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难民涌入香港，香港如何自处？

文︱姚洁凝

中国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市民生活福利优厚，这些优点，不但能吸引不同国籍人士定居香港，还吸引到国际难民涌入香港，甚至，在我们家中服务的保姆，都会聪明地利用中国香港签署了国际法律的漏洞，经香港法院摇身一变，变成难民，大家觉得是否很荒谬呢？

香港从来未有签署《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难民公约》），因此严格来说，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定义，两条难民公约本身并不适用于香港。香港没有“难民”，只有“寻求庇护者”，意思是“自称难民，但申请未得到确定审核的人”。联合国《难民公约》从来未适用于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亦一向采取坚定的政策，不给予庇护、不核实任何人的难民资格。

但是香港自1992年于英国殖民管治时期，英国代香港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酷刑公约》）。按照《酷刑公约》这条国际法，香港特区政府有处理酷刑声请的机制。这项机制是基于，确保声请人不会被遣返至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强调，免遣返声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视为难民，亦不会在香港享有合法居留权利。

那为何香港会有难民，又或假难民的出现呢？

香港入境处一直有政策，不会给予任何人庇护或核实任何人的难民身份。于2014年前，联合国难民署按其授权为难民提供保护，入境处将迫害风险获确立的免遣返声请人转介至联合国难民署，让该署考虑确认该声请人为难民，以及为获确认为难民的人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但是，由于香港无签署两条《难民公约》，但又有很多外国人利用《酷刑公约》向入境处申请免遣返声请，经终审法院于2014年就难民申请作出历史性的裁决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同年便开始实施统一筛选机制，只是以司法程序审核所有免遣返保护声请。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底，在香港提出的免遣返声请共有28,154宗。 这些声请人大部分来自越南、印尼和印度。大家会问，这三个国家，没有战乱，为何能利用 《酷刑公约》作出免遣返保护声请呢？　

另外，根据星岛头条的报道，目前仍有约15,800名免遣返声请人滞留在香港，这些人，每月都会因《酷刑公约》，而获得近万港元的生活津贴。现在，香港的法庭未能及时为这近三万的免遣返声请申请，在短时间内作出司法裁决。这些国家的免遣返声请人，就利用这段等待期，在香港打黑工，同时收取香港特区政府津贴。现在滞留港的近一万六千人，港府每年要花大量公帑养活他们。根据政府数据，于2023至24年度，处理免遣返声请及相关工作的预算开支大约为14亿元，即每年每位免遣返声请人能获取港币$88,608，每月便是$7,384。这个津贴金额，是不用工作便有，比起做保姆更有好处。因此，吸引到一批懂走法律漏洞的保姆，先利用家佣身份来港，然后短时间内和雇主终止合约，再向入境处申请免遣返保护声请。

根据高等法院HCAL 1475/2018案件，声请人为三十岁孟加拉人，于2013年11月29日抵港，获准担任外籍保姆，直至其雇佣合约于2015年11月29日届满为止，但她的合约于2014年3月23日提前终止，她并未离境，反而逾期逗留，并于2017年6月5日因逾期逗留及使用伪造身份证被警方拘捕，因此被判入狱15个月。其间，她向入境事务处提出免遣返声请，理由是若她返回孟加拉，将会遭两名当地商人伤害或杀害，因为她曾向警方举报两名商人强奸她，因为她被强奸过，给家族带来耻辱，她的兄弟会伤害或杀害她。她其后获保释，等候声请裁决。她于2018年3月20日填写了免遣返声请表格，入境事务处处长于2018年3月28日决定驳回她的声请，不能因《入境条例》（第115章）所涉的酷刑风险，以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留港。2018 年 4 月 10 日，她就处长的决定向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18 年 7 月 9 日，她的上诉被委员会驳回。2018 年 7 月 26 日，声请人向法院就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司法复核。最后到2020年7月28日，香港法院终于驳回这位孟加拉人的司法复核申请，她最后都是被遣返至孟加拉其他地方，但就在香港合法居留了近七年，香港特区政府养了她约两年半。

