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真地认真反思历史了吗？谈谈游日的一些观感和思考

1. 在日本国民心中，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形象是虚化的，是缺乏细节了解的，而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个国家各个县、各个大中城市都有护国神社、慰灵馆、战灾纪念馆，不厌其烦地向国民讲述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日本社会对两种记忆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对等的。

2. 在施暴者佯作无事，没有认真反省和悔改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历史包袱。显然是在用不同的权利观和道德水准来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是强迫以受害者的宽容结束历史争议，这是伪善，是对公理正义的亵渎。

3. 我们决不能忘记受戕害的历史，也不要选择性记忆历史，以及工具化历史。中国人处理历史面临两难境地，人性导致很难在两者之间把握好平衡，这也是施暴者留给受害者的另一个难题。

（一）位于政治话语中央的“昭和馆”式历史叙事，以及位于边缘的“立命馆”式叙事

每逢重大历史纪念日，以及中日之间发生什么不愉快事情。经常有人说日本其实已经对二战历史做了很好地反思，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操纵历史话题，煽动国民情绪，来为现实服务；或者说我们国民性有问题，纠结于历史，不愿平复伤痕，跟历史过不去。笔者之前对这个观点无法置评，直到去年在东京系统参观了几个二战历史纪念地之后，才有所直观感悟。

笔者曾经访问过很多德国二战纪念地。仅柏林就有9个二战相关的纪念馆，其中最著名的是“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另外还有数十个二战暴力题材的纪念碑、纪念花园，无不在地提醒德国法西斯主义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在德国，你可以非常容易获得纳粹暴力史信息，即使乡下小城也有很多纪念地。

但是笔者去东京前做攻略时，却费了很大的劲，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二战史纪念馆，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二战是日本现代历史上最重大事情，连一个纪念馆都没有，就充分说明这个民族的回避心态。

如果非要说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个二战专题纪念馆，那就是作为日本十二家国立博物馆之一的昭和馆。昭和馆位于皇宫隔壁的九段，约等于北京王府井、南池子的位置，亦可见其处于国家政治话语中心地位。纪念馆最显眼处是巨幅美军轰炸东京的照片，显然是告诉观众，日本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昭和馆对战争的叙事，基本上是战前日本宁静繁荣，然后进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然后日本遭受巨大战争灾难，然后日本人自力更生、奋发重建。偌大的纪念馆，见不到日本对他国造成的暴力伤害，也不提日本人民为什么被卷入战争。

（昭和馆）

俨然这是一个日本是受害者的历史叙事，正如日本国家旅游局对它的介绍是“专为纪念日本百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承受的苦难生活而建，保存了日本历史上这段最悲剧时期民众的生活百态”。只讲自己的苦难，而不提给他人造成的苦难，不讲自己为什么遭受这种苦难，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昭和馆不厌其烦地讲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

昭和馆尽管是国立博物馆，却由遗族会这个右翼组织来运营，也显示出日本政府的心态，即让战争发动者的后人去书写二战的历史，当然得出自己是受害者的结论。笔者又顺腾摸瓜找到遗族会办公室，它就设立在日本帝国时代的军部俱乐部大楼内，似乎表达它对过去的眷恋。

（九段会馆及遗族会办公室）

站在昭和馆就可以看到靖国神社的大鸟居，如果东京还有二战相关纪念地，这里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之一。靖国神社是东京五社之一（约等于对标北京的天地日月社稷坛），占地约10万多平米。它的位置和规模，亦证明它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笔者路过这里时候，一群人正在纪念冲绳战役死亡的士兵，挥舞着当年的军旗，如果一群德国人挥舞着纳粹旗帜阿登战役死亡的纳粹军人，世界会如何反应？靖国神社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历史建筑，参道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二战后不断偷偷被加进去的，比如最显眼的青铜大鸟居是1974年建造的，它同时还是日本最大的鸟居。

靖国神社最近一些年又增添两处纪念标志。一是“送家人出征雕塑”。把战争塑造成温情的行动，完全忽略了对外派遣士兵血腥的一面。另外一处是“帕尔博士功德彰显碑”，帕尔（Radhabinod Pal）是远东军事法庭唯一主张战犯无罪的审判委员，他的神奇逻辑是：“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日本人为了感念它的“仗义执言”，于2005年为他立碑记功，安倍接任首相后还专门接见他的家人，代表政府表示感激。这不是赤裸裸地否认一切战争责任，以及军国史观仍在不断被完善中吗？

