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禄生说丨中华文化的绝世拯救 《永乐大典》的诞生和传续

今日之中国，昂首阔步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而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复兴通途上必不可少的一次次历史回眸和灵魂洗礼，更是一项功业千秋的宏大国策。

赓续中华五千年文脉，是古今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心愿，更是决策层必然考量与重视的春秋大业。今日决策层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苦心孤诣，历史前人也经历过。早在明清两代，《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编撰，便是古代决策层所能想到并实施的保护中华历史文明之最大化努力举措。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古籍繁卷，中国人可谓耳熟能详。于笔者而言，此古籍二项中，本人偏爱《永乐大典》。原因有二：

一是《永乐大典》在传世古籍中最具神秘性，公认的说法是“仅存四百余册”——当然，这是指嘉靖副本版本，当无疑义。至于正本以及其他副本的下落，显然已是历史性悬疑大案。作为一名收藏人，我自然更关注具有“稀缺性”色彩的《永乐大典》。

二是《永乐大典》在明代永乐年间编撰之时，采取的是“归纳性”编纂法，将世间所能搜罗到的源于上古文化的七八千种古籍内容，全部打散重新编撰，编辑价值突出，文库体系焕然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在归纳编纂的同时，保留了古籍内容的原汁原味，绝不以明代“意识形态”认知为纲，而是抱以充分尊重历史的原则，不对古籍内容的思想性进行“改造”。可以说，《永乐大典》的文化思想体系，是高度接近中华历史文化原貌的。

而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固然也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但却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因此凡佛学、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有违满清统治“意识形态”认知的言辞一概删除，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作、打标签。所以说，《四库全书》对古籍内容的“改造”，痕迹多多，有诸多偏离中华历史文化原貌之处。

如是观之，《四库全书》的文字体量虽数倍于《永乐大典》，但在我看来，后者的文化价值远大于前者。倘要探究中华上古历史的镜像，还原中华文明的原貌，查阅《永乐大典》是更好的选择。

而且，明代《大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决策层主导实施的超大型文化工程。而清代《全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清乾隆帝效仿明成祖朱棣的旷世文化决策而来。

从民国至今，针对《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各种研究学说十分全面，来龙去脉较为清晰。但也因为它们的历史脉络和研究信息过于浩繁、散乱，导致普通读者、大众对它们缺乏条理性的系统认识，知其名而不知其何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十分普遍。

有鉴于此，本人作为《永乐大典》粉丝，在此以史海拾贝的跳跃性概述方式，对《大典》的诞生与传续，做一番碎片化梳理，使之历史脉络简明而清晰，以期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加深对这部旷世奇书的了解。

《永乐大典》的诞生，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大百科全书式的中华文化传承方法。万事源于念头。编撰《大典》的最初设想，是由明代大臣、文学家解缙提出来的。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解缙就提出了建议：编撰一部便于检阅且将历代中华文化主要内容一起打包的旷世奇书。可惜明朝新立不久，百废待兴，明太祖心有余而力不足，此事作罢。

直到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机成熟，已升任内阁首辅大臣的解缙再次上奏修大典，正中朱棣下怀。于是，便有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永乐大典》编纂大戏。

解缙

主持纂修《永乐大典》的，正是解缙本人。而主要的编纂者，还有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蒋用文、赵同友、陈济为等人，个个都是文化大家。这也注定了《永乐大典》的学术文化水准，具有天然的历史高度。

当然了，大典第一版修成，明成祖并不满意。直到任命姚广孝为“总编辑”，第二次重修，才形成令朱棣满意并赐名《永乐大典》的旷世巨著。

《永乐大典》有一条基本的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也就是说，该百科全书要把能搜寻到的任何古书都编撰进去，不论何种领域内容，反正都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不可不继承。

这就带来了一个难题：史海文书，浩瀚如云，一股脑儿塞进《永乐大典》，要翻阅的时候，如何才能快速查阅到特定主题的内容？别急，古人虽不兴使用偏旁查字法，但明代文人整理出了一套“洪武正韵”编辑法。

《洪武正韵》是明代的官方韵书，还是明太祖朱元璋决策修订的。宋元时期本有韵书，明初沿用，但朱元璋不满意，他要新立语韵标准，他认为“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

“江左”，指的是古代的江东地区，按古时方位认知，东在左，“江东”与“江左”一回事，盖指今天的安徽、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等省的部分地区。朱元璋认为，这些地区的汉语发音不正统；他要求使用“中原雅音”为标准，对韵书进行改造。

于今人而言，有趣的一幕来了。所谓“中原雅音”，原指洛阳周边的古韵古言。但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如今还保留“中原雅音”发音基础的，除了河南和部分客家地区，就是闽南、潮汕、赣南、台湾、浙北一带了。如今都说闽南、潮汕等地说话地瓜腔，但在古代，这种腔调却更接近“普通话”的基础音。

不管怎样，在明代大儒乐韶凤、宋濂等人的努力下，以“地瓜腔”为标准的洪武正韵制订完成了，并投入使用，最终成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检阅基础标准。

