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网络交易中“材质保真险”诈骗行为的认定

——以温某保险诈骗案为视角

审理法院：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2）浙10刑终246号

入库编号：2023-03-1-141-001

关键词：刑事 保险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网络交易 材质保真险

一、 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一）基本案情
2019年8月起，被告人温某与同案犯温某甲（已判决）合谋，利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在天猫平台推出的“材质保真险”实施诈骗。其具体操作模式为：温某甲联系汽车座垫商家，以大宗采购为诱饵，要求商家将商品材质参数从PU虚假修改为“牛皮”，并将售价大幅提高至约750元。随后，温某甲将修改后的商品链接发送给温某等人，由温某及其关联人员下单购买。收货后，温某等人立即以商品材质与描述不符（即非牛皮）为由，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成功骗取保险金共计人民币448,286元。温某从中获利，并按约定向温某甲支付好处费。2021年8月17日，温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二）裁判结果
一审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温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温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保险诈骗罪的定性，但改判其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对退赔部分作出了调整。

（三）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对温某等人行为性质的刑法认定，即其行为究竟构成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还是一般的诈骗罪。而此定性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方式，特别是：

1. 本案中“保险事故”是否真实发生？
2. 行为人是在“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还是在“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
3. 其“要求商家修改材质参数”的行为属于“虚构保险标的”还是制造保险事故的“手段”？

二、 法律分析

二审法院的裁判要旨对此案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法理剖析，理论性强，论证层次清晰，为同类网络保险诈骗案件的认定提供了范本。

（一）保险事故的界定与发生：行为定性的逻辑起点
保险诈骗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其发生在特定的保险法律关系之中，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包括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保险金融管理秩序。因此，认定本案的首要前提是确定“保险事故”是否存在。
根据法院生效裁判的观点，“凡是发生保险理赔的事故，均属于保险事故”。在本案“材质保真险”的合同框架下，保险事故被定义为“发生了与保险标的不符的事实”，即保险人承保的是“牛皮座垫”，而消费者实际收到的是“PU座垫”。这是一个客观的、可验证的事实状态。经审理查明，温某收到的确实是PU座垫，因此，保险事故已经真实发生。
这一认定至关重要。它直接将温某的行为与《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三）项“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的情形区分开来。如果是“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意味着行为人实际上收到了真牛皮，却谎称收到假货，属于无中生有。而本案是“事出有因”，事故客观存在。

（二）“编造虚假原因”与“虚构保险标的”的辩证关系
在确定保险事故真实发生后，行为的性质就转向了对事故原因的探究。法院认为，温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即“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

1. “编造虚假原因”的本质：是指在保险事故确已发生的前提下，行为人向保险公司隐瞒导致事故发生的真实、非理赔原因，而谎称是由于意外的、可理赔的原因造成的，从而利用保险合约骗取保险金。其欺骗性体现在对“因果关系”的篡改上。
2. 本案中的“真实原因”与“虚假原因”：保险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是温某与同案犯故意制造的。他们与不良商家串通，预先设下陷阱：要求商家虚构材质（将PU改为牛皮），然后主动购买该虚假标的产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触发“货不对板”这一保险事故，进而索赔。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然而，在申请理赔时，温某隐瞒了这一真实原因，他不会告知保险公司“这是我要求商家这么做的，我就是为了骗保”。他呈现给保险公司的虚假原因是：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善意的消费者，在购物时相信了商家的牛皮宣传，但收到的却是假货，自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正是这一虚假陈述，使得保险公司误以为这是一起普通的商家售假引发的理赔案，进而基于错误认识支付了赔款。
3. 与“虚构保险标的”的交互：法院指出，本案中卖家（投保人）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虚构保险标的”（以PU冒充牛皮）。但需要注意的是，“虚构保险标的”通常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环节的行为，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保险合同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而温某作为保险金的申请人（受益人），其核心犯罪行为发生在理赔环节，即利用这个已被虚构的标的所必然引发的保险事故，并通过“编造虚假原因”的手段来兑现保险金。因此，“虚构保险标的”是温某实现诈骗的前提和准备，而“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原因”才是其核心的、直接的诈骗行为

（三）网络交易背景下保险诈骗罪的适用优先性
裁判要旨明确提出，对该网络交易中的保险诈骗行为定性，“优先考虑是否符合保险诈骗罪，再考虑合同诈骗罪或诈骗罪”。这一观点体现了法条竞合情况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
保险诈骗罪相对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而言是特别规定。当行为同时触犯普通罪名和特别罪名时，应优先适用特别罪名。本案完全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体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外的（但与投保人串通的）受益人；客体包括保险公司的财产和保险制度；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利用保险合同“编造虚假原因”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因此，即便该行为也可能符合合同诈骗罪（利用网购合同）或诈骗罪的特征，也应首先认定为保险诈骗罪。这一定性更精准地评价了其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了财产权，更严重地破坏了正在兴起的互联网保险金融秩序。

三、 总结与辩护思路

（一）辩护思路分析
从本案一审、二审的改判来看，辩护人的思路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中部分观点得到了二审法院的支持：

1. 强调保险事故的真实性：主张保险事故并非完全捏造，行为人确实收到了假货，试图将行为向“夸大损失”或民事纠纷方向引导，以规避“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这一更严重的情节。
2.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辩称温某并非犯意发起者和主要策划者（温某甲似乎是主导），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请求减轻处罚。
3. 犯罪数额的认定：可能对诈骗的具体金额提出异议，要求精确计算。
4. 自首情节的充分适用：温某有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的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二审法院在量刑时显然充分考虑了这一法定从宽情节。
5. 退赃退赔与悔罪表现：二审期间温某家属代为部分退赃，这表明其有悔罪表现，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二）启示与总结
温某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互联网新险种实施金融犯罪的案例。二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分析了保险诈骗罪各类行为方式的本质区别，精准地认定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原因”，而非“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单纯的“虚构保险标的”。此案裁判要旨明确了：

1. “保险事故”的认定应结合具体险种的责任范围进行实质判断
2. “编造虚假原因”的核心在于隐瞒行为人自己故意制造事故的真相，其欺骗性体现在理赔环节对因果关系的陈述上。
3. 在网络金融犯罪案件中，应优先适用金融诈骗类罪名，以更全面地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该案例对于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新型互联网保险诈骗犯罪、维护保险市场健康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游涛，世理法源--诉讼解决方案专家——高端法律咨询平台创始合伙人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

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李 元

乾成北京 合伙人/律师

李元律师有15年北京法院刑事审判经历，曾任审判长,审理了近干件刑事案件,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实践经验。其参与或主审的案件或重大复杂,或影响较大,包括10余件因证据不足而由检察机关撤诉的案件，以及大量职务侵占、贪污、受贿、非吸、集资诈骗等类型案件。此外,还专门负责审理外国人犯罪案件。李元律师主攻经济犯罪的辩护与控告、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涉外刑事法律服务及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等领域。凭借法官的从业经历和外语特长,李律师在外国客户的国内刑事业务方面有较大优势。获评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4):争议解决领域》精品律师。

业务领域：经济犯罪辩护与控告涉外刑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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