笔者也曾访问大阪城市中心的“国际和平中心”，这个纪念馆上下三层分别介绍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大阪、1945年大空袭和战后重建。不厌其烦展示大阪在空袭中遭受破坏之惨状，意在塑造日本是受害者的形象，以及展示日本国民坚忍不拔的精神。虽冠以和平之名，但这里的“和平”表达的并不是日本不要破坏他人的和平，而是日本期待自己不受侵犯的和平。另据据研究者讲，这个和平纪念馆本来是有展示对其他国家侵略罪行内容的，但是2010年后被强行删去了。

如果你寻找一个反思日本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的历史纪念馆，那将很艰难。笔者很早就结识的池田惠理子（NHK制片人）创办的“女性战争与和平纪念馆”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不过无论是位置和规模上，比起前面几个都不可同日而语，它坐落于西早稻田（大约相当于北京中关村吧），仅是租用了几间民房，随着池田女士越来越年老，维持经费也越来越困难，并且还经常受到右翼分子的骚扰。

（西早稻田居民区的“女性战争与和平纪念馆”）

笔者再多介绍几句池田女士和慰安妇的事情。在21世纪初，池田女士数次带领慰安妇诉讼法律团队，去山西、河北看望幸存的慰安妇，笔者也曾经一起前往，见到了正在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万爱花等人。面对这些诉讼，日本法院采取了一个拖字，把流程延长到好几年，就是把这些七老八十行动不便的老年拖到没有力气来东京告状，或者等着他们死亡，案子自然就终结了。即便是走到诉讼最后一个阶段，也都以诉讼时效过期（最长20年），“个人请求权”缺失(个人无权告国家)来搪塞，现在这些慰安妇已全都去世，无一人拿到日本政府赔偿，这又是一个对历史的怎样怯懦和回避呢？

京都西郊金阁寺旁边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也是少见展示日本侵略罪行的地方之一。这个小型博物馆尽管这是一个反思日本战争行为的场所，但是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反思，日本对殖民地伤害只不过是十几个展区中的其一，并且只能包装在反思20世纪人类所有战争伤害主题下进行。

笔者权且把回避战争罪责的历史叙事称作“昭和馆”式叙事，承认战争罪责的叙事称为“立命馆”式叙事。昭和馆赫大的建筑、显耀的位置，彰显着这种叙事的中心位置，而缩居偏郊的立命馆，则反映了这种叙事在日本社会中边缘的位置。

（二）具象的“受害者”记忆与模糊的“侵略者”记忆

历史建构的另一个重要依托物就是历史教科书，日本教科书是如何写中日战争的呢？上次去东京，我专门到国会图书馆查阅到一些中学教科书，简单听翻译介绍了一下，其立场与“昭和馆”式叙事并无本质差异。回国后，又找到首师大史桂芳教授和旅日记者徐静波先生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内容非常详实。

日本中学历史教材采用率比较高的有清水学院版、第一学习社版、东京书籍版、实教出版社版、山川出版社版这几家，合计覆盖率达到90%以上，以上史书的二战史观点就可以说是日本主流关于历史的认识。

对于九一八事变，清水书院版教科书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制定了满洲自立开放的目标，推进与满铁并行的铁道线路建设。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以民族运动为背景，乘机收回列强的利权。在这种形势下，拥有满洲和蒙古利权的沙皇俄国倒台，日本深刻地感觉到在中国东北权益的危机，发动了柳条湖事变”。

明成社版教科书认为：“国民政府提出收回日本拥有的既得利益、国权的政策。满州反日运动高涨，伤害日本侨民和权益事件增多，担任关东州及满铁警备任务的关东军，企图以武力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保护满蒙权益、对抗苏联的威胁。1931 年 9 月石原莞尔等一部分关东军将校计划在柳条湖附件炸毁铁路路轨，关东军随即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半年内控制了整个满洲（满洲事变）”。

显然，都是把中国正常收回本国权利的正当行为，当做事变爆发的诱因。光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会危及日本人，不提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因为日本侵略产生的，这是什么逻辑呢？在日方责任上，又把政府说成是无辜者，无力控制关东军行为，这跟当年战争发动者的说辞不一样吗？

对于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争扩大化，普遍也都是这套逻辑，归咎于中国的“过激反应”，归咎于军部势力，而日本政府似乎是被动无奈的。比如山川出版社版教材认为：“1937年7月7 日，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国军队发生冲突事件。虽然现地一度达成停战协定，但是，近卫内阁屈服于军部的压力，改变了最初的不扩大方针，增兵扩大战火。与此相对应，国民政府也作出坚决抗战姿态，战斗超出了日方的预想，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

