予其一种代际传播的特性时，不可避免的会激发对外敌意，进而产生民族主义情绪，在与理智渐行渐远后，从阴谋里寻求民族认同、消解文化自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正因为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共振放大，我们才会看到这样荒诞的一幕：一批不学无术的门外汉，一个阴谋论式的边缘学说与一群呼雀跃的信徒。

更讽刺的是，在几位伪史论元老被封禁后，伪史圈竟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官方打击反而印证了伪史论的正确性，如果真有足够的证据反驳，为什么历史学界默不作声？

这当然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多位历史学家曾在多个场合对某些问题作过澄清，比如关于金字塔的真伪，当时正在埃及开展考古工作的郭子林就专门回答过。不过有一点这些人倒是说对了，至今还没有哪位历史学家逐条且全面批驳过“西方伪史论”的各种观点。

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大家真的很忙。像西方伪史论中那些一拍脑袋就能得出100个的所谓“新发现”，虽然判断可信度很简单，但要做到有理有据的驳斥还是极其耗时的，需要引用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各种证据来交叉印证。就像多位西方古典学学者在接受《南方周末》邀请时说的，他们不愿为了这些荒谬的言论浪费时间。

伪史论者们如果真想得到学术界的严肃回应，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按照学术规范，先将自己的成果写成论文投稿到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而不是像黄河清教授那样闭门造车，写了一本二十多家出版社都不接的书，然后因为毫无学术价值无人搭理，就自诩为胜利。

在这一点上，伪史论者甚至不如中医，后者至少知道往核心期刊上发文，哪怕是增刊子刊，也敢一次次将药物送检FDA，哪怕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