这里说两句趣谈。如今在民间层面，闽粤赣地区对《永乐大典》兴趣浓厚者大有人在，甚于其他地方。我设想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闽粤赣部分地区的语言发音接近于古代“中原雅音”，这让当地的文化人士对古汉语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

言归正传。《永乐大典》前后两版，动用朝野上下共2196人编写。但令人称奇的是，不同的编撰、抄写者，尽管笔法、笔迹有别，但他们抄录的篇章，都呈现方正、整洁、粗细相仿的特点，一眼望去，常使现代人误以为是“印刷体”。

在我看来，这种书法现象是《永乐大典》最具艺术性之处。因为，《大典》全卷本，全部使用明代官场书法体【台阁体】编撰、书写。台阁体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提倡促成的书法风格，用于明朝官场书写，其特点是字体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横平竖直、整整齐齐，写得像木版印刷体一样。

所以，今人若有幸看到《永乐大典》存世页卷，在惊叹于台阁体书法的精妙、标准之时，切不可误以为这是印刷文字。

1408年，《永乐大典》正式修成。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这就是所谓的“永乐正本”。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怕大典有损，明世宗朱厚熜下令重录了一部，这就是“嘉靖副本”。

从明代到清代，《永乐大典》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中间有过太多的风云际会，火灾、毁损、遗失等，个中细节没有人能说得清。反正到了清初，“永乐正本”已然消失不见，去向不明；而“传承”至清代皇室的“嘉靖副本”，也仅剩8000册许。

清代雍正年间，大学者全祖望和李绂等人有幸接触深藏皇宫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忍不住惊呼“宇宙之鸿宝”。常人或许不识《大典》之妙，但全祖望、李绂这种级别的文化大家，却深知其珍。

二人自发开展辑录工作，即从《永乐大典》中抄录世间难得一见或已遗失的古籍内容。这项工作，全祖望、李绂及其团队只坚持了一年许，抄录大典或有百余卷，占大典总体量不过九牛一毛。

但全祖望和李绂的努力，成功地引起了朝中高层文官学人的注意，他们纷纷觉得，要想办法从《永乐大典》中尽可能多地抢救古籍内容，以防大典遗失或毁损后诸多中华文化湮灭于历史尘埃。

也是巧了，崇尚汉文化的满族帝王乾隆，通过《永乐大典》深得启发——他也想搞一部类似的百科全书！不，最好文字体量规模要比大典还浩大，才配得上凡事喜欢多的乾隆之威。（相关链接：乾隆写福字之多）

当乾隆完成组建《四库全书》编纂班子后，著名学者朱筠向乾隆上奏：“中秘所贮《永乐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声韵字为部居，割裂破碎，与散佚无异。请旨敕下儒臣，采辑讨论，以还旧观，可得人间未见书数百种。”奏文大意无非是说，《永乐大典》内容珍贵，为防遗失，请《四库》班子从中辑录世间所没有的古籍。

于是，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大量世间已遗失的古籍。总计385种古籍之内容，被收入《四库全书》。

不但如此，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还发起了校勘《永乐大典》工程，调动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39人，对《永乐大典》进行了系统性的校对勘误。

由此可见，乾隆不因《四库全书》而废《永乐大典》，反而不遗余力地保护前朝文库。作为满清封建帝王，乾隆对汉语文化、中华文化，抱有较深的敬畏心，足见其文化胸怀还是比较宽广的。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馆对《永乐大典》的多次辑录和校勘，对大典的传世影响，难以估量。笔者估计情形有二：一是辑录成文和勘误重抄，相当于留下了大量《永乐大典》副本（嘉靖版）的“副本”（乾隆版）；二是嘉靖版部分《永乐大典》经局部校勘（无需重抄），册页上必有校勘痕迹，涂改、划错等难免。

以上仅限于对四库全书馆官方的辑录与校勘“成果”推测，我认为此外还存有另一种可能：这么多的学者、馆员经年累月接触《永乐大典》，不排除还有人私下抄录甚至调换《永乐大典》，并流出宫廷。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乾隆时期，明代嘉靖版《永乐大典》尚存8000余册，而当今经公开统计仅“存世”四百余册，二者数量悬殊、差额巨大，“遗失”部分哪里去了？

以宫廷学人对《永乐大典》的珍视，有意或无意毁损的可能性极小，有关人士私藏的可能性大。加上清代多次辑录与校勘重抄、私抄，《永乐大典》副本（嘉靖版）的“副本”，不知凡几。

由上推之，本人的观点是：关于《永乐大典》存世，姑且不论莫名消失的“永乐正本”，仅嘉靖版副本而言，真正的存世量远不止四百余册，公开存世统计数不等于实际存世量；而在嘉靖版副本之外，必有大量副本的“副本”（清代版）存世。甚至，副本的副本的“副本”，也有可能在清末民初已大量形成。有朝一日，它们必将以令人惊喜的方式亮相，惊艳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