明成社版教材认为：“1937 年 7 月，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忽然发生冲突。近卫内阁提出了不扩大方针，现地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是，7月末，在北京郊外发生通州事件，8月，在上海发生杀害大山海军中尉事件。因此，政府为了武力应对事态、保护侨民，向国内师团下了动员令，华北的两国军队冲突扩大。8 月战火烧到上海，两军处于战斗状态，日本放弃不扩大方针。对此，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共产军参加战线。于是，战线扩大到中国全境”。

对于日军暴行和南京大屠杀，多数书籍都有提到，但是做简单化处理、一笔带过，南京大屠杀人数均无涉及。东京书籍版教材说： “占领南京时，日军杀害了包括女性、儿童在内的很多中国人 （南京事件），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清水书院版教材说： “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杀害了许多非武装的中国人（南京事件），还对共产党控制区域，不加区分地屠杀士兵和平民，实行掠夺、放火等。因为受报道管制，当时日本国民并不知道这些野蛮行径。”

所以，尽管日本教科书没有否认日本大屠杀和战争罪行存在，但是均是轻描淡写，用笔远远不如日本在战争期间受到侵害内容多。日本教科书规避战争责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非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些否定战争责任的教科书使用率不超过1%。

依据以上的了解和观察，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日本整个社会从来没有很好地反思二战历史，反思派（以战争前后出生的左翼为主）始终是支流，并且随着他们的老去，反思力量越来越边缘化。

在日本国民心中，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形象是虚化的，是缺乏细节了解的，而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个国家各个县、各个大中城市都有护国神社、慰灵馆、战灾纪念馆，不厌其烦地向国民讲述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日本社会对两种记忆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对等的。

（三）关于历史问题的几个探讨

因此，国内一些人在中日历史问题上，无限苛责中国人，每当中日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习惯归咎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狭隘民族主义，而从来认为日本人是无辜的，这种认知都是完全背离事实的，在逻辑和道义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作为受害者，一个牺牲了近两千万国民性命的受害者，最有资格纪念历史。难道记录历史要反道我们民族的羞耻？这是什么逻辑！一个个死于屠刀的冤魂，一个个牺牲于自卫的英灵，还配不上我们拍几部电影、写几本书来纪念？（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尊重史实，不能为了抒发仇恨，去杜撰历史）当全世界——日本、美国、东南亚在故意曲解、淡化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有义务认真记录这段历史，这么做不是为了复仇，而是避免人类重蹈这样的悲剧。

我们要与人为善，要对一切盲目仇外的狭隘民族主义零容忍。但是这个善是有底线的，对其他民族的宽容、理解、善良、文明要建立在对方也是同样态度之上，尤其是施暴者的一方佯作无事，拒绝对你宽容、理解的时候，你反倒要求受害者去宽容、理解，那么这种劝说是伪善、是愚蠢、是助纣为虐、是历史虚无。

在施暴者没有认真反省和悔改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历史包袱。这显然是在用不同的权利观和道德水准来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希望用这种方式去终结历史问题，那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伤害，以及对公理正义的亵渎。

中国人并不是喜欢跟历史过不去，事实证明中国人最容易遗忘历史，受害者对历史的执着，不是来自于对苦难伤疤的留恋，而是对是非曲直颠倒的愤恨，以及公理不张带来的不安全感。因此，解开历史问题的关键不是让中国人去忘记历史，而是日本人真诚反思历史问题，这个最基本的顺序不能颠倒。

任何民族都有狭隘的民族性一面，即使是民主政体、信息公开社会之下生活的人们，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对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津津乐道，而对他国的排外仇恨情绪视而不见；对日本人在华遇袭痛心疾首，而对中国人在日遇袭充耳不闻，并且认为一定是我们做的不好而导致的，这不是客观、文明，是一种变态的自虐，是对另一个民族合法权利的蔑视，终点是法西斯主义。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以谦卑的心对待历史。我们不仅不能忘记日本侵华造成的伤害，其他任何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严重伤害，也都不许忘记，我们不能选择性做记忆筛选；我们要如实呈现历史，不能为了现实的私自需要去剪辑删改历史，尤其不能把历史作为消费大众的流量密码；我们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复仇，或者成为加害别人的理由，而是为了自立自强。

客观来讲，对中国人来说，如何正确理性处理历史问题，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一方面，中国遭受的苦难太多，而加害方一直不能正确认识，我们不得不带着愤怒不平一再提起，无法忘怀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时刻防止走偏，防止民族主义情绪干扰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难以把握好这种平衡，只有少数圣人才能做得多，地球上的多数人只能简单化走向两个极端，这是中国面临的历史问题的两难境地。这也是施暴者留给受害者的另一个难题，暴力的结束不代表心理创伤的结束，它给一个民族心理带来的干扰，往往超过一两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