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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后,傅作义先生出任水利部长、水利电力部长,先后达二十多年,他每年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下黄河,溯长江,到各地检查督促,调查研究。
钱正英于1923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水利水电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后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她在《怀念傅作义先生》一文中写道:
傅作义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逝世,水利电力战线的职工深切怀念对中国人民胜利和水利电力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傅作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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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早在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侵略者蚕食华北时,傅先生于一九三三年即率部参加了长城战役,在怀柔一带歼敌三百余。一九三六年,他指挥的绥远抗战,英勇抗击了侵犯绥远境内的日军和伪蒙军队,取得了著名的百灵庙之战的胜利,同时收复了红格尔图、土木尔台、大庙子等要地,挫败了日军侵占绥远的阴谋,名震中外。当时,毛主席特派南汉宸同志往前线慰问。
在抗日战争中,健先生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坚决抗战,其功绩人所共仰。
解放战争时期,他于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主席在给傅先生的亲笔信中说: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
党和人民一直高度评价傅先生的贡献。在他病危时,周总理抱病到医院探视,握着他的手说:“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劳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深切怀念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时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先生。
解放后,傅先生和党的领导人交往很多,毛主席对傅先生也很关心,多次请傅先生到他住的地方去,有时还邀他一起吃饭、看电影,傅先生也直言不讳把有关国家大事的意见向毛主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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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傅先生也很关心,常到傅先生家里去看望,也多次邀请傅先生和夫人到自己家里作客。陈老总、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傅先生都常有来往。
新中国建立之后,傅先生出任水利部长、水利电力部长,先后达二十多年,至一九七二年才因病恳辞。傅先生在部内对党组是很尊重的。他和党组主要成员李葆华、刘澜波同志等始终相处得很好,工作上的问题,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商量。从水利部到水电部,党内外的团结一直很好。
我们同傅先生在一个部里共事多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面对解放前留下来的烂摊子,为确保大江大河不决口泛滥,在与党员副部长李葆华同志密切配合下,做了大量工作。
傅先生每年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下黄河,溯长江,到各地检查督促,调查研究。
一九五〇年他去查勘黄河,那时,我尚未到部里工作,但听说他到陕县的那天,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他仍按原计划进行活动,到达三门峡踏勘,傅先生和大家一起都露宿在黄河的干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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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他和李葆华同志等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三十华里一段路程汽车无法通行,傅先生和李葆华同志决定和大家一起步行,只是向农村雇了三头毛驴驮行李。
一九五四年,他出差新疆,除遍看水利工程外,还非常注意做民族工作。他经常到现场去,到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
一九六三年海河大水,天津市防汛工作异常紧张。那时,傅先生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且是在第二次严重心脏病发作治疗几个月出院不久,他除了每天向防汛办公室了解情况外,还要亲自去天津看看实际水情,慰问防汛抢险队伍。部党组同志考虑到他的健康情况,且当时我已去过天津,所以一再说服劝阻。最后,傅先生亲自找了周总理,经总理同意,由刘澜波同志陪同到防汛前线,与当地防汛指挥部门研究了工作部署,慰问了防汛军民。
他出差论制度可以要“公务车”,但他从来不要。他说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合要一间包厢就够了。他到基层、工地视察,不只看工程,而且还看工棚、食堂,有时还到农户,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无论在部内还是在工地,都不接受特别照顾。
他常以周总理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来策励自己。由于他经常深入工地,再加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注意倾听别人意见的人,这使他对水利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他的许多有关水利的发言和文章,既综合了同志们的见解,也包括了他本人的构思和看法。有一次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
党中央对傅先生一直很关心。一九五七年傅先生在山西视察工作途中,严重心脏病突发。周总理闻讯后,派专机送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前往抢救。回京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两次到医院探视、慰问。彭德怀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等也都曾到医院看望。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陶铸同志邀请傅先生一家到广东休养。傅先生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他的要求。
他到广东后,先后视察过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去过新会、佛山、高要、中山等县市。每到一地,总要看水库、排灌站、小水电站和农田水利工程。每到一个水库,照例是先服了硝酸甘油片,然后自己登上坝顶。
傅先生任水利部(后来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长达22年之久,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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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周总理建议他去住院或去外地休养。这实际是一种保护性安排,傅先生也理解党对他的深切关怀,但他认为对他说来并不必要,他谢绝了。
傅先生对祖国统一大业时时萦怀。早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就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在台湾的一些旧朋友们》的公开信。一九五六年傅先生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建议,在台军政人员可组成代表团来大陆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亲属,访问完毕如愿回去,保证安全送回。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他再次呼吁在台军政同事旧友为统一祖国进行商谈。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台湾同胞在人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时,他因病住院不能参加,但仍委托董其武同志代读他的书面发言,发言中殷切期望在台军政人员共同努力,早日完成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大业。我们相信,在中共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在祖国四化建设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经过各方努力,祖国统一这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伟大事业,傅先生临终前的遗愿,终将会成为现实。
钱正英后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参与了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参与规划和组织实施了新中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编制我国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和全国水利建设长远发展纲要。钱正英于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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