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需要正反馈

昨天，我在上海图书馆的一场对谈结束后，底下有人走上来，微笑着跟我说：“你今天讲得特别好。”她之前不知道我，也没要我联系方式，就为说这一句话。还有两位读者说，看我文章好久了，很多共鸣，也很受启发，“请你一定要写下去。”

像这样真诚的肯定，也给我前行的动力。因为，尽管我常常觉得自己表达出来就好，对外界回应不抱期待（或许也是为了让自己免于失望），但得知自己说出来的、写下来的，对别人还有点价值，那当然会深感快慰。

我知道这是难得的，毕竟要表达欣赏之情也需要勇气。我们中国人都很含蓄，似乎对着自己欣赏的人说出心里话，不免太直接了，有时话到嘴边都说不出口——这我完全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有过。

“每个人都想被人欣赏，所以如果你欣赏谁，就别把这埋在心底里。”

这也罢了，很多人怯于给出正反馈，倒是勇于给出负反馈。

这我也见多了，时不时就有人给我留言或私信，说关注我多年，一直潜水没吭声，“但今天这一篇，我头一回感到失望”——有时说完就取关了。也就是说，有共鸣的时候，他们觉得默契于心就可以了，直到某一刻终于忍不住想说话，而那往往是因为我某一句话让他感觉忍无可忍了。

十多年前，市场调研机构A.C. Nielsen有一份报告，发现在亚太地区2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是最倾向于和人分享负面体验的，其比例高达2/3，是最低的韩国近2倍。据此，中国市场是对任何品牌来说都最为艰难的市场，因为人们体验好，不太会跟人分享，体验不好则会大肆宣扬，正如俗话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确实，我们这社会不太习惯于称赞别人做得好的，而更乐于批评别人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2008年我服务可口可乐，他们有一项规定，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和代理公司都要为彼此评分，结果发现，拉美区经常给出过高的分值，而中国区的打分则常常偏低。

这可说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了：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总要被教导保持谦虚，我们被鼓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来不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唯恐 得到一点表扬就会骄傲自满过头了。想想看，在我们的词汇里，“批评教育”连在一起很自然，但没听说过什么“表扬教育”。

中国家长倒也有不吝赞词的时候，但那多是用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我一位朋友，直到她导演的作品获奖，都没忘记从小父亲很少赞赏她的优点，却总是当面夸她表妹来鞭策她。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哭着说：“我毕竟是你女儿，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我一点做得好的地方？”看到女儿哭了，她爸也一时手足无措，默然半晌，憋出来一句：“继续努力。”

豆瓣用户“兔子晴”写了一篇《对日本文科学术圈的想法》，感叹“如 果说国内和日本的学术圈都有一种‘窒息感’，那么我觉得国内的窒息大概来自过于激烈的竞争，而日本的窒息则来自深深的压抑”：

我非常幸运，遇到了正直、尊重我研究的导师，但还是很长时间都被困在学术圈整体的压抑氛围里。

我所感受到的压抑是：永远得不到正反馈。上面提到的B准教授曾经在入学仪式上公开说过：“我们老师默认学生都是很优秀的。所以我们不负责表扬，只负责指出问题”。这话只有她敢明说，也的确是道出了日本学术圈的一个“暗默的了解”。在很多老师看来，这种做法是“严师出高徒”，是教师的美德。

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总是被指出错误，而得不到真诚地称赞，他怎么还能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也是最近两年才明白的。疫情结束后，有一次我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有几位参会的学者特意走过来对我说：你今天这个报告很有意思，你论文的某个段落写得特别好。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是真的吗？这夸的是我吗？我配吗？我习惯的脚本是：你这个研究有意义吗？你这个结论还是没把问题说透啊。

她所说的这种压抑感，其实国内社会一样有，有时还更强烈——你何止是“得不到正反馈”而已？你甚至可能得到劈头盖脑的负反馈！

身处这种有毒的氛围底下久了，人真的会生出一种深深的不配得感，仿佛得到那些称赞是令人羞耻和不安的，更糟的是：你会怀疑那些正反馈并非出自善意，只是虚假的客套，却相信那些刻薄狠毒的负反馈才是真实的。

我是成年以后才逐渐意识到，那种宣称“都是为你好”的批评教育，其实是控制欲使然：上位者通过贬低来操纵下位者的情绪，使之自感有缺点并处于服从、受教育的低位上。在一个权力体系内，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对方不断自我改进，而是为了使之始终不能翻身。

这么说是因为，这种反馈机制并不是基于平等互动的双方关系，而是嵌入在一个等级体系内的：想想看，传统的中国父母总在批评教育子女，然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是绝对不能批评的。

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

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惩戒权本是绝对的，伦理告诉我们的，子当“有顺无违”，这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伦常”的问题。在父母责骂时而和父母分辨讲理，甚至顶撞不服，在孝的伦理之下，实是不可想像的事。[……]“是非”，毋宁说是系于身分的。我错了，因为是我他的儿女，他的话和行为是对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可想而知，要维持那种绝对的管教惩戒权，就很难发自内心地欣赏对方，因为那种欣赏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如果一个人自己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尊重，那他恐怕也很难学会如何欣赏他人，因为他从小学到的，要么是慕强和服从，要么是逆反，又或者就是贬低和打压他人。

显然，要维持这样一套机制顺利运作，那么，那些“不听话”的人必须得不到奖励；否则，不听话居然还有糖吃，那谁还愿意听话？

这乍看只不过是谈不上有多大惩罚力度的非正式机制，但在现实中却极其强大，因为它潜移默化、无处不在，足以让任何潜在的特例独行者掂量一番，是否有必要为了坚持自我而被社会所排斥，付出这样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

中学时读课本上的《 <呐喊> 自序》，那时候其实理解不了鲁迅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年事渐长，才慢慢体会到，要在一个呐喊而得不到回应的旷野上坚持前行，那是谈何容易。当然，也许真正有创见的人都难免如此，王尔德因此有句颇具讽刺意味的俏皮话：“我经常担心得不到误解。”其意无非是说，如果自己所写的立刻就被公众理解、接受，那就有平庸的嫌疑。

我其实从小算不上特立独行，相反，不谦虚地说，我一直是个好孩子、好学生。我也并不喜欢人际冲突，在网上论战中从不骂人。也因此， 我以往常被视为理客中，确实我也总想着“温和周到”一点，先理解他人的观点，再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我也照样被骂了多年，有的人甚至素不相识，就盯着我骂，乃至跑去给我的书打一星。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在豆瓣上诧异地说：“ 很好奇，为什么维舟老师每本书都有大比例的一星，到底得罪谁了？”

别人是年轻时叛逆，老了认命，我好像是反过来，年轻时与世无争，现在反倒不惧被人讨厌了。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想被所有人都喜欢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自己在一些话题上清楚地表明观点，那就要做好准备迎接暴风雨。当然，任性的结果就是我挨骂更多了。

虽然在我自己看来，我慢慢地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但我也清楚，在有些人眼里，我是走上了一条逼仄的歧路。有人还尖刻地嘲讽，“标新立异本来就是你最大的卖点”，显然，他或是不能、或是不愿辨别真假，而乐于将我那些让他不愉快的观点一概视为某个打造出来“人设”。这让我想起小说《斯通纳》里那个老知识分子，人到中年后终于决定做回自己，但结果只是让周围人觉得他越来越难以理解。

不理解也正常。我理解这种不理解。有一句早已被用烂了的梗，倒是挺符合我当下的心情：“懂的自然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