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年，国家发改委再次谈及这一概念，释放不寻常信号！

文 | 付一夫

近日，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时，特别提到了“收缩型城市”。该负责人表示，“从城市发展趋势来看，人口流失、资金外流、土地闲置的这一类城市，今后也会面临撤并或整合的可能。这是国际规律和经验，我们要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其实，早在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当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收缩型城市”的表述，并明确要求此类城市“要采取瘦身强体策略，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时隔六年官方再次聚焦这一议题，其中蕴含的战略考量与发展导向，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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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缩型城市”的讨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

当时，德国正遭遇大规模人口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市政预算缩减，公共排污、公路交通、住房、教育及医疗等基础设施大面积闲置，这一现象迅速引发德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此背景下，德国学界于1988年正式提出“收缩型城市”概念，最初用于描述人口大量流失导致的城市局部空心化问题。此后，随着全球范围内收缩型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其特征与影响逐渐突破人口和经济范畴，延伸至社会、环境、文化等多个范畴。

从历史维度看，城市收缩并非现代独有现象。早在千百年前，罗马、特洛伊等古文明城市以及玛雅文明的核心区域，均因战争、灾难、疾病冲击经历过城市衰退；进入20世纪，全球化推动人口迁移与经济中心地理重构，在催生一批发达都市的同时，也导致部分城市在区域发展格局中地位下滑，陷入人口流失、活力减弱的困境。

利物浦是收缩型城市的典型案例。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这座位于英格兰西北部默西河畔的小镇，在18世纪奴隶贸易中成为重要中转港口。此后，爱尔兰人、犹太人、华人等移民涌入，工业革命更助推其经济实力飙升——1931年，利物浦已发展为人口85.6万并享誉全球的大型港口城市。

然而，后续多重冲击改写了这座城市的命运：航道淤泥阻塞、远洋轮船兴起、“集装箱革命”普及，导致利物浦外贸规模大幅缩减，码头工人数量从1920年的2万余人锐减至1980年的4000人；丘纳德轮船等本土大型企业也陆续将总部迁至伦敦等发达城市。至此，利物浦逐渐褪去光环，成为公认的收缩型城市。

放眼国内，收缩型城市同样存在。综合国内外案例可见，这类城市通常具备以下一种或多种属性：

（1）老工业城市：经济过度依赖传统重工业与低端制造业，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而掉队。例如美国底特律、德国莱比锡，以及国内的鞍山、本溪等。

（2）资源型城市：因煤炭、石油、森林等资源枯竭，相关产业衰退引发城市发展降速。如法国洛林、加拿大资源型城镇，以及国内的鹤岗、阜新等。

（3）偏远型城市：地理位置远离中心城市，缺乏港口优势且交通不便，部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导致人口外流、经济不振。如日本北海道部分城市，以及国内的鸡西、广元、通辽等。

以上便是“收缩型城市”的基本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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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中叶起，科技进步与全球化进程突破了人类自然生理极限与地理空间限制，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空间集聚深度绑定。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也带来了全球经济与人口实现普遍性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城市发展建立在“长期增长”甚至“无限增长”的假设之上，追求经济指标提升似乎成为城市发展的“默认目标”。然而，越来越多收缩型城市的案例正在打破这一固有认知，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增长并非城市的唯一归宿。

城市走向收缩的原因错综复杂，综合来看主要涉及四大维度：

（1）增长极的“虹吸效应”挤压发展空间

“增长极”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0年首次提出。他认为，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仅为理想状态，现实中经济增长往往从一个或多个“增长中心”向周边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在实践中，扮演“增长极”角色的通常都是经济发达的大都市，而这些大都市也着实发挥了自身的辐射作用，有效拉动着周边的成长。

然而除了辐射带动效应外，增长极还对周边城市存在着另一种“虹吸效应”，即由于核心城市集聚大量优质资源与公共服务，周边城市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会被持续吸引到核心城市当中去，这在客观上剥夺了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发展机会，不仅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更将部分城市推向收缩的轨道。

（2）去工业化引发产业萎缩

工业化进程曾推动全球多地制造业占比大幅提升，但根据经济学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工业不会长期主导经济体发展，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的升级，服务业将取代工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由此催生“去工业化”现象。

具体来看，去工业化对城市的冲击体现在两方面：一来，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攀升，叠加生活与环境质量下降，促使工业城市政府引导工厂外迁，企业家也倾向于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至低成本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二来，部分城市受工业发展惯性影响，产业结构难以适应升级需求，叠加转型迟滞与成本高企，最终陷入产业衰退与人口外流的双重困境。

（3）“资源诅咒” 引发城市收缩

对资源型城市而言，丰富的矿产资源既是发展优势，也可能成为“诅咒”，这便是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效应，此前因低房价引发关注的鹤岗，正是深陷“资源诅咒”的典型案例。

究其原因，资源型城市往往优先发展资源产业，其短期增长效果显著，但也暗藏隐患：资源产业的过度繁荣会挤占非资源产业的发展空间，吸引其他行业生产要素流入，导致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空心化”；一旦资源产量下降或濒临枯竭，缺乏替代产业支撑的城市经济便会迅速下滑。此外，资源产业的暴利还可能忽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滋生寻租行为，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人口外流，加速城市收缩。

（4）人口老龄化削弱发展活力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红利，而当前许多城市面临生育率持续走低、居民寿命不断延长的双重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与经济活力下降，从消费结构、商业活动到政府税收，均会受到连锁冲击，最终引发城市收缩。日本众多收缩型城市，便是老龄化加剧城市衰退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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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六年，官方再次提及“收缩型城市”，并明确“未来城市仍将存在分化现象”、“人口流失、资金外流、土地闲置的城市或面临撤并整合”，这既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也为收缩型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平心而论，尽管“增长”仍是多数城市的追求目标，但客观现实表明，部分城市的收缩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面对这一趋势，我们需调整发展思路，在坦然接受的同时探索转型路径。

事实上，除了“撤并或整合”之外，收缩型城市还可从其他维度破局。

例如，随着后工业化社会来临，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与价值观念转变，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在此背景下，城市的“增长机器”角色逐渐弱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愈发重要，城市发展目标也应从“追求增量”转向“经营存量”，着力打造宜居、活力的生活空间。这也与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相互映衬。

收缩不等于衰退。接下来，收缩型城市完全可以通过拆除空置建筑、提升人口素质、聚焦特色产业等方式，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发展效率与可持续性；还可依托本地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打造特色小城品牌；同时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在培育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城市焕发“第二春”。

城市发展并非只有“增长”一条路，适当“收缩”或许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正如河滩上错落有致的鹅卵石，在水石相依中形成独特风景——收缩型城市若能找准定位、科学转型，同样能在区域发展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