另一个案例是CACV 192/2024，是一对来自印尼的母女。妈妈是在2011年7月来港担任褓姆，她的家佣合约于2015年10月7日被终止，她自2015年10月22日起非法逾期居留。 2016年3月11日，她向入境事务处自首其后获准保释。 2016年4月5日，她为自己提出免遣返声请。妈妈的声请理由是，如果被遣返，由于她在香港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他们将遭到在印尼的家人伤害或杀害，及/或因基督教信仰而遭到印尼穆斯林社群的歧视。妈妈之后同一名香港基督徒男子建立了关系，并于2016年7月20日在香港诞下女儿。妈妈随后于2016年10月3日代表女儿再次提出免遣返声请。入境处处长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发出决定，驳回她们的免遣返请求。妈妈就入境处处长的决定于2019年1月4日向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妈妈的上诉再次被驳回。2019 年 1 月 9 日，妈妈为自己和女儿申请司法复核，2024年5月7日，法官拒绝核准声请人申请司法复核。 5 月 14 日妈妈就法庭拒绝司法复核再上诉，2025年1月3日，上诉庭拒绝了妈妈的上诉复核，但允许女儿提出上诉，理由是法庭未有考虑到女儿的国籍。妈妈故意利用法律漏洞，即使女儿在香港出生，仍写女儿的国籍为印尼，目的只为取得免遣返保护声请津贴。这位印尼褓姆便合法在港居留近14年，获取政府津贴近9年。以上两个法庭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保姆明显地是有专业法律团体协助她们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遭受到以色列的屠杀，在英国有一个法庭案例，有机会让大量的巴勒斯坦从英国来到香港。今年2月，有一个巴勒斯坦家庭透过乌克兰难民计画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母亲、父亲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在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空袭中家园被毁后流离失所。他们透过“乌克兰家庭计划”申请入境英国，该计划与“乌克兰之家”计划一起，允许约20多万的的乌克兰人在英国或欧洲寻求庇护，这是英美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与俄罗斯战争，以提供“人道主义”的一部分政策。这个巴勒斯坦家庭，以与父亲的兄弟团聚为由，因为叔叔自2007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英国，是英国公民。去年5月，英国内政部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之后他们提出上诉，但该决定在9月被一级移民法庭法官驳回。今年2月英国上级法庭法官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保护家庭生活权的规定，允许他们再次上诉，最后他们获得了在英国居住的权利。这宗案例虽然“非常特殊”，但已吸引到很多巴勒斯坦人利用此途径去英国，失败者便会被诱导来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要如何面对这些褓姆变难民，和国际难民的涌入呢？

其实入境处在去年已实施了预先通报乘客资料系统，以尽早阻截包括潜在的免遣返声请人等不受欢迎人士来港。政府亦在2024年遣送了2,219名声请不获确立者离港，较2023年增加24%。

自2014年实施统一审核机制至今，免遣返声请的确立个案一直偏低，只有约1.3%的声请获确立。当局亦于2022年12月实施了更新的遣送政策，可大幅提早遣返声请不获确立者，只要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拒绝声请人提出的司法复核或相关许可申请后即可遣送，不用等待声请人向上级法院的上诉。

如果要撤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香港特区政府真的要研究，要向中央政府提请，让内地和香港均豁免遵从与酷刑声请相关的公约条款，包括退出联合国《酷刑公约》。

这些能自由在公众地方行走的非华裔人士，在香港有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根据警方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有786名这类人士因干犯刑事罪行被捕，主要涉及盗窃、伤人及严重殴打、刑事毁坏等，近年犯案情况更日益猖獗，比2023年的745人增加5.5%，更比2022年的687人增加14.4%，可见近两年相关人士的犯罪情况有明显回升态势。

而获担保又能自由在公众地方行走的非华裔人士，因涉嫌非法受雇而触犯《入境条例》（第115章）第38AA条被拘捕的人数，2014年有166人，此后逐年上升，2017年上升至381人，其后有所回落，但2023年484人，创过去10年新高，去年则稍降至363人。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要保障公帑用得其所，不要被保姆和假难民利用法律漏洞涌入香港，最根本的方法，是有必要要退出联合国《酷刑公约》，而不是找一个偏远地方，困着这近三万人便说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