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安史之乱，乱了大唐，也乱了各方势力。
河中镇，治所蒲州，大体位置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本来归河东节度使管。
大唐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光弼邙山大战兵败，率领朔方军退到河中地区，自此河中镇被朔方军控制。
朔方军屯住河中，也是朔方军和唐廷共同利益驱使。
从安稳角度，河中有山河之险，方便防守，特别适合当军队大本营，最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从生存角度，河中在汾水下游，涑水横穿，有河有水就方便生存。这里土地肥沃，能种粮食不缺吃喝。旁边是河东，河东有盐池，商业繁荣，有商业就能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军需有保障吃香喝辣。
从战斗角度，交通便利，朔方军作为大唐主力，不能忘记本职工作，方便四处征讨。
从安全角度，这里指唐廷，河中距离长安不远不近，中间有同州掐着要道，这样一支强将悍卒的部队距离朝廷太近，皇帝不安全，距离朝廷太远，皇帝也不安全，河中正合适。
从割据角度，交通便利的河中方便打别人，辩证角度，别人也方便打你，所以扎根河中没有成为割据藩镇的天命条件。这么强大的朔方军唐廷当然不愿意看他割据出去。
所以，退守河中，是唐廷和朔方军最优解。
但爱会转移，形势也会变。
伴随唐廷与河北藩镇和解，唐廷进入了矛盾时期，一会儿想收复河北，一会儿想收回西域。
继续说辩证关系，人家河北藩镇想割据，占据西域的吐蕃还想打大唐。
从战需关系来说，河北藩镇侵略欲望不强，只想当个土皇帝过好日子；吐蕃则是觊觎大唐的土地财宝，能占就占能抢则抢，想过来当真皇帝。
所以才有了唐代宗被吐蕃占据长安的奇耻大辱。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为保证长安安全，唐廷开始加固西北防线，重要项就是郭子仪李抱玉等大帅移防。
这对唐廷有两大好处，明着是防御吐蕃入侵，暗里则是趁机削弱郭子仪李抱玉等大帅的军权。
朔方军要求从河中前往邠宁。
朔方军将士不乐意啦，邠宁这地方风沙眯眼吃喝困苦，从白面馍烤羊腿的河中换到啃窝头配咸菜的西北，叫谁都不愿意，当兵为了生活，生活不是当兵。
唐廷也害怕朔方军造反，折中方案，邠宁还得去，毕竟士兵的本职工作是保卫国家。河中依然归朔方军管辖，这样可以进行内部调配，来回换换地方，好日子苦日子交替进行。并且将河中的物资运送至邠宁，士兵们在邠宁的日子也不至于太苦(郭公（子仪）兼领邵宁，以河中资之)。
但唐廷还是希望将河中从朔方军手上收回来。
直到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廷任命杜亚为河中都防御观察使，唐廷才拿到河中的行政权，军权依然在朔方军手上。
讽刺的是，真正让唐廷取得河中控制权的事情是建中之乱。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兵把唐德宗赶出长安，正在河北作战的朔方军主帅李怀光火速回援。
积极的行动很可能是个消极的结果。
李怀光这货因为勤王有功也是飘了起来，不懂得谦虚做人谨慎做事，最终也和唐廷闹僵，反了。
他率兵占据河中，唐廷派兵平叛，其中包括邠宁的朔方军。
李怀光的部将阎晏想搏一把，可是士兵却指着对面的邠宁军说对面不是父兄就是子弟，这仗没法儿打(李怀光将阎晏欲争之，士卒指那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
李怀光的反叛使得朔方军元气大伤，这货兵败被杀后，浑瑊收容了李怀光的残部占据河中，河中彻底从朔方军管辖脱离。
军力和经济遭到双重打击的朔方军从顶端跌落，最终在唐末群雄争霸的戏台上沦为附庸直至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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