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感驱使年轻员工返回办公室

作者：魏城

英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还在英国一家报社的中文网工作，但因为封锁隔离，所有的员工都在家办公。

封锁导致了社交活动被强制剥夺：有工作的人，在家工作，远离同事；没工作的人，在家闲着，远离朋友；有家庭的人，天天面对同样烦躁的家人；没家庭的人，天天面对自己孤独、沮丧的影子……

克莱尔·布希是我所在的报社的驻美国记者，那时美国也在搞封锁隔离，单身的她，一个人孤独地隔离在芝加哥的一个小公寓之中。别人孤独，憋出了心疾，克莱尔孤独，却憋出了一篇直面孤独的好文章，发表在报纸周末版附送的杂志上。

读完文章，我拍案叫绝：克莱尔居然能够把孤独写得那么深刻，但又那么美、那么有哲学意味！赞叹之余，我选择了这篇文章，准备让翻译团队翻译出来，放在下一个周末，排在其他重要文章之后，作为一篇软性文章，发表出去。

下一个周末到了，我不是责任编辑，我的一个和我同样居家工作的年轻同事是责任编辑。我是终审编辑，负责审稿。

那天，他把他排好的文章清单通过邮件发给了我。我看了清单，大吃一惊——他把这篇文章排在了当天封面文章的位置！

我当时有一种马上给他打电话的冲动，想说“你比我还大胆，但我必须要为你的大胆点赞！”但最终电话还是没有拨出去。

当时，我的这位年轻同事是单身，一个人孤独地隔离在伦敦的一个小公寓之中。因疫情断航，我和妻子也分隔在北京伦敦两地。同是天涯孤独人，心有灵犀，何苦点破？

其实，在疫情之前，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我也是一个话痨，但此时我们都被疫情封锁令“封”成了深沉如海、惜言如金的人，心里有着无穷的潜台词，特别想找人倾诉，但一拿起手机，一打开微信，全变成了哈气……

越年轻，越怕孤独？

如今，新冠疫情过去了多年，但疫情期间各国普遍实行的居家办公，却残存了下来。

近些年来，许多雇主开始收紧远程办公政策，包括亚马逊、摩根大通和零售连锁店Primark等公司都在推动员工回归办公室。据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九成英国员工已被要求重返办公室。这说明，远程办公的时代正在逐渐退潮。

但今天仍然有许多公司或机构，保留了部分时间居家办公的安排，例如，要求员工每周三天或四天返回办公室工作，其余时间则可以选择在家工作，美其名曰为“灵活工作制”。

有的工作，如社交媒体的一些岗位，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仍然大部分时间在家办公。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雇员平均每周在家工作1.8天，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居家办公的平均数字是每周1.3天。英国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欧洲远程办公之都”。

许多公司管理人员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居家工作和返回办公室工作这两个选择中，员工们自然都会倾向于居家办公，尤其是那些“贪玩心未泯”的Z世代员工们，应该更愿意在家工作，因为一来可以节省通勤时间和费用，二来可以逃避老板的监管，何乐而不为？

西方所谓的Z世代（Generation Z），通常指的是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之间的人，也就是今年年龄在13岁至28岁之间的年轻人。

最近社交媒体流传的一些视频，更是强化了这些公司管理人员的这种观点。

最近几个月，一些Z世代员工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如何在办公室“假装工作”的技巧而走红。其中一种技巧被称为“任务伪装”（task masking），是在TikTok上教人如何通过“看上去很忙”来欺骗老板。这些年轻的“上班摸鱼”专家们鼓励办公室的同龄人从事一些“表演性”的工作，如敲键盘声音要大、戴上AirPods、走路要快等等，以营造出高效工作的假象。一些Z世代员工热衷于所谓的“安静离职”（quiet quitting），即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还有一些Z世代员工称自己正在“微退休”，即一次休假几个月。

于是，这些公司管理人员便想当然地认为，年轻员工都愿意在家工作。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却与最近一项调查的结果不相吻合，至少与近半年轻员工的真实想法大相径庭。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跨国健康保险公司保柏（Bupa）最近对8000名英国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寻求传统的办公室工作，因为他们在家工作感到孤独。

在16岁至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有40%的人表示，因为在家办公，缺乏同事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他们感到非常孤独，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任何年龄段的雇员。

新冠封锁期间走入职场

许多Z世代的年轻人是在新冠封锁期间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他们从未在全职的办公室环境中工作过，错过了下班后与同事们去酒吧喝一杯这类增进感情的活动。

Bupa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45%的 Z 世代员工希望下一份工作能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而在其他年龄段中，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此诉求。

这说明，无论是“安静离职”，还是“微退休”，无论是“上班摸鱼”，还是“假装工作”，都不能真实描绘大多数Z世代员工的职场全貌，最多只反映了部分Z世代员工复杂面相的一面。

Bupa的这项调查还发现，孤独感在从事社交媒体网红工作的年轻人中尤其普遍：近一半的网红表示，独自工作让他们感到孤独，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重返全职的传统工作。

Bupa的英国医疗总监纳文·普里（Naveen Puri）说：“孤独感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毁灭性影响，并带来抑郁、焦虑、压力和2型糖尿病等连锁反应。我们看到孤独感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职场环境中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存在。”

即使我的同事克莱尔能把孤独写得那么美、那么富有哲学意味，她也承认，孤独是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的。

职场专家们呼吁，雇主应该为年轻员工们提供更多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英国职业研究和咨询机构“工作基金会”（Work Foundation）主任本·哈里森（Ben Harrison）说：“年轻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本就更容易陷入不稳定就业，而新技术的迅速引入，以及混合办公和远程工作的兴起，往往让许多年轻人感到，他们与同事和雇主之间缺乏联系。”

哈里森建议，雇主应该主动为年轻人提供稳定的的就业机会，当这些年轻人一旦进入职场后，雇主还应该主动为他们提供定期向同事学习和建立关系的机会。

职场隐身人的“数字透明陷阱”

在印度，一项有趣的试验发现，被随机安排居家办公的员工的工作效率比同事低18%，要么是完成任务的时间更长，要么是完成的工作量减少。

这是对雇主而言的不利之处。

对年轻雇员来说，长期在家工作的不利之处，不仅仅包括让你感到孤独，更重要的是，可能会让你失去未来晋升的机会。

一家著名的互联网企业2023年的晋升数据显示，长期居家办公员工的晋升率，比坐班的同事低了41%。

IBM的总裁也警告说，在家办公确实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

有人如此描绘长期居家办公员工的尴尬处境：当你的工位变成Zoom会议里几十个缩略图之一，当老板只能通过你的消息回复速度评估你的工作状态，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这些职场的“数字隐身人”，早已消失在老板心目中的晋升排序表之外了。

还有人总结了居家办公者常常陷入的三大“数字透明陷阱”——首先是存在感稀释：会议中静音黑屏，被误判为“挂机摸鱼”；其次是价值感模糊：工作成果被压缩成文档链接，失去过程可视化；再次是影响力衰减：茶水间偶遇老板的机遇消失，晋升通道收窄。

更可怕的是，你不仅可能因为居家办公而失去晋升机会，你更有可能因为不在办公室而丢掉工作岗位，因为你在办公室的能见度越低，你就越有可能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工资要求更低的人所取代——毕竟，远程办公是一个全球市场。

问题在于，即使年轻人想回到办公室工作，但今天许多的办公室工作却不再需要年轻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警告说，当前40%的工作岗位将被人工智能（AI）取代，大学毕业生岗位受到的影响最大。

英国的数据显示，如今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AI处理传统上由初级员工承担的任务，如文档筛选、演示文稿制作和数据录入。

根据英国求职网站Adzuna公布的最新数据，通常涉及文档筛选、演示文稿制作等“AI适配型任务”的毕业生岗位，过去一年减少了28%，降幅几乎是入门级岗位的4倍。

“当你孤独时，封锁就没有结束”

对于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年轻员工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奢望晋升，他们想返回办公室工作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想逃离那令人窒息的孤独，逃离那无人对话、无人互动的虚无。

确实，人类就是社交动物，何况是人类的幼崽？

那么，疫情封锁期间的克莱尔，究竟写了什么，让我拍案叫绝，让我的那位单身的年轻同事把它排在头条？

“孤独得像一片云？我孤独得像一座冰山、一颗鸡蛋，半瓶子酒。我像身体每天三次感到饥饿一样感到孤独，疼痛一遍遍将我掏空，这种疼痛只有通过与他人的连结获得滋养才能缓解……”克莱尔这么描述孤独。

“孤独是我们的现代诅咒，然而，谁又会承认正在遭受孤独的折磨？所有关于孤独无处不在的新闻报道中，很少指名道姓地提及谁。孤独是羞耻的，就像饥饿、匮乏、承认你不能养活自己一样羞耻。这不是一场流行病，而是一场情感饥荒……”克莱尔这么定义孤独。

“当你孤独时，封锁就没有结束。”克莱尔这么总结孤独和疫情封锁的关系。

走出孤独，也走出各种物理或心理的封锁——大概这也是许多Z世代员工想返回办公室工作的深层原因吧。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作者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

本微信公众号联系方式：

邮箱：weimingliu6@qq.com

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

作者简介：

魏城，曾经在中西著名媒体从业30多年，做过报纸记者、编辑、翻译、电台主持人、网站记者、编辑、杂志执行总编辑等工作，出版过三本书，工作过的机构包括《中国青年报》、《星岛日报》加拿大版、英国广播公司、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英国《金融时报》等。2007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获得了亚洲出版人协会(SOPA) 解释报道类首奖。如今退而不休，作为自由撰稿人，为中国《财经》杂志撰写“魏